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垚：唐代交通工具的改變與車服制度的衝突

歷史考古青年論集（第一輯）專輯

《文物、文獻與文化——歷史考古青年論集（第一輯）》（王煜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為2015年5月於四川大學召開的「歷史考古青年論壇（第一屆）」學術會議的成果之一，收錄了歷史時期考古領域中21名青年學者的論文，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本公眾號特用專輯的形式將其中的文章逐一推送，以饗學界。如需進一步了解和引用，請核對原書。

唐代交通工具的改變與車服制度的衝突

馬伯垚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在公元711年8月，也就是唐睿宗景雲二年的初秋，皇太子李隆基將要親自前往國子監，舉行釋奠之禮，祭拜先聖先師[1]。太常寺不敢怠慢，立即起草了一份儀注，命令參加這次祭祀活動的隨從大臣都要穿戴專用的冠服，並且騎馬一同前往。命令下達以後，太子左庶子劉知几上了一封奏疏，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蹬，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2] ……事有不便，資於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3]

劉知幾的這封奏疏旗幟鮮明地反對騎馬著衣冠的命令，理由是寬袍大袖的古禮衣冠只能在馬車上穿戴，如果騎在馬上穿著這些，既不符合古禮，也不符合今俗，有些不倫不類。其中一句話很值得注意：「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車自秦漢以來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出行與禮儀工具，至李唐時卻漸漸少有士人乘車出行，但是相關的車駕冠冕制度卻並未及時作出調整，造成制度與現實的脫節，僭越等級的情況時有發生，其中也反映出唐人對車服古禮的興趣漸趨淡薄了。

一、車駕的衰落與騎馬的風行

明人王世貞有這樣一句話：「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後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4] 十分清楚地說明了自三代到隋唐出行方式的演變。

車駕在先秦兩漢之際一直被視為君子之乘。《史記·循吏列傳》孫叔敖曰：「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5] 《漢書·董仲舒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6] 同時，車駕也是等級制度的重要一環，具有明尊卑，別上下的作用。《續漢書·輿服志》提到：「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7] 桓寬《鹽鐵論》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8] 《北史·李彪傳》李彪上表曰：「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9]

而唐代上至皇室，下至士人卻都不喜歡乘車出行。《輿服志》記載：「自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以來往……開元十一年冬，將有事於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而還。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無遠近，皆騎於儀衛之內。其五輅及腰輿之屬，但陳於鹵簿而已。」[10] 可見，自高宗伊始，唐代的皇帝便很少乘車，即便是有大型禮儀活動也選擇其他的交通工具。前文提及的劉知幾奏疏中說：「至如陵廟巡幸，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鞍馬而已。」[11] 可知，士子庶人除非參加極其重要的祭祀典禮，也很少有人乘車出行，無論貴賤都是騎馬遠遊。

漢唐間出土的圖像材料更能反映出兩個時代出行方式的差異。車馬出行圖是漢代畫像石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如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所表現的出行圖，出行車隊由軺車、騎吏與伍佰構成，圖上主車附近有「此君車馬」的題記，當是乘車出行的例證[12]。（圖一）安平東漢墓壁畫的車馬出行圖聲勢更為浩大[13]。（圖二）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也有許多車馬出行圖，如圖三描繪的是墓主人遷居居庸關的場景，上有榜題「使君從繁陽遷入關時」，直接地表現了漢代官員出行所採用的車駕[14]。而唐墓壁畫卻少見車駕，多為騎馬儀衛，如李壽墓墓道東壁壁畫，就反映了唐代貴族出行時龐大的騎馬儀衛隊[15]。（圖四）傳世名畫「虢國夫人游春圖」繪有九人騎八匹馬出行踏春，前隔水有「天水摹張萱虢國夫人有春圖」題籤一行，當時唐代貴族出行騎馬的例證[16]。（圖五）

