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與美國創意寫作（上）

（上）新思維的確立

嚴歌苓

享譽世界文壇的華人作家，是海外華人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雙語創作小說，其作品無論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複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被稱為「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

嚴歌苓曾在美國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學習創意寫作，並大大受益於此。而與此相關的資料非常稀少和零碎，本文擬對此進行整理，呈現出一個比較系統的文本。在上篇中，將展現嚴歌苓在美國思維轉變的過程。

1989年底嚴歌苓去美國開會，申請到哥倫比亞藝術學院上學，希望用這個時間好好完善自己，接受正統的學院教育，使自己的創作有新的深度。1990年，嚴歌苓進入英美文學的系統閱讀，讀了很多英文原著，她強迫自己對作家的理解，進行非常專業的記憶和闡述，不自覺地使自己從純粹偶然的、憑著興趣的摸索創作，變得很有意識的創作，過度成學者型的作家。

出國是一個很好的轉折點，嚴歌苓從做人到做文都出現質的變化。在國外比國內的生活平實得多。她說：「這是一個大致公正的競爭環境，優劣、高下、貴賤一時不論，但這裡沒有矯情的『體驗生活』，這裡就是一分錢一分貨的生活。這裡你有最充足的生活自由，包括致富的自由和受窮的自由，以及為獎學金殊死拼搶的自由。」

「我在美國經歷了一次大洗牌」

「那時我一小時的英文閱讀極限是七頁，而我的同學是三十頁到五十頁。但我有減免睡眠的自由，有強記硬寫的自由，也有暫時戒掉娛樂、party、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嘔心瀝血、絞盡腦汁，拿出稍新一些的讀書闡述或規定作業的自由。」

·「孩子一樣悄悄模仿別人向投幣洗衣機里投幣，觀察別人如何在地鐵門口刷車卡，留心別人怎樣開關千奇百怪的公共廁所水龍頭。在這樣的處境中，一個移民要在幾個月內完成正常人十來年的成長，每分鐘都有可能經歷驚嚇、羞窘、頹喪或欣喜若狂。因此，當一個移民獨立而自尊地立足於別人的國土時，他對大量事物在短時間內接受的經歷給了他內心極度的敏銳和豐富，使他有了一種不依靠語言的對人和事的解讀，一種近乎第六感應的對於世界的感知。我把這個『呆下來、活下去』的過程，看成一次再生。」

·「我對美國很有一種幻滅感，我很想回到當年，但是不可能了，經過這些年的生活，是非觀念、道德觀念等等全部都重新洗牌。」

「十年一覺美國夢」

「我承認現在的我是一個是非很模糊的人，這大概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文學寫作master的經歷有關。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在餐館打工，碰到一個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總是氣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們為什麼那麼angry，一進來就罵中國人都是F打頭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 氣，就跟同學抱怨今天碰到一個黑人give me a hard time。我的一個猶太的同學說，你為什麼一說起來就講到黑人呢？你可以說他是個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說年輕的、年老的，你卻首先提出來她是個黑人，你的潛意識裡就是對黑人瞧不起的。我說絕對沒有，你們白人和黑人的種種血債我們都不參與的，我們是中國人啊，過去你們倒賣黑奴什麼的都跟我們沒關係的，我為什麼要歧視黑奴呢？他們就說，其實你們亞洲人對黑人的看法比白人對黑人的看法還要糟糕。後來我仔細想想，確實是這麼回事。

還有一次我和同學聊天，說到中國人在美國肯定不會去做乞丐因為他們很要面子很在乎尊嚴。我的同學就跟我爭了起來，他們說乞丐和尊嚴是兩個完全不搭界的東西，乞丐是他們的職業，他乞討得好說明他能幹。

傳統的東西開始被質疑，千百年來從古到今定下來的一些規則、人的一些面目和地位，在我的這些同學和知識分子朋友當中被顛覆了。這對我來說是從新的角度去看生活。我很喜歡美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叛逆的，是一個對什麼東西都不容易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的群體。

有時候我也想回到15年前的思想去寫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觀被洗得亂七八糟。我沒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會落下來。所以我的作品裡從來不會告訴讀者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在我的小說中見不到絕對的反面人物。」

（2008年復旦大學講座演講詞《十年一覺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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