庫斯圖裡卡回憶錄：關於消逝的歷史與永恆的愛

本文摘自《我身在歷史何處》，埃米爾·庫斯圖裡卡 著，苑桂冠 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

作者埃米爾·庫斯圖裡卡 圖片來自網路

絕不向遺忘屈服

人生來就會遺忘。隨著時間的流逝，遺忘逐漸成了人類的一項基本藝術。人總有些思緒是受激情支配的，倘若遺忘這個君王不能弱化這些思緒，不能讓它們恢復理智或是變得井井有條，那我們的大腦可能就只是一個簡單的集裝箱了。如果沒有遺忘，我們還能睜開眼迎接新的一天嗎？烏雲尚且能遮住太陽，如果遺忘不能以同樣的方式掩蓋我們生活中的不幸，我們只得將苦痛看作靈魂無休止的流露，若事情真是這樣的話將會發生什麼呢？要想活下去也許是不可能的了。至於那些巨大的歡樂亦是如此。如果遺忘不能將快樂麻痹，我們最終會變成瘋子。正是遺忘減輕了失去愛人的痛苦。假設你和另外一個男孩同時喜歡上一個女孩，課間休息的時候，你的競爭對手在操場上給了你一記耳光，並因此獲得了女孩的芳心，這時，只有遺忘才能夠撫平無法挽回的愛人帶給你的傷痛。時間逐漸消逝，相紙上的塗層暈染了照片，而傷口也慢慢結了痂。

人是如何感受歷史中那些巨大災難的呢？又是怎樣度過那些災難的呢？無論是在災難前還是在災難後，遺忘始終居於統治地位。因為看到大眾是如何能夠忘卻歷史動亂的動機，又是如何輕而易舉地把日後精心編造的解釋當作事實，我將遺忘從因果原則中除了名。波斯尼亞戰爭之後，那些披著宗教外衣的民族主義分子得到了擁戴，好像他們是多民族波斯尼亞的偉大捍衛者，以此來迎合那些大國的軍事和戰略企圖；然而處於所有邊緣地位的受害者卻壓根兒沒被當回事，當然曾為上面提到的企圖服務的那些人則另當別論。因此我從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遺忘就像一扇閘門，通過這道閘門我們排出關於過去的繁重而討厭的思緒，關於未來的思緒也會以同樣的方式被清除。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人生的主要組成部分並不會有什麼改變。

經歷了巴爾幹戰爭的災禍，經歷了塞爾維亞的炮火，就連我自己也開始練習著遺忘，至少是練習著驅逐縈繞在我心頭的思緒。就在事情剛有點進展的時候，我在家中招待了一位電影批評家，20世紀90年代，他在好萊塢可是個能呼風喚雨的人物。是他讓我突然意識到遺忘可以憑藉對真相的無知而存在。當時正值庫斯騰多爾弗國際電影節。一天，喬納森打開電視機看到一檔英文播報的俄羅斯節目，這個節目讓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恰逢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電視里播放的是一部紀錄片。由於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他找到我對我說：

——我一直都以為是我們，是美國人，將歐洲從納粹的手中解救了出來，但是照我剛看的俄羅斯節目來說，沒有他們，這場解放根本完成不了？！

——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俄羅斯人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損失，這倒是真的，只不過2500萬人丟了性命罷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刻意將語氣偽裝成很隨意的樣子，就是為了讓我的朋友接受這個歷史事實，而不是火上澆油。我生怕我這位貴賓會為我的話感到不滿，會猜想我是要指出他有多麼無知。他腦袋裡的空白顯然是長期受到誤導而造成的，但是習慣帶著這樣的空白生活就無藥可救了。如果想從這個深淵中爬出來，很可能會就此打開懷疑全世界的突破口，那時你甚至可能會懷疑可口可樂、漢堡包、好萊塢的存在是否合理了。

——忘了你剛才聽到的真相吧。如果你非得仔細考慮這個不爭的事實，你就得穿過修理思緒和知識的車間，這會直接讓你走向精神錯亂的。帶著那些你習以為常的觀點繼續生活吧。

我友好地向他建議道。

看樣子他並沒有聽明白我的話，但他還是露出了一個大大的微笑表示贊同。

經過一番思考，我對自己說：我寫這本書還是對的。最起碼能留下關於我這輩子的一點資料。俄羅斯人民參與過反法西斯戰爭卻落得這樣的結果，以後完全可能會有人把我說成個麵包師；更糟糕一點的話，我可能就只是個冶金工人了。這位來自好萊塢的朋友讓我對遺忘的永恆特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不禁在想有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比如說我們的酸奶油是時間發酵的傑作，可是在它出現之前我們並沒有見過這類東西，但黴菌的存在明明比酸奶油要早啊。要想解開這個謎，首先得弄明白為什麼戰爭通常都會接著大災難而來，為什麼人們只有在這些巨大的動蕩之後才會有驚人的發現。為什麼二戰之前抗生素沒有得到應用？它不也是藏在黴菌之中的嗎？這個秘方曾一直被遺忘囚禁著。記憶是遺忘的前廳，它並沒有給神秘留出一條門縫，因此神秘便無法穿過記憶的迷宮，最終也就無法受到理智的支配。

