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話都是真理？如何走出「微言大義」的經學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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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傳統經學和經學傳統

中國傳統文化,概括地說,是一種經學文化。不獨中國傳統文化,近代以前的整個中世紀文化,都是一種經學文化。經書上說的,就是真理;也只有經書上說的,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得到人們的信任:學者們的工作,主要是闡釋經書,或者把經書的教導變為現實的行動。

十三經註疏

經書所說,無論如何正確,它總是過去的事情,過去的問題。雖然有些可以長期發揮作用,但畢竟大多不能如此。要把只適用於當時的內容,說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質諸古今而不疑」(程頤語),並且使之使用於任何時代和任何環境,就必須重新加以解釋。就這一角度看問題,經學,乃是對經書進行重新解釋之學。

經學的目的既然是使過去的經文適應當前的現實,它就不能忠實於經文本義,於是或望文生義,或借題發揮,甚至無中生有,杜撰揣猜。自然,古代經學忠實原義的內容是有的,這些內容至今仍然是我們理解經書的基礎。但這只是古代學者的出發點,而不是他們的目標。他們的目標,可以代表時代思想面貌的,主要是這種望文生義、或借題發揮的解釋。從科學的觀點看問題,這樣的解釋顯然違背經書的原義;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問題,賴有這種借題發揮和無中生有的注釋,才有古代思想的不斷發展。而古代的思想發展,也幾乎只有藉助這種釋經方法才有可能。

這樣的釋經方法,是經書教條和現實矛盾的產物,也是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因此,就古代經學的總體來看,可說都不是對經義的正確理解。以中國儒學為例,清代人推崇漢代經學,認為漢代經學最正確地反映了經書本義。漢代儒者對字義的訓詁、事實的考訂,確有後人不及之長;但漢儒的釋經,同樣不以恢復經書本義為目的。漢代經學最重要的派別是《春秋》公羊學,而《春秋》公羊學的基本方法,乃是追求經書的「微言大義」。所謂微言大義,就不是經文的本義。這樣的追求當然會發掘一些經書的深刻含義,但多數卻是漢代學者的發揮和揣猜。其它經學和派別,也都是如此。易學多卦氣說,《尚書》主五行傳,《詩學》有「五際」之說,禮學講明堂陰陽,名稱不同,性質相類,都是一種天人感應之學。其進一步發展,就是讖緯之說。這些內容,都是五經所沒有、或者說法不同的,但據漢代學者所說,這些內容都是五經的本義,是孔子專為漢代所制的法規。

至於魏晉玄學,其基礎也是經,不過對經有了另一種說法,和漢代不同而已。依傳統見解,玄學說經,更不是經學本義,並且摻雜老莊,混入異端。到了宋代,學者們接受了韓愈的說法,認為孟軻之後,道統失傳。那麼,從漢到唐,中經魏晉,學者們的釋經全都不對,而只有他們才弄清了經書本義。然而當時就有人指出,孔門弟子從未聽孔子談論性與天道問題,程朱等人所說,則專是性與天道問題,這與聖人明顯相違。時至今日,人們更容易理解,程朱陸王的釋經,不過是為了張揚他們的理氣心性之說,天理人慾之辨。經文,多數是作了他們思想的註腳。

清代學者反對宋明學者,認為宋明儒者的說經,乃是鑿空虛言,不是經書本義。他們要求回到六經,以弄清經書本義為己任。然而整個清代的學問,不出漢、宋兩家,清代學者弄清了多少經書本義,也就可測而知。

歷代學者互相批評,都說對方所說不是經書本義。考察他們的經注,確實有許多不同。然而他們說經的方法,卻沒有根本區別。漢代的「微言大義」和宋明的「六經注我」,實則都不過是借題發揮。由於時勢有別,發揮出的內容也就各異,但借題發揮,則漢、宋一致,明清也不例外。《周易》說學者們是「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那麼,在注經這個問題上,卻是殊歸而同途,一慮而百致。這可以說是經學恆久不衰的傳統,然而這又是個不傳的傳統。不是誰向誰學的,但都知如此去做。這不傳的傳統,比師徒授受的傳統,更加牢固。師徒相授會失傳,這不傳的傳統,卻不會消失。因為他們都要解決現實的問題,面臨著同樣的矛盾,也就不能不用同樣的方式。

