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街並不是只有老媽蹄花和人民公園

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車經過成都人民公園旁的祠堂街，有多少人在這條街上停留。但要人們描述祠堂街，或許他們多半以「人民公園」和「老媽蹄花總店」開頭。

但往往是，人們在描述這個赫赫有名之地時，連祠堂街三個字都會略去。儘管在地圖上，祠堂街是它們的位置坐標，在行政劃分上，它們也是歸屬於祠堂街，甚至一出人民公園地鐵口，可以看到寫有「祠堂街」三個大字的指示牌，但在人們的印象中，祠堂街好像「消失」了。

祠堂街街景

這條街老舊、短小，只不過300米長，30米寬，南邊人民公園的文化歷史人所共知，北邊的建築群也藏有記憶。這片建築形成一個奇怪的三角形片區，布滿了餐飲。駕車的人或許只把它當成車輛分流的路障，路過的人或許只把它當成滿足果腹之欲的地方。

事實上，只要你肯抬一抬頭，看看街邊高處的景緻，或者往街道深處鑽一鑽，你就會發現這裡居然有好幾處老建築。再問問那些年老且有智慧的人，原來這小片建築群承載了這麼多的文化與歷史，記憶與故事。

成都市青羊區房產管理局工作人員鍾永平對祠堂街非常關注。從2003年開始，鍾永平就參與了祠堂街項目，如今他對這裡的情況了如指掌。鍾永平說：「祠堂街北側的建築群，已經是成都為數不多、較為豐富的近現代建築群，整體片區被保留下來，已屬十分難得。

」這裡彙集了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幾個時期的建築，祠堂街像一個小型建築博物館散發出不同的風格。鍾永平介紹，「這條街以前的問題很多，年久失修、火災隱患突出、建築使用功能混亂，有關部門也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才製作出相關開發保護方案，希望能重現這條街曾經的風采。」

成都曾經的新文化中心

最初完整描述祠堂街歷史的是袁庭棟老先生，他說：「祠堂街最初不叫街，是清朝滿城的一條衚衕，叫喇嘛衚衕，或者蒙古衚衕。」

康熙年間，時任四川巡撫的年羹堯，奏請修建了滿城，而祠堂街就在滿城的東南角，因為在街上為年羹堯建立了生祠，故得此名。

「祠堂街最初很長，從現在的位置一直通到將軍衙門。也正是有了這條街，才有了人民公園。」袁庭棟說，改革開放以後，蜀都大道的貫通，截斷了祠堂街，現在的長度大約是當初的三分之一。「1949年以前，這條街是成都最早引進西方文化的一條街，此後慢慢形成文化相對集中的地區。」袁庭棟介紹到，「它是最早看到油畫、小提琴的地方，那時的書刊可是精神糧食。」

祠堂街早年主營經史子集、試帖闈墨等舊式讀本，1912年以後，出現許多新式書店。抗日戰爭期間，成都成為全國大後方的文化中心，祠堂街因為已有的文化基礎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廉價的房租，慢慢吸納了無數的文化機構和名人，開始走上它的輝煌歷程。

流沙河在一次採訪中回憶，祠堂街一帶有上百家小書店。據統計，從1937年到1949年，開設在祠堂街的書刊新店、文具店佔到了全市總數的70%，數量遠超當時的春熙路，故而，這條街在當時被稱為「新文化街」。

祠堂街舊照

據《成都街巷志》介紹，全國著名的生活書店、開明書店、商務書店、東方書店、大東書局、正中書局等很多分店都來到祠堂街，群力社、大聲社、星芒社、戰時學生旬刊等等多家報館，也都聚集在此。當時讀書的氛圍極濃，吸引了無數青年，《西行漫記》《論持久戰》《彷徨》等風靡一時，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進步書刊也屢見不鮮。一些書店門口掛著「歡迎看書」的牌子，有的還免費提供開水，書架上的書可隨意翻閱，服務之好。