危機和戰爭已經發生了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遺忘變成了一種獲取慰藉的方式。因為，如果沒有遺忘，人如何能夠適應當代世界的墮落思想？如何能夠接受借著人道主義的名義發動戰爭的行為？如果你屬於這樣一個小群體，大家拒絕默默接受大國的意志，在世界格局重組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仍固執自問「在歷史長河中我們身處何處？」這些大國會向你們投出炸彈，還美其名曰「仁慈天使」。在這之後的適應過程中，遺忘就會發揮它的決定性作用了。我們越是急著忘卻眼前的東西，就越是會急著向第一人稱單數的「我」提出這個著名的問題：「在歷史長河中我身處何處？」這樣，我們前進得也就越快。生活中亦是如此：我們越快忘記課間休息時操場上的那記耳光，就會越快獲得一份新的愛情。然而遺忘同時也把稍許的記憶封鎖了起來，而這一部分可能正是支撐歷史的重要元素。這可不僅僅是打架弄傷的鼻子那麼簡單。

當我十幾歲的時候， 紐約、倫敦和巴黎這些大地方的青少年會排隊去買披頭士（Beatles）、斯普林斯（Springsteen）或是迪倫（Dylan）的新唱片。而現如今，年輕人排隊購買的卻是iPhone4。遺忘再一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人們把迪倫的唱片塞到了遺忘的地毯下，在一個嶄新的世界裡活得更加輕鬆。在這個世界裡，物才是引力中心，它取代了那些我們曾經偏愛的、歌唱愛與自由、反抗不公的英雄。還是遺忘，是它迫使我們接受科學文化的基本原則，而這種文化勢必會把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文化埋葬在博物館的地下室里。當然，那些為iPhone發專利證的人肯定沒有站在人類本性傾向的角度對這一精巧的儀器進行過思考，但遺忘確實對他們有所幫助。在被遺忘統治的房間里，總有一塊空地用來安放那些被時代遺忘的英雄。

我認為遺忘是人之所以能夠活下去的一個原因，但我絕不會向遺忘屈服。現如今，有多少人屈從於籠養雞一樣的社會制度啊，這些籠子里的雞，它們的記憶永遠只會停留在上一口吃掉的食物上。有人甚至利用遺忘創造出了歷史終結論，這一理論曾在20世紀90年代征服了整個世界。自由資本主義的鼓吹者想讓我們斷絕與自身文化、身份的一切聯繫，好讓我們也被捲入科技革命的旋渦，讓我們相信這樣能夠疏通我們命運的河道，能讓我們生命過程的調節器運作起來。這種狂妄的企圖喚醒了我心中的一種渴望，我要留下該記住的，清除該忘記的。

我希望寫一本書，整理一下有記憶遊走的灰色牢籠。幸虧寫作天使教會了我如何思考如何講話，我打算從這一堆記憶中抽出本不應該永遠被隱藏下去的東西，就像被烏雲遮蔽的太陽。在我與世長辭之後，如果有一天我的某個後輩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想同我建立起一種聯繫，以期望揭開他的身世之謎，那麼這時候如果曾經震顫我靈魂的所有東西因為我的死而再也不能被接觸到，恐怕就不太妙了。

我不希望人們對我有任何誤解。也不希望我會遭受這樣的命運：朋友和家人一遍遍地撥打我的電話卻無人接聽，他們並不知道我已不在人世，在不知打了多少通電話之後，他們聽到的只有自動答錄機裡面傳出的一個女人的聲音：

「您撥打的電話暫時無人接聽……」

作品簡介

《我身在歷史何處》，埃米爾·庫斯圖裡卡 著，苑桂冠 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

兩獲金棕櫚獎的前南斯拉夫電影導演、演員、音樂人 埃米爾·庫斯圖裡卡——1954年出生於薩拉熱窩，是世界上偉大的電影藝術家之一，他的人生正如他的電影：激烈、豐富、不羈，音樂無處不在。在這部回憶錄中，他將個人經歷與南斯拉夫——這個消失的國度、昔日的祖國——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從上世紀50年代他還是個住在薩拉熱窩的塞爾維亞小孩開始講起，回望摧毀祖國的那場戰爭，中間穿插了自己在電影創作中取得的成就、與約翰尼·德普的友誼以及對費里尼的仰慕之情……帶著電影中同樣的真誠與詩意，庫斯圖裡卡向我們講述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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