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遠棟：心路——複課

程遠棟 著

六、噩夢年代

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經歷過這場噩夢，這場噩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睜著眼睛做的，夢中的情景十分清晰也十分恐怖。我之所以稱它為「噩夢」，因為整整一代人在這場噩夢中成了殘次品，成了殉葬品，成了任人擺布的木偶；所有人在這場噩夢中麻木不覺，渾然不知。待醒過來時，我們的青春年華已付之東流……

復 課

1967年秋天，學校從「停課鬧革命」轉向「複課鬧革命」，那時我還沒讀完小學，稀里糊塗讀完小學後，又在小學校里讀了一年「戴帽」的初一，然後我們三百多名學生不管學習好壞，統統以建制班被整體推到了林中。到林中後，原來的班級被解體，又重新進行了組合。

我們這屆學生一共有七個班，我被分到二班。我們班的畢業照上是四十幾名同學，如果加上提前上山、接班、轉走、夭折的在內，應該是五十多名同學。

男同學女同學，不同的經歷，不同的個性，從不同的班級走到一起，走到我們共同擁有的同一間課堂，共上一節課，共讀一本書，共同度過生命中最美妙的時光，真是令人難忘。

在我生命的歷程中，每一個轉折，每一次變遷，都會讓我想起我的同學，想起同窗共度的那段美好時光。

記得在同屆的七個班中，我們二班最封建，在「男女有別」和班主任的嚴厲管束下，男女同學之間的界限劃得很清，彼此很少說話，更不敢大大方方地來往，一直到臨近畢業的那一年才有所改善。在以後的幾次同學聚會上，我們一些男同學曾經為此抱怨過王老師，王老師聽完則開懷大笑起來，他依然慢條斯理而幽默地對我們說：「學生就是要把精神頭用在學習上，不能旁鶩，我對你們是嚴了點，可你們一個個不也都娶上媳婦了嗎？」

在林中的幾年裡，我覺得自己和同學們相處得還算融洽，可能是我這個人的本質還不壞，且從來不欺負同學，儘管我常以畫漫畫、傳紙條以及諸多搞笑的方式把前後左右桌的同學從專註的聽課中引溜號，或憑自己豐富的想像力給同學起外號，但從來沒有惡意。雖然我身上也有許許多多的缺點和毛病，學習也一直不太好，但同學們都比較包容我，學習好的同學也從不歧視或瞧不起我。班主任當然是偏愛學習好的學生，可我不再給老師添亂了，所以也能和平相處。

我最不願上的是數學課，老師在講台上滔滔不絕地講，一些同學在下面認認真真地聽，有能聽懂的，也有聽不懂的，而我則瞪著茫然的大眼睛怔怔地坐在那裡，眼睛看著黑板，心裡不知在想什麼。停課鬧革命，停來停去，鬧來鬧去，荒廢了學業，小學拉下的課程太多了，就像種莊稼一樣，一旦錯過了播種的季節，就接繼不上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下面畫畫，我有這方面的天賦，會把自己亂畫的天份塗抹到極致，然後讓它在同學的手中傳來傳去，以便從中獲得一時的快樂。

畢竟我們都是處在激情燃燒的年齡段，我覺得同學們都很壓抑，一個個老氣橫秋的，這種沉悶的表現和我們實際年齡相差甚遠，如果我再不搞出點笑料出來，這日子可真難熬……。

我們那時心中也有對未來的構想，對前途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可想來想去還是歸結在四個字上——「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到底是時代的壯舉還是時代的悲歌，我們弄不明白，說是「一顆紅心，多種準備」，實際上只有一種準備，沒有別的選擇。「三個面向」讓同學們都在無精打采地打發著平淡、枯燥、沒有奔頭的每一天。知趣的、聰明的還在繼續用功學習，中間的一部分似學非學，也有和我一樣學不進去的。我的想法很簡單，能聽懂的課就集中精力聽，聽不懂的，就在下面干自已的事情，實在不願意上的課，乾脆溜之乎也。

