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王莽革命新論

內容提要：王莽新朝是中國皇權體制中實現的第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權力轉移。人們從不追究打下來的天下是否合法，相反倒是對依照某種程序得到的權力卻百般挑剔。王莽革命表明，即便不是堯舜那樣的聖王，也能通過其他手段實現禪讓。至少君權時代的朦朧理想在皇權時代成為現實、和平禪讓成為戰爭暴力之外的另一道路；王莽革命證明了和平禪讓的現實可行性和技術可搡作性上，王莽革命較之湯武革命更具劃時代性。

一 新朝闕失

1.朝代中闕失的一環

十五年，一個短命的統一帝國，只有一個皇帝的皇朝，在中國曆朝歷代的譜系中，從未正式出現過的匿名朝代，成為中國歷史敘述中不倫不類的怪誕存在。王莽新朝是中國皇權體制中實現的第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權力轉移。關於王莽新朝的興衰始末，最權威也是唯一的歷史記載是《漢書》。於是，新朝歷史就永恆地定格於《漢書)。即便人們懷疑其真實性客觀性，也沒有其他來源的有效證據。《漢書》證明了史家確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抹殺和篡改歷史。由於新莽沒有獨立成書，而是附庸於《漢書》，導致中國歷史的敘述方式出現了嚴重誤差。本來正常的歷史順序是秦-漢-新-漢。由於班固將新朝處理成漢朝的閏統和旁支，所謂「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余分閏位"，1失去其應有的正統性。這樣，新朝就作為「兩漢"歷史當中一個短暫的插曲和脆弱的泡沫而消失於秦漢之間或東西漢之中。

無論「秦漢「還是「兩漢「，還是「前後漢"或「東西漢」，這種通用的歷史表述方式和敘述習慣，都沒有給王莽新朝留下獨立的歷史地位。據《漢書》記載，新朝存在十四年，其三個年號。按照班固的排列順序，王莽就是標準的僭偽，新朝就是地道的偽朝。

平帝，著紀即位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為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二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又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2

《漢書》這個歷史紀年，開啟了將新朝打人另冊的先例。至此，新朝便以閏統名號進人前中國歷史正統譜系。由此，班固開其端，司馬光定其型。《漢書》首先將新朝附屬於漢朝，《通鑒》繼而又在「漢紀」中敘述新朝。《漢書》和《通鑒》作為古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兩部史書，徹底清除了中國人對新朝獨立歷史地位的自覺意識。迄今為止，無視新朝依然被人們視為自然而然的歷史敘述習慣。

問題是，為何「秦漢"或「兩漢"的類似表述全然不見新朝存在卻又能被視作理所當然？人們給出的或默認的理由頗多，但無一能夠成立。之一，新朝太短。但秦朝也很短，並不比新朝更長，卻無人無視秦朝的存在。之二，秦朝天下是打下來的，新朝天下卻是搶過來的。其實，按照儒學的經典觀點，秦朝取天下的方式恰恰最不仁道3，反倒新朝取天下的方式最為仁道。可詭異的是人們並不因秦朝取天下不仁而否定其歷史地位，卻只是因為新朝取天下不義而抹殺其歷史地位。之三，秦朝多創製，對後世影響巨大，新朝無創舉，故不足論。其實，秦取天下與湯武無別，新取大下才是真正的史無前例。平心而論，秦之於新，唯一的勝出在於守天下的制度建設，而非具體措施。之四，同樣是禪讓得天下，人們都承認魏晉南北各朝，卻否認新朝。而魏晉南北朝只是區域帝國（西晉除外) ,新朝則是一統帝國。為何在新朝歷史地位上持雙重標準？之五，魏晉南北朝均有自己的專史，新朝沒有。但這只是結果，而非原因。從邏輯看不承認新朝正統在先，不為寫史在後。其實歷史上沒有正統地位的國家也多有史書，北魏北齊北周以及遼金，皆有專史。反之秦朝雖無獨立史書，卻有獨立地位。唯獨新朝既無獨立地位，又無獨立史書。