圖一 山東嘉祥武氏祠前石室西壁車馬過橋畫像拓片

圖二 安平漢墓中室北壁車馬出行壁畫摹本

圖三 和林格爾漢墓中室入口甬道券門壁畫

圖四 唐李壽墓墓道東壁出行壁畫摹本

圖五 虢國夫人游春圖摹本

從乘車出行到騎馬出行之間，歷經了漢隋之間幾百年的變化。其中牛車逐漸取代馬車是魏晉時期出行方式的一大改變，也間接促成了騎馬出行的發展。這一時段的敦煌莫高窟壁畫就有很多牛車出行的圖像，其中第303號窟有一副題為「車馬與山林」的壁畫較為典型，時代大約在隋代。畫中一輛牛車在前，其後緊隨四名女僕；一名馬夫牽著兩匹馬在後，其後緊隨四名男僕。牛車與馬應當分別是男女主人的座駕，顯示出此時民間流行的出行方式[17]。（圖六） 余嘉錫對此有所論斷：「蓋中國固不產馬……漢魏之際，喪亂相仍，沿至有晉，戶口凋敝，馬之孳生益少。且其駕車服重，本不如牛，故愛重之，只供乘輢而已。」[18] 從社會經濟狀況的角度解釋了魏晉牛車的盛行與騎馬之風的勃興。而台灣的劉增貴教授則從社會風氣的角度對這一問題予以解釋，認為漢末清流士風的影響以及士族的發展也是影響這一時期出行方式的重要原因，導致車駕制度「以賤入貴」，以馬馭車的行為漸少，馬漸漸直接作為騎乘工具[19]。此外，唐代受北朝影響頗深，代北風氣的影響也是唐人喜好騎馬出行的原因之一。可以找到很多北朝士人騎馬出行遊玩的依據，如北齊東安王婁睿墓中出土的墓道壁畫中，就有很多鞍馬游騎圖、鞍馬導引圖。而墓主出行圖中騎在馬上的婁睿，則更直接地說明騎馬出行在達官顯貴中也很受歡迎。（圖七）

圖六 敦煌莫高窟第303號窟車馬與山林壁畫

圖七 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墓道出行壁畫摹本

關於騎馬，《漢書·韋賢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韋賢的兒子韋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20]。 韋玄成因為下雨而選擇騎馬到惠帝廟，結果被御史彈劾，遭到削爵。這件事讓韋玄成十分愧疚，感到對不起父親的他作了一首詩來反省自己，其中有這樣的內容：「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惟我小子，不肅會同，惰彼車服，黜此附庸……嗟我小子，於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群後，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21] 從此事中可見在漢代人心目中忽視車服制度、恣意騎馬出行是破壞常制、有損威儀的行為，應當予以懲誡。

反觀唐景雲二年那次釋奠之禮，太常寺命令隨從大臣著古禮衣冠前往國子監行釋奠之禮，但卻要求騎馬出行，實際上已與早期漢家制度相去甚遠。這才有了劉知幾所奏，在他看來，穿著漢家衣冠是不適合騎馬的，因為「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叢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22]。 漢家衣冠的長裙廣袖、鳴佩紆組會使得馬有驚逸，摔下騎者，影響朝廷威儀。所以劉知幾的態度就是連漢家衣冠乾脆也不要穿了：「事有不便，資於變通。」而這封奏疏也並未引起什麼爭議，很快就得到了認同：「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恆式。」[23]

二、屢禁不止的乘檐出行

上引王世貞言提到：「唐雖人主妃後非乘馬即步輦」，除了騎馬以外，坐轎子出行的方式似乎也在唐代漸漸勃興。高宗咸亨二年的敕令中提到：「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籬，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仿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24] 可見出門不乘車而坐「檐子」的行為已經日就月將，漸成風俗。