為宣傳抗戰，祠堂街發出了最強烈的聲音。一些書店組織圖書業工人歌詠團，早上唱抗日救亡歌，晚上開展街頭演講和演出，上演了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著名街頭劇。

除了書店，祠堂街還有表演新戲的劇場，是一個很時髦的地方。1931年，祠堂街出現了西蜀大舞台，1937年改名為天府大戲院，1939年又更名為新又新大戲院，成為傳統川劇改革與創新的最大實驗場，推動了近代戲劇的發展。1947年戲院改名為錦屏大戲院，1952年更名為四川電影院，位置就在祠堂街8號。

袁庭棟先生回憶到：「以前我在四川大學就讀，還是個窮學生，雖常去學校禮堂看電影，但四川電影院會放一些其他地方沒有的電影。那裡的票分幾個等級，甲等票1角5分錢，差點兒的票1角2分，我去那兒看了一場1角2分錢的電影。」

事實上，散布在祠堂街上的新潮機構數不勝數。不僅有著名的餐館「努力餐」、中西結合的「聚豐園」等高檔餐廳，還有當時最洋氣的童裝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這條街靠近人民公園那側，還有很多平房，許多書店。」鍾永平說，如今北側的建築群還保留著。

今天，在原四川電影院的頂樓，可俯瞰這一片區的所有建築，不同年代的建築高低錯落，遠遠地能看到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鍾永平解釋說：「根據城區規劃，這一片區的建築高度不能超過紀念碑，這對於想要建高樓搞開發的經營商來說，投資祠堂街很不划算。」正是因為這個「不划算」，這些建築保留得較為完整。

《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

革命歲月的見證者

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祠堂街是中共地下黨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中共中央南方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先後在此建立了7個支部及秘密聯絡點、交通站。如今，《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還佇立在這條街道的38號，默默地訴說著當年革命的激情歲月。

《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是一座三層磚木建築，佔地1440平方米，從上空俯瞰呈「回」字形，窗子形狀和裝飾都很別緻。主樓和廂房間由木質樓梯連接，走在上面吱吱呀呀的聲音，讓人彷彿回到那久遠的年代。

《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舊址

袁庭棟介紹：「抗戰八年期間，《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成為了成都範圍內唯一和公眾公開見面的窗口。」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創辦，據《抗日戰爭時期四川大事記》記載：「1938年3月12日，漢口《新華日報》在成都祠堂街設推銷組，羅世文任主任。」同年4月，成都祠堂街設立分館，附帶開辦書店，直到1947年3月。期間，周恩來、董必武、彭德懷、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等都到此工作和視察，據說，二樓的某個房間就是周恩來住過的地方。

《新華日報》發展迅速，在一年之內，發行站就遍布成都周邊10餘個縣，雖然僅僅有10多名員工，但發行量曾達到1000多份，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為宣傳抗日做出了巨大貢獻。

儘管如此，成都辦事處的工作一再受到國民黨的阻礙。據相關資料顯示，國民黨還暗中阻礙報紙的發行工作，派人毆打報丁、報童，糾集流氓鬧事。雖然共產黨員多以書店、報社為掩護，但還是引來了國民黨特務。從《成都街巷志》中可以了解到，國民黨特務常聚在祠堂街對面的一個茶樓上盯梢監視，為了找出目標，國民黨特務有時還專門帶著被捕者前來指認。

祠堂街38號

上世紀五十年代，這裡成了中國建設銀行的宿舍，在樓後還建了一棟小樓，從小住在這裡、現年50歲的曾先生對這棟老建築很有感情。他的父母就是中國建設銀行的職工，小時候，他和夥伴們常常在裡面跑上跑下地玩兒。「走進這裡，就是走進了革命大院。」他指著那面保存得最好的牆體說，「這棟樓的結構很好，以前整棟樓的風格和這堵牆一樣，灰磚、紅木，帶條框的窗子，非常好看。」

1947年，在《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被迫撤離之前，剛上高中的流沙河急忙前往，得到一本《毛澤東的少年時代》。流沙河感慨地說：「如今物換星移人漸老，每次經過祠堂街的時候，還要注目留情於那家書店的舊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張采芹畫室

