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將」中唯一的戰略家趙雲

劉備從起家到佔據荊、益二州及至稱帝建立蜀漢政權，文，主要的依靠諸葛亮，武則依靠了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五員大將，也即是後來人們稱作的「五虎上將」。關羽為「蕩寇將軍」、「前將軍」；張飛為「征虜將軍」、「右將軍」；趙云為「牙門將軍」、「翊軍將軍」，並「掌內（宮內侍衛）事」，後主劉禪時，又為「征南將軍」（後「遷（調任）鎮東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後遷為「驃騎將軍」）、「左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後遷「征西將軍」）、「後將軍」。

《三國志·蜀書》將這五位將軍合傳為《關張馬黃趙傳》（第三十六卷），放在了《諸葛亮傳》（第三十五傳）之後，並將此二傳緊緊地放在了「先主」（劉備）、「後主」（劉禪）和二帝之妃子傳的後邊，其用心是很良苦的。它體現了作者陳壽認為在蜀漢中除了皇帝、后妃外，最重要的就是文臣諸葛亮和這五位武將了！

歷史上，關張趙馬黃這五位上將的共同地方，是他們都作戰勇猛、武藝超群，並且都為劉備、蜀漢立下過重大的戰功。當時人對他們的這些特點即有過很高的評價。周瑜對孫權說：「關羽、張飛熊虎之將」，程昱與郭嘉也都稱：「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對於趙雲，劉備稱讚他的武勇：「子龍一身是膽也」；蜀漢後期的大將姜維也說他對於蜀漢「勞績既著」「功效可書」。《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則讚頌為「趙雲強摯壯猛」。關於馬超，當時曹操就很畏懼他，說：「馬兒（馬超）不死，吾無葬地也」；諸葛亮則稱讚他：「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黃忠在「五虎將」中年紀最大（關羽稱他為「老兵」），但作戰時卻「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陳壽）；南宋名臣程公許也稱讚黃忠「智勇絕倫，足以當一面」。

但是也必須說，在「五虎將」中的關羽、張飛、馬超、黃忠都只是蜀漢所倚重的勇武上將、名將。他們都是靠著劉備、諸葛亮的安排、調遣，去攻打城池、衝鋒陷陣或者獨當一面。從史書記載中，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們從戰略的高度對劉備、諸葛亮提過任何軍事的或是政治的建議。關羽是「五虎將」之首，又獨鎮荊州，不能說劉備對他的能力、才華不予看重。但是，正是關羽在三國鼎立中「孫劉聯盟」對抗曹操這個根本性的「戰略」上不懂得或者至少不夠重視，最後引來了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致使在關鍵時候丟掉荊州。

荊州的失守不僅引起劉備出兵攻打東吳，以致彝陵大敗，使蜀漢軍隊損失了八萬多人，而且從根本上使得諸葛亮在《隆中對》里為劉備設計的戰略大計遭到了破壞。（《隆中對》為劉備的戰略設計是：「將軍若跨有荊（州）、益（州），……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後來，蜀軍單弱、又無荊州之地，諸葛亮只有從漢中一路出兵，以攻隴西，所謂「六出祁山」，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對此有很好的評論：「吳、蜀之好不終，關羽已死，荊州已失，曹操以（因此）乘二國之離」，遂使得「諸葛之志不宣」，「關羽安能逃其責哉！」

「五虎將」中也有既是勇猛的武將，但同時又很懂得戰略大計的人，他即是趙雲。《三國志·趙雲傳》記載他往往都是在涉及到蜀漢存亡的時刻，大膽地向劉備提出自己的主張。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劉備入川後與劉璋決裂，命令原與關羽一起鎮守荊州的諸葛亮、趙雲、張飛等率軍溯江而上，以為支援。諸葛亮等入川後一路上平定郡縣，後分兵兩路，趙雲率軍由外水深入，攻取江陽（今四川瀘州市江陽區）、犍（qián）為（今四川樂山市）等郡，第二年與劉備及諸葛亮軍在成都會合，攻下成都，從此佔據了原劉璋的益州。這時，劉備非常高興，封趙云為翊軍將軍。《三國志·趙雲傳》裴松之注引《趙雲別傳》說：「益州既定，時（當時劉備手下人）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指曹操）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lí，憂患）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劉備）即從之。」