「檐子」，從各種文獻記載上看應當與後世轎子的形制相當。太和六年，右僕射王涯曾針對車服制度上相關奏疏，其中提到：「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妻金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八人。」[25] 開成五年，御史中丞黎埴奏疏中提到：「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其檐夫自出錢雇。」[26] 從「舁」、「檐夫」等字詞來看，檐子應當是由人來擔荷，當與轎子形制相當。陳登原曾有所考證：「唐制多沿北朝，板輿肩輿擔子，蓋皆今之轎子之別名。」[27] 而據黃正建考證，檐子還有門有簾[28]。而在新城長公主墓的墓道東壁更有一幅圖像與文獻描述頗為相似（圖八），被多方引用作為檐子的例證，雖然不能肯定這就是文獻中說的檐子，但形制差別應當不大。[29]

圖八 唐新城長公主墓墓道東壁出行壁畫摹本

這種類似轎子的交通工具，似乎和皇室的輦很類似。《通志》曰：「輦，人所輦也，徐爰釋問云：天子御輦，侍中陪乘。今輦制象軺車，而不施輪……隋制輦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30] 軺車去掉輪子，再用人力來擔負，其形象即是著名的《步輦圖》中唐太宗所乘的步輦了。文獻中常出現的「輿」，形制也較為類似：「（隋）又依梁制副輦，複製輿，如輦而小，公苑私宴御之，小輿幰方，形同幄帳，自閤內升正殿御之。」[31] 那麼輦、輿的形制與「檐子」就很類似了。

輦輿起初似乎只有皇室才能使用：「秦以輦為人君之乘。漢因之……魏晉小出則乘之，亦多乘輿。」[32] 到魏晉以後民間才漸漸有人使用類似的交通工具，《晉書·隱逸傳》記載陶淵明「素有腳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於是，「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33]。 《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王獻之曾經「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34]。 《北史·崔鑒傳》提到：「掖縣有人年逾九十，板輿造州。」[35] 這些記載中的「藍輿」、「平肩輿」、「板輿」似乎形制都很接近由人荷載的轎子。而梁代平民使用這種交通工具的情況似乎更普遍：「梁制……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通得乘之。」[36]

梁代貴賤通乘步輿，到了唐時朝廷的態度卻有所改變。唐太宗曾經在其詔令中對前代車服制度有這樣的總結：「自末代澆浮，采章訛雜。卿士無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儀。遂使金玉珠璣，靡隔於工賈，錦繡綺縠，下通於皂隸。習俗為常，流遁忘反，因循已久，莫能懲革。」[37] 唐初的朝廷並不認可此前的車服制度，表現之一便是不再允許百官乃至民間乘類似於步輿的「檐子」。前文提及的高宗咸亨二年的敕令提到百官家口「曾不乘車，別坐檐子」，認為這種情況「過為輕率，深失禮容……此並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38]。

而皇室成員使用輦輿出行的記載卻有不少，《唐會要》記載：「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則天以為常。」[39] 武則天也曾經「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徑危懸，欲御腰輿而上。」[40] 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禁中初重木芍藥……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41]。 李唐皇室喜歡乘坐輦輿出行，卻為了皇室威儀禁止百官士庶使用類似的檐子。然而禁令的效果並不理想，一方面，類似轎子的出行工具自魏晉開始就漸漸為士庶所使用，到了梁代更是貴賤通行。歷經幾百年發展，朝廷未必能做到令行禁止。另一方面，皇室成員屢屢御輦出行，未免有上行下效的事情發生。因此百官士庶乘坐檐子出門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尤其是婦女乘檐子出行恐怕更普遍。以至於到了唐文宗太和年間，王涯在奏疏中已經不得不承認：「婦人本來乘車，近來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42] 面對屢禁不止的檐子，朝廷的態度也只好轉變為有限度的承認。

三、不得不為的變通

自唐高宗開始，車駕出行衰落，騎馬與坐轎出行漸成主流。然而車駕冠履制度卻並未針對出行方式的改變及時予以調整。制度與現實有所脫節，沒有相關等級制度的約束，奢侈的風氣便大行其道。唐代宗的詔書中有這樣的內容：「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繒之本，資錦繡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競。」[43] 唐文宗太和元年的敕令中說：「衣服車乘，器用宮室，侈儉之制，近日頗差。」[44]