02

經學傳統的擴展

明清之際,經學傳統有了新的發展,產生了學界熟知的「西學中源」說。這是傳統經學對西學東漸的消極反應。隨著西學東漸的不斷發展,西學中源說也不斷發展。

明朝末年利瑪竇等人來華,所帶來的主要是天文數學,西學中源說也就主要發生在天文數學領域,並且以當時最著名的天文數學家梅文鼎為代表。依梅文鼎所說,則整個西方學術之核心為幾何學,而幾何原理不過是勾股術,勾股術則出於中國古代的《周髀算經》。由於周朝末年,世道中衰,疇人子弟分散,一部分逃到西方,也帶去了勾股術。勾股術在流傳中,逐漸演化成了幾何學。因此,幾何學不過是中國聖人之教的緒餘。不管梅文鼎本人究竟如何想,西學中源說對古代經書望文生義、借題發揮、甚至無中生有的理解方式明顯可見。

西學中源說極大地鼓舞了當時學者對古經的興趣,與當時學術主流要求回到六經相呼應,天文算學也對自己的古代經典表現了特殊的興趣。久已無人問津、幾乎就要失傳的算經被發掘出來,被加以整理和注釋。史實證明,中國古代賢哲在天文數學方面確有許多鮮為人知的偉大創造,因而進一步加強了當時學者對自己傳統文化的信心,同時,西學中源說也在發展。渾天如雞子,被作為中國古人已知地圓的根據;天元術，被作為西方代數學的源泉。在民族自豪感增強的同時,當時的學者也把自己封閉在古代的經典之中。他們把過多的精力用在追尋西學之源上,卻沒有想到應該去發展那個流,以致在鴉片戰爭以後,如同清初到乾嘉年間的學者指責清談誤國、心學誤國一樣,也有人指責,是乾嘉時期的學術導致了鴉片戰爭的失敗。

但是指責歸指責,經學的傳統卻沒有因此而中斷。此後隨著更多的西學傳人中國,西學中源說就有了更大的發展。物理學、化學、電學等等,全被說成是源於中國,是中國古已有之。嚴復於1895年作《救亡決論》,其中說道,學者們為了揚己抑人,「於古書中獵取近似陳言,謂西學皆中土所已有」,並把對經書的尊崇擴展到了子書,但那基本思維方式未變,其解書的方法,仍然是望文生義,借題發揮,甚至無中生有,杜撰揣測。以致嚴復在對「學」下了定義之後,竟認為中國古代可說是無學!

面對西學,也有不少頭腦清醒的人士。如最先提倡學習西學的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就認為西方的算學、光學、化學等等,皆得格物至理,多中國人所不及。然而就在這些先進分子之中,經學的傳統也根深蒂固。鄭觀應作《盛世危言》,就認為西學中的科學內容,幾乎都來自中國古書。嚴復所批評的那些說法,在《盛世危言》中,幾乎都可找到。先進人物尚且如此,其他則可想而知。

盛世危言

嚴復作《救亡決論》的時代,是甲午戰爭失敗、洋務運動破產,學習西方已從學西器、西藝到學習西政的時代,這時候,又有人從古書中找到了根據。梁啟超作《古議院考》,認為中國古人早就主張議院,雖然此後梁氏否定了自己的說法,但他不能使所有人都不如此去想去說。接著梁氏的話題,有人說道,《尚書·洪範》中的「謀及卿士」,就是如今西方的上議院;「謀及庶人」,就是如今的下議院。到清代將亡前夕,孫治讓完成了他著名的著作《周禮正義》。從經學的歷史來說,這當是最後一部卓有成就的經學著作。孫氏談起這部著作的基本指導思想時說:「國家之富強,從政教入,則無論新舊學均可折衷於是書」(《清史稿·孫怡讓傳》)。

也就是說,西方的科學,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周禮》一書中早就有了。甚至媒氏於「中春之月,大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也是古人主張自由戀愛的例證。從漢代始,到孫治讓止,經學的傳統,與古代社會相始終。

辛亥革命後,在五四運動中,在三四十年代,認為經書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的聲音從未絕跡。比如在五四運動時,於1919年5月出版的《國故》第三期上,有宋育仁《春秋經世微》一文,其中說道:「六合之萬形、萬物化分化合,人之所以有生有死,佛說如《首楞嚴經》,道書如《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參同契》等,皆剖析微芒,是即聲光電熱諸科學之所從出」。（未完待續）

作者：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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