四川美術的高峰期

據《成都美術志》記載，1949年以前，明確提到在祠堂街舉辦的畫展就有15次，主要由著名畫家張采芹操辦、在祠堂街上成立的四川美術協會，其舉辦的畫展實則多達80多次。祠堂街無疑是曾經的「美術中心」，如今在祠堂街10號的聚興誠銀行暨張采芹畫室，是那一時期的見證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大千、徐悲鴻、傅抱石、齊白石、謝無量等大批藝術家內遷四川。為接納他們，1941年4月24日，四川美術協會在祠堂街成立，張采芹、羅文謨、林君默等9人擔任協會「常務理事」，張采芹兼任總務一職。同時，張采芹兼職為聚興誠銀行祠堂街辦事處主任，並在辦事處樓上設置了自己的畫室，這裡成為最初美術協會辦公、聯絡、接待、展覽的地方。

張采芹

據統計，張采芹、黃君璧、豐子愷、張霞村、線雲平、張大千、沈尹默等十多位畫家都在這裡開過畫展。

出生於1933年的張思孝是張采芹的長子，那時他還是個不足10歲的孩子，「我經常跟著父親到聚興誠銀行辦公室，看著他和徐悲鴻、張大千等好多名人聊天談文藝，也談時政。從小耳濡目染，看了太多的作品。雖然展廳不大，但看的人還是挺多。後來，他們把街對面的聚豐園買了下來，作為協會的會址，兩個大的餐廳改成了展廳，當年協會的位置就在現在人民公園裡的『藝苑亭』。」藝苑亭里有四川美術協會故址紀念碑，前有馬識途書寫的字，後則是徐悲鴻為張采芹畫的全身像。

祠堂街10號內部一樓客廳

祠堂街彙集了最優秀的書畫作品。據《張大千全傳》記載，1944年3月1日，「張大千收藏古書畫展覽」就在四川美術協會禮堂開幕。10日之後，四川美術協會又舉行了首屆美術節紀念大會，參加者有美協會員與來賓百餘人。

為人仗義、古道熱腸的張采芹，一邊為書畫展覽出謀出力，一邊還要為藝術家們的生活奔走。晝夜勞頓，事必躬親，往往自掏腰包，這贏得了所有人的敬佩，文人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展覽震驚全國，他深為感激地說:「這次我的敦煌壁畫展覽得以在成都順利進行和最終取得圓滿成功，皆是多虧了采芹兄！」

廣為流傳的還有張采芹用十石米換回徐悲鴻《奔馬圖》的故事。徐悲鴻在祠堂街舉辦個人畫展，展覽結束後，《奔馬圖》卻不知所蹤。這下急壞了張采芹，他派人放出消息：懇請歸還，許酬重金。果然真的有人送來紙條：昨日牽去徐悲鴻的馬一匹，請拿五石米來換。

祠堂街10號老建築外觀

當時張采芹一月的工資才八斗米，而五石米則是五十斗米。一幅畫在戰亂年代實在無足輕重，而一斗米可能等於一條命。但在張采芹的眼中，《奔馬圖》的價值足抵千金，他沒討價還價，二話不說湊齊所需。結果對方又將酬金提高到了十石米，這簡直就是天價。但張采芹仍然答應，最後東拼西借，將《奔馬圖》完璧歸徐。

「一日，天氣驟寒，我父親見徐悲鴻衣履單薄，曾把一件毛衣脫下交與徐悲鴻，時隔一年後，徐悲鴻又把毛衣還了回來，我媽媽把它拆了重新打了一件給我穿。」張思孝還回憶，「當然，畫家都不只是在搞創作，身處戰亂時期，他們也通過義賣來支持抗戰。」

祠堂街作為一個美術中心，為流亡的畫家提供了暫時的棲身之所，他們得以在此切磋文藝。四川美術以這條街為據點，得到了繁榮發展，更重要的是它保存並延續了中國畫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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