實際上，即便是有等級制度約束的方面，也往往有僭越的行為發生，如章服制度，唐高宗時便有「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短小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45]。 到了玄宗朝，內外百官中仍然有僭越濫用的現象：「內外官絕無著碧者，皆詐稱著綠，以為常事。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以後，遂別著長袍，遞相倣傚。」[46] 再如墓葬制度，開元八年去世的駙馬都尉薛儆，其墓中竟然出土了與神道相匹配的華表、石人，與其身份極不相符[47]。既然在有等級制度限制的層面，僭越現象都如此嚴重，新興的騎馬坐轎這些交通工具的奢侈鋪張，就更不足為奇了。前引王涯奏文就控訴到：「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騎，雕鞍銀蹬，裝飾煥爛，從以童騎，最為僭越！」[48]

面對這種屢屢僭越奢侈的情況，朝廷一方面用政令嚴加禁斷；另一方面也只好承認現實的變化，對制度做出調整。尤其是針對騎馬、坐轎這兩種新興的出行方式，試圖在制度上予以約束。

前文提到，文宗太和六年王涯在其奏疏中不得不承認婦女坐「檐子」出行「事已成俗」，接著他便請文宗對「檐子」按照品級予以規範：「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妻，金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金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御史台，即白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四人；四品五品白銅飾犢車，白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四人；六品以下，畫奚車、檐子，舁不得過四人；胥吏及商賈妻子並不乘奚車及檐子，其老疾者聽乘葦輿車及兜籠，舁不得過二人，庶人准此。」[49] 王涯這份奏疏針對自唐初以來一百多年間社會經濟與風俗的變化，而對車服制度做出了一次整體的調整與更新，對騎馬與坐轎這兩種新的出行方式都有所涉及。這封奏疏對唐後期的車服制度影響相當大，黃正建先生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與分析，在此不多贅言[50]。此後，開成年間又有人針對百官使用「檐子」提出意見，更加限制了「檐子」的使用範圍[51]。

對騎馬出行的限制，一方面是重申對出行隊伍中導引隨從數量的規定[52]，另一方面則在鞍轡裝飾上做出等級規定。王涯奏疏中就已開始有所涉及，要求職事官一品至五品馬鞍都用鍮石裝飾，而七品以下都只允許用烏漆裝飾。用馬鞍來區別等級，直到五代時正式頒布詔書成為定製：「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司使以降，只取用銅。冀定尊卑，永為條制。」[53] 並為後世所繼承。此外，唐末五代時還出現了「暖坐」這種馬鞍[54]，也很快被用作區別等級的工具，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下詔：「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騎馬得有暖坐。諸都軍將衙官使下系名糧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後不得參雜。」[55]

儘管從唐文宗開始，朝廷就有意識的調整車服制度，增加新的內容，以使制度適應現實的變化。但這已經在劉知幾發出「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之感慨的一百二十年以後了。

四、餘論

「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焉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夷獲其兼利。爾其利也，天子以郊祀田伐，諸侯以朝聘會盟，庶人以商農工賈，夷狄以致畜遷生。」[56] 梁代甄玄成的這篇《車賦》很直接的表達了車駕在儒生心中的意義與價值。然而到了唐代，天子郊祀田伐不願意再坐古老的輅車，更願意縱馬馳騁、乘輦觀花，百官士庶也是一樣。劉知幾很快發現這樣不行，如果平時穿著袴褶、戴著襆頭騎在馬上，自然沒什麼問題。然而一旦要參加各種祭祀禮典，需要穿冕服衣冠的時候，再騎著馬就不合適了。不過有意思的是，以劉知幾為代表的儒生們並沒有因此而疾呼復興車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乾脆就不要在馬背上穿衣冠冕服了。這很值得引起注意，難道在時人看來，車駕輦輿、冕服衣冠這些明尊卑、別上下的制度已經可以不遵循了嗎？

