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我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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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房(老蘇州系列)
幾天前姑蘇晚報副刊記者大銀在微信上與我約稿,請我寫寫自己的書房,問我願意不願意?然後又加了一句,此版面以圖片為主,文字一千左右。我略一思考,回答她:隨地都可能是我的書房。我從不在書房讀書、寫作,我走到哪裡,坐下來,這個地方或許就是我的書房,我在那裡讀書、寫詩文。記者說:這倒有特點,就是圖片不好處理。
我不知道,記者還要不要我寫了?沒有明說,我也沒有再問,不過,事後我想想,對我來說,這卻是我為文的一個好題目。書房於我,從無到有,從有到「無」,不僅僅是個人的變遷,更是時代的變遷。一個人的生活史、變化史、發展史,折射著社會、文化的變化、發展。
我是一個讀書人、教書人,也寫一點兒書。讀書是我的本色,書房的本色會不會就是書房的本色?一個人的出身、經濟條件、家庭背景,以及興趣、愛好、個性特點都會在書房中體現、表現出來。
我這個年齡的人,少兒時家庭貧困的人家多。小時候住在蘇州的小巷之中,大雜院。爸爸媽媽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還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已經成家,離開了老屋)住在二十多平米的房間里,吃喝拉撒都在那兒,家中哪有書房。我是一個在沒有書房的家裡長大的孩子。讀中學之後,喜歡讀詩,能買到的詩也沒有幾本,累疊起來放在床頭、床頭地上,還有的就隨攤放在吃飯桌子上。吃飯時拿掉,吃飯後再放上去。家裡沒有一張書桌,寫字、做作業都在吃飯桌上。
後來,我下鄉插隊。等我返回蘇州的時候,哥哥姐姐都成家搬了出去。我也到了成家的年齡,沒有新房子,就在老房子里一隔二,新婚傢具中有一張書架。是我於家中搜羅了一些舊木頭,舊木板,請我西山鄉下做木匠的表哥給做了一個有五、六層的高度有一米五左右的書架,放置在床背後,書一本本多了起來,有了一、兩百本,那是我最早的藏書
成婚之後,我調回到當時蘇州的城鄉接合部彩香中學教書。單位分房子,要排隊,靠打分,工齡、年齡、職稱、職務等等都是分數,僅靠分數還不行,還要有一點關係。學校一位華僑老師等到了新公寓房,他原有一個房間,一個廚房,分給了兩個老師。他的房間分給了工會主席,作為他子女新婚用房,廚房分給了我,一共十三、四平米。在醋庫巷,南面即是南林飯店的山水樓,一牆之隔,一年四季、一天十二個時辰,不見太陽。一張床、一張吃飯桌子、一口衣櫥,其他什麼也不能放了。哪裡會有書房,原來老房子里的那口新婚書櫥,也不能搬來。我僅有的藏書,與我分離,寄存於媽媽那兒,隔三差五去換書。我備課、批作業、讀詩、寫字,仍然在吃飯桌上。開門有一塊七、八平米空地,還是泥地,不過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樹,能把整個房子、空地遮蓋起來,夏天倒是清涼。休息天,以及早晚,我讀書就在樹下,一把竹椅子,風來雨來,進來出去,一晃好幾年。
我調到了市教育局,先後分到了兩次房,又搬了兩次家。第一次在三元新村,教師公寓,六樓一室半,女兒住半室,除了放她的小床,打了一張書桌,我與女兒兼用,她要做作業,我就回到餐桌上。女兒房間里的牆上,做了幾個架子,聊充我的書架,放書。民生進一步好轉,又換了一次房,在彩香新村,兩室,外加一個六、七平米朝北的小書房。我進去,沒有重新裝修,那是我同事少東老師的書房。他自己在牆上鑲嵌了書櫃,連體做了一個長條書桌。這是我第一個正正規規能算作書房的地方,我的書基本上能夠集中放在一起了。因為喜歡的原因吧,我看書寫字作文,仍舊喜歡在餐桌上,從小的習氣改不了了。不過,看書看累了、寫東西寫累了,在房間里踱來踱去,不時會踱到書房,站在書櫃前,欣賞這本書,又欣賞那本書,還會抽出來看這本、看那本。
條件越來越好了,書房雖然也隨之變化,可是,書房裡有書,有書桌,但那是藏書的地方,桌子也是放書的地方。我喜歡寫作,幾乎天天動筆,不過,我幾乎從不在書房寫東西。總是在餐桌上,手提電腦,也總是放在餐桌的一角。幾年前,手機開始智能化,越來越傻瓜,其實就是一隻便捷的電腦。我習慣手機寫作,手機成了我的書房、成了我的書櫃、成了我的書桌。
我當校長、當老師,還有一些兼職,很少有空閑的時候。不過再忙,總有零碎的時間。比如,在兩個會議之間,有半個小時空閑,我隨便坐在那裡,看書或者寫作,那裡就是我的書房。坐飛機晚點、坐在那裡候機,候機廳就成了我的書房,手機上查閱資料,手機上寫作。火車上、飛機上,均如是。我有不少詩文,就是這樣的產物。時代變了,書房的概念之內涵,也應該隨之發生變化。突破形式,化有形為無形。「書房」帶在身邊,學習無時無刻無不在,不亦樂乎?
2018年元月6日,於西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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