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父母於子女無恩，希望自己的兒子不要做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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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Miss半城

胡適《寬容與自由》：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不久前，時值胡適先生誕辰126周年，我重讀了他的《容忍與自由》。這本區區兩百頁的小書是他發表在大眾讀本的文章或者是大學演講的結集，一共18篇。

這些文章有寫給做父母的、給大學生、給婦女看的，主題林林總總，包括如何讀書、怎麼教孩子、如何做新人、道德宗教是什麼，也談國家和政府的本質是什麼。

這些漫談圍繞的中心是：傳統中國、傳統中國人如何邁向現代社會，如何成為現代人的探索。胡適的核心價值觀就是：要自由、要革新、要科學、要樂觀、要平等、要憲政。

這些文章雖時隔近百年，但思想光華難掩，真知灼見永不過時。

胡適

胡適在談我們怎麼成為一個「新人」時提到，發展個人的個性需要兩個條件：

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

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無責任就無自由。

他在北大畢業典禮上對畢業生說：不讀書，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這是大多數畢業生走向庸俗的開始。如何不變成一個油膩的中年人呢？

一面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第二，要多發展一些非職業的興趣，興趣可以抵禦孤獨和油膩。

胡適在《我的兒子》一篇中對父母說：父母於子女無恩，希望自己的兒子不要做孝子，而是做堂堂正正的人。

這是因為他反對舊中國太過強調孝子賢孫，給予子女太多精神壓力和負擔，所以他提出父母不必像個放高利貸的，等著子女還債。

胡適與兒子

這些觀點讓我們警惕當下流行的什麼女德、孝子感恩傳統文化教育中的封建糟粕。

胡適關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分析擊穿當下的網路上非理性的愛國狂熱。

他說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

因為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後，「九一八」以後，極端地叫囂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21世紀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當然本書最有分量的文章就是胡適在1959年11月20日演講《寬容與自由》。

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

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已是不會錯」的心理。

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

反觀今天的中國社會出現各種鄙視鏈，導致社會各階層衝突愈演愈烈。

一個家人微信群常常因為政治上左中右，激烈開撕，互相拉黑。彼此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今天之中國，我們最需要的是不要用三觀去撕裂彼此，而是尋找社會團結的最大公約數，這就是胡適所主張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小時候我喜歡讀魯迅的犀利偏激，長大了我喜歡胡適的溫和而持久，喜歡他那顆關切社會、悲憫人性的赤子之心，無論是怒斥惡政，或是嘲弄舊習俗對人性的束縛，都是理性樂觀溫和。

道不同，共相謀，胡適實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最高理想。

胡適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個知行合一的思想家，踐行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他包容平等溫和地對待每一個人，盡自己的能力幫助朋友。

當年北平無論販夫走卒、引車賣漿的百姓，還是鴻儒權貴都親切地稱他「我的朋友胡適先生」。

「錯過胡適，中國錯過100年。」

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 半城薦書 /

《容忍與自由》

作者：胡適

/ 推薦語 /

胡適是個可愛的人，也是一代自由主義思想者中難得的有趣之人。

但凡秉持「某某主義」思想的人，往往會以為真理在握，對待不同己見者，立馬要說服之；說服不能，便恐嚇之嘲弄之；如遇頑冥強愚者，動口不足以讓對方點頭，那恨不得動手的邪火也要竄上來了。胡適卻是難得的不嗔不怒

《容忍與自由》里的議題林林總總——社會改良、女子問題、白話文運動、學術方法、自由主義、傳統哲學、禪宗思想。可以談大學問，也可以講小問題，大概聽他演講的人，定會有春風過耳之感。

行文為人，也不一定要橫眉怒目、左右互搏，像個荷爾蒙過剩的鬥士，要有胡適先生的一點風度餘韻就再好不過了。

2018年，成為一個不嗔不怒，不懼不惑，美好有趣的女子，我們從讀胡適這本《寬容與自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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