《輿服志》中記載了唐玄宗時期的這樣一種現象：「（開元）十七年，朝拜五陵，但素服而已。朔、望常朝，亦用常服。」[57] 玄宗參加朔望朝會已經不穿冠服，而是改穿朝服了。這樣看來，不但車駕的使用開始衰落，連冕服的使用也開始衰落了。閻步克先生曾專門撰文討論中古冕服制度的興衰，他注意到，冕服的使用範圍從唐代中期就日益萎縮，到宋代，時人已經幾乎喪失了對冕服的興趣，只有在祭祀時「不得已乃用」。因而做出了這樣的論斷：「古禮的神聖光暈漸漸黯淡……君臣們把『禮』看成是政治原則與道德信念，包括忠、孝、仁、義等等，但人們已經清晰地意識到它們與具體的儀式、樂歌、禮器是有區別的……質言之，人們不再相信，夏之曆法、殷之輅車、周之冕服，能成為『為邦』的中心內容、甚至達致『太平』的手段了。」[58]

古人經常把車駕與衣服相提並論，正史中常有《輿服志》或是《車服志》。前文曾引桓寬《鹽鐵論》中的一句話：「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以此看來，車駕制度與衣服制度並不應該是兩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互有損益，共同構成前人禮樂制度的一部分。然而經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發展，到唐時車駕的使用漸漸衰落，車駕制度開始有所崩壞，與之相關的冕服制度也隨之根基不穩，逐漸走上了衰落的結局。

制度隨時而變本是常態，變化的目的與方向卻值得關注。為什麼唐人放棄了在馬背上穿戴冕服，而不是根據古禮改良出一套適合在馬背上穿戴的冕服，以延續古禮衣冠呢？劉知幾說：「事有不便，資於變通。」由此看來，對於此時的儒生而言，六經古禮中規定的名物制度，似乎在有些方面也要因為世風的變化而有所捨棄。那麼，在唐人的思想世界中，以車服為代表的名物制度，是否已經漸漸不被重視，而讓位於個人生活的便利與時尚呢？如果這種看法成立，那麼存在哪些外在因素的影響？思想內在理路的演變又經歷了哪些過程？仍有待在相關領域做進一步的研究。

註解

[1] 《舊唐書·劉子玄傳》與《舊唐書·輿服志》均記有此事，傳的記載是景雲二年，而志的記載則是景龍二年，景雲是唐睿宗的年號，而景龍則是更早前唐中宗的年號。根據傳的記載，劉知己：「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171頁）則此事發生於景雲年間的可能性更大，且中宗景龍年間並未立皇太子，《輿服志》的記載當有誤。

[2] 《全唐文》此處作「進退無准」。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783頁。

[3]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50頁。

[4] 王世貞：《藝苑卮言》附錄，第9頁，收於《弇州山人四部稿》，轉引自劉增貴：《漢隋之間的車架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冊，第371～453頁。

[5]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00頁。

[6]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1頁。

[7]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上》，見《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641頁。

[8] 王利器校註：《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49頁。

[9] 《北史》卷四十《李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53頁。

[10]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33頁。

[11]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50頁。

[12] 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08頁，圖六〇。

[1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東漢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頁，圖35。

[14]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83頁。

[15] 陝西省博物館、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李壽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9期。

[16] 「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為北宋摹本。

[17] 段文傑：《中國敦煌壁畫全集·隋代》，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第28頁，圖二九。

[1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7頁。

[19] 參見劉增貴：《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冊，第410～421頁。

[20] 《漢書》卷七十三《韋賢傳》，第3110頁。

[21] 《漢書》卷七十三《韋賢傳》，第3110～3112頁。

[22]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50頁。

[23]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50頁。

[24]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57頁。《新舊唐書》均作「檐子」，學界論著與發掘報告多作擔子」或「擔子」，此處依照原文均作「檐」。