同學們看不到一點前途和希望，上課時一個個蔫頭耷腦的，有的同學打著哈欠，有的困意襲來竟趴在桌上睡著了，還伴有輕微的鼾聲，上化學課的周老師一看學生對學習不感興趣，就用手敲了幾下黑板，然後一臉嚴肅地說：「同學們啊！化學的用途是很廣泛的，將來，通過化學反應和提煉，大糞都可以造餅乾。」

聽老師這麼一說，同學們一下子都被激活了，打盹的睡意也沒了，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在下面竊笑起來，老師看同學們都精神了，接著說說：「別笑哇，真的，人造大糞餅乾很好吃的。」老師的話音剛落，男同學們忍不住笑出了聲，女同學們則矜持地坐在那裡笑躬了腰、笑出了眼淚。

好不容易熬到下課了，同學們圍繞這個話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幾個淘氣的男同學乾脆在大操場上追攆起來，一邊追攆，一邊喊，我手裡有大糞餅乾，並假裝用手裡拿著的大糞餅乾往前面跑的同學嘴裡塞，把那幾個同學噁心得在前面撒丫子狂奔。

在林中，記得我們班曾先後換過三位班主任，他（她）們都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前面提到的王老師。

王老師為人師表，勤於教學，博學多才，智慧過人，他表揚學生熱情洋溢，批評同學從來不大聲訓斥，那幽默中夾帶的小諷刺如棉里藏針，常扎得我們感到渾身都不自在。

王老師對學習好的同學偏心眼兒，就像父母偏愛老丫一樣，同學們對此心照不宣。

王老師除了體育、外語之外，所有學科都精通，由於他家孩子多，工資又低，所以生活條件很差，加上常年熬心血，王老師患有嚴重的胃病，他經常用一隻手頂著肋部在講台上為我們講解和輔導各門課程。

除了感動之外，我常這樣想：如果不是趕上「文革」，在這些優秀教師的指導下，我們那屆的高中畢業生，一定會有相當比率的同學能跨入夢寐以求的大學校門，我理科雖然不好，還可以考文科呀，至少我會考上一個中專吧？然而，一場噩夢，我們統統都被荒廢了，最終全都成了一場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考試是最令我頭疼的事，一聽說要考試，我的腦袋就像悟空被唐僧念了「緊箍咒」一般疼。尤其是理科，X+Y兩個球怎麼相撞、看金屬丟到酸里有什麼化學反應、方程式扭著胳膊腿在我眼前晃來晃去，令我十分煩燥。每臨考試，我總是底氣不足，為了虛榮，為了給父母一個交待，打小抄是必不可少的。我長得既不獐頭鼠目也不令人討厭，所以前後左右都能照應我，期中、期末和平時小測驗我都能混及格，而且有的學科分數還比傳給我紙條的同學還高。為這事給我傳紙條的好友於同學（細鱗魚，我給他起的外號）經常朝我詭笑，並逗我說：「『鱉洞』（給我起的綽號），你的綜合能力特彆強。」我聽出這是善意友好的玩笑話，雖帶點諷刺卻也不失幽默，所以也不去計較。

我雖是朽木一塊，但同學間的真情和友誼我卻一直珍藏在心，如同《三國演義》片尾所唱：「眼前飛揚著一顆顆鮮活的面容……，歲月啊，你忘不了，那熟悉的面容。」

編輯 香如故 果豐

作者簡介

程遠棟，男，1954年3月生於吉林省渾江市江源區，1972年高中畢業後應徵入伍。1977年3月複員，被分配到白山市火柴廠工作，同年8月調入吉林省長白山國家自然資源保護區管理局公安局，在維東邊境派出所做報務員兼內勤。1980年9月調入吉林省紅石林業局，先後任營林處科員、機關黨總支幹事、機關黨總支副書記、集體企業公司黨總支書記、制材廠黨總支書記、局工會副主席、東吉木業有限公司中方經理兼書記。曾先後被吉林省委、吉林市委授予「優秀黨務工作者」等稱號。

《心路》是作者的第一部長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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