趙雲的這一番話和建議有兩層意思：一是說，現在才剛剛打下益州，真正的敵人曹操還在那裡虎視眈眈，遠未到軍勝國安，這時如果諸將即分土分田、各住豪宅，誰還會再專心地去打仗啊，這是很危險的；他引霍去病的話進一步說明只有完全消滅了國賊，才可以真正「求安」，「須天下都定」,大家才可以「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一是說，現在益州人民剛剛經過戰亂，已經殘破、苦難不堪，再奪去他們的田宅，他們便無法生活下去，必然對劉備怨恨，只有歸還他們的田宅，「令（其）安居復業」才能得到蜀民的歡心擁護，並可以正常的徵調賦役，以固國本。

幸虧趙雲和劉備手下人（包括諸將）不同，在勝利的面前站得高遠，又被劉備採納，才避免了劉備入蜀後可能釀成自己軍隊瓦解、又遭蜀人反對，在益州根本站不住腳的後果。

後人對趙雲此舉評價很高。元代郝經在《續後漢書》中說：「雲尤識慮經遠」，與諸猛將相比，「壯而不疏，每進忠益」。明代沈國元在《二十一史論贊》中也說：「趙雲辭田宅請滅魏，皆有古大臣識量，寧得僅以名將律之。」鍾惺在《史懷十七卷》中更是稱讚：「觀（趙）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認為趙雲不僅僅是一員猛將，而且是能夠識大局的治國重臣。」

另一件突出的事，是在公元221年，關羽失守荊州、被殺，此時劉備已經稱帝，建立蜀漢，「先主（劉備）念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劉備完全是一時的衝動，而置諸葛亮早先在隆中定下的「聯吳抗曹」戰略大局於不顧的魯莽行為。後來事實也證明了劉備的決定是錯誤的，彝陵一役損失八萬多人，自己也憂傷成疾病死於白帝城。就是在這極其關鍵的時刻，包括諸葛亮在內無人敢於對劉備加以勸說，而只有趙雲出來頂著其「盛怒」，大膽陳言。《三國志·蜀書·趙雲傳》裴松之注引《趙雲別傳》記載說：「孫權襲荊州，先主（劉備）大怒，欲討（孫）權。（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曹）操身雖薨，子（曹）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先主不聽，遂東征。」趙雲這一諫言是在劉備「盛怒」時對劉備講的，它不僅反映了趙雲在蜀漢危亡關鍵時刻對大局、戰略的清醒認識，而且反映了他敢於不顧劉備「盛怒」，進諫忠言的忠誠和膽識。

後人對趙雲的這一舉動評價也是非常高的。宋代蕭常在《蕭氏續後漢書》中認為趙雲此一「舍吳而專事（治）魏」的謀略，「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朱黼（fǔ）在《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中，論到趙雲的此諫：「可謂深切著明，知天下大體矣。」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很惋惜劉備未能聽從趙雲的意見，說：「向令先主（劉備）……聽趙雲之言，輟（chuò，停止）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連吳好以問中原，力尚全，氣尚銳，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灑於許、雒（洛），而徒流於猇亭（今湖北宜昌市下轄區，蜀吳彝陵之戰即發生於此）乎？」直到清代乾隆皇帝提起此事，還大加感嘆地說：「使如趙雲所言，居河、渭上流，以伐逆寇（曹操、曹丕），漢事未必無成！」

後世依據正史，說「（趙雲）光明洞達，可為濫賞之戒。觀（趙）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這應該是對歷史上趙雲的恰當而公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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