[25]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立制度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80頁。這封奏疏在《冊府元龜》與《唐會要》中均有，部分詞句有所不同，以《冊府元龜》所記載的更為完整。

[26] （唐）黎埴：《出使官不得乘檐子奏》，見《全唐文》，第7881頁。

[27] 陳登原：《國史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41頁。

[28] 參見黃正建：《中晚唐社會與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402頁。

[29]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唐新城長公主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77頁。

[30] （宋）鄭樵：《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22頁。

[31]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840頁。

[32] （唐）杜佑：《通典》，第1838～1839頁。

[33] 《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62頁。

[34] 《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第2105頁。

[35] 《北史》卷三十二《崔鑒傳》，第1171頁。

[36] （唐）杜佑：《通典》，第1839頁。 案：梁代核心地帶都在南方，南方多山多雨，車與馬的使用都較為不便，應當是步輿得以流行的原因之一。宋代也是在南渡之後才開始允許百官士庶通乘檐子。

[37] （唐）李世民：《定服色詔》，見《全唐文》，第60～61頁。

[38]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57頁。

[39]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583頁。

[40] 《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傑傳》，第2898頁。

[41] （唐）李浚：《松窗雜錄》，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13頁。

[42]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立制度二》，第679～680頁。

[43] （唐）李豫：《禁斷織造淫巧詔》，見《全唐文》，第518頁。

[44] （宋）王溥：《唐會要》，第573頁。

[45] （唐）李顯：《禁僭服色立私社詔》，見《全唐文》，第159頁。

[46] （唐）李隆基：《禁僭用服色詔》，見《全唐文》，第307頁。

[47] 參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唐代薛儆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7頁。

[48]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立制度二》，第680頁。

[49]（宋）王欽若等編： 《冊府元龜·立制度二》，第680頁。

[50] 參看黃正建：《王涯奏文與唐後期車服制度的變化》，見《唐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7～328頁。

[51] 開成五年，御史中丞黎埴上奏：「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仍申中書門下及御史台，其檐夫自出錢雇。節度使有疾，亦許乘檐子，不得便乘卧輿，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正省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余官並不在乘限。」（《唐會要·輿服上》，第577頁）。也就是說，只允許高官、退休官員以及將要出使、上任的官員在生病以後才能乘坐。此後又有遺失上奏者姓名的詔書提出：「常參官或諸司長吏，品秩高者，有疾及筋力綿怯，不能控馭，望許牒台暫乘檐子……出使郎官……如中路遇疾者，所在飛牒申奏差替去。」（《唐會要·輿服上》，第577頁）。針對黎埴奏疏不合理的地方予以調整，並放寬了乘檐子的限制。

[52] 「准《六典》及禮部式，諸文武赴朝，諸府遵從職事一品及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聽七騎；二品及特進五騎；三品及散官三騎；四品五品兩騎；六品以下一騎。其散官及以禮去官五品以上將軍，從不得過兩騎，若京城外將，從不在此限」。（《冊府元龜·立制度二》，第679頁）。

[53] （五代·梁）朱溫：《定鞍飾等級詔》，見《全唐文》，第1035頁。

[54] 案《宋史·輿服志》這樣的記載：「天禧元年，令兩省諫舍、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暖坐，余悉禁。」（中華書局，1977年，第3513頁）從「絨毛暖坐」之語推斷，「暖坐」或許是用動物皮毛做成的馬鞍，其具體形制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55] 《舊五代史》卷三十八《唐書·明宗紀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519頁。

[56] （南朝·梁）甄玄成：《車賦》，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3360頁。

[57] 《舊唐書》卷四十九《輿服志》，第1940頁。

[58] 參見閻步克：《中古「古禮復興運動」：以六冕制度為例》，收在《官階與服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2～73頁；《尊經、復古與尊君、實用：六冕制度的興衰變異（下）》，《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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