2．《漢書》削足適履的創意

圍繞王莽新朝，既要保持漢代歷史的完整性，又要凸顯新朝歷史的獨立性，班固對《漢書》結構作了煞費苦心的整體布局。這就是打破先君後臣、先華後夷的傳統編纂體例，將與皇帝關係最為密切的《外戚傳》安排在《西域傳》之後。以此與緊隨其後的《元後傳》構成一種有機的過渡性聯繫。這樣，《元後傳》就自然具有雙重性質，也同時承當起雙重功能。一方面，《元後傳》屬於《外戚傳》的合理延伸；一方面，《元後傳》為長篇《王莽傳》作了必要鋪墊。可見，《元後傳》在《外戚傳》和《王莽傳》之間發揮著一種承上啟下的敘述作用。從《外戚傳》的角度，《元後傳》可以看作其「後傳"；從《王莽傳》的角度，《元後傳》可以看作其「前傳"。班固這種富有新意的創構，至少從直觀形式上展示出王莽權力的實際來源，以及王莽顛覆漢朝的具體途徑。

《王莽傳》名傳實紀、紀傳合一。4傳紀之別在於，傳只記專主一己之事，紀則兼記天下大事，以符天子身份；同時，紀尤重時間，因為時間屬天時，象徵天命，是天命在人間的秩序體現。所以，本紀的規範是重要天象，重大災異，無不明確記之，已與人事相匹配。從而昭示出天人合一的歷史景觀。通過以紀為傳的編史手法，營造出以傳為紀的史書效應。某種意義上，《漢書》創設的《王莽傳》，深刻影響了《三國志》對《吳主傳》和《蜀主傳》的設置和書寫。

總有人糾纏於王莽究竟代漢還是篡漢。這是因為兩個人的原因。一是班固作《漢書) ,把王葬以「傳"的形式附屬於漢；繼而，司馬光作《通鑒》，雖然用王莽年號紀事，但仍然將其依附於漢代。5這樣一來，勢必產生新朝代篡之爭。可有人追究過周是代商還是篡商？晉是代魏還是篡魏？唐是代隋還是篡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周之於商，晉之於魏、唐之於隋，均屬後來居上，遠邁前朝。倘若新朝和漢朝一樣長久，代篡之爭根本就不會產生。表面看，代篡問題是正統之爭，但實質上是時間作祟。所以，中國歷史的正統性主要是一個時間因素。時間長就是正統，時間短就不是正統。倘若新朝不是十五年，而是五十年，甚至一百五十年，班固就絕對不會把新朝寫在《漢書》中，而是獨立成書。新朝短祚，加上前後漢長運，凸顯了新朝的非正統性再加上，前後漢又是同姓，更強化了王莽的篡漢性質。光武初就有了 「王莽篡漢」6的說法。班固則將「篡漢"一詞最早寫人史書，成為對王莽的蓋棺定論。王莽由此成為古今第一惡人，「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7這點在後代也成為以最惡毒的方式詛咒前朝的傳統。後世修史，對最近的前朝的譴責，往往最狠。《王莽傳》對新朝合法地位的否定，很重要的一種「《春秋》筆法"就是，即便王莽做了新朝皇帝，仍然稱其詔書為「書六而不稱「詔"或「制"或「策"。這樣，「下詔"被稱作「下書"。

3、《漢書·王莽傳》的可疑性

正像《史記 始皇本紀》是後人了解秦始皇的唯一一手材料一樣，《漢書．王莽傳》也是後人認識王莽的唯一一手史料。但二者不同的是，太史公寫《史記》時，距離秦朝已過百年，最重要的是，太史公和秦朝沒有瓜葛。班固寫《漢書》時，距離新朝僅有五十年。最關鍵的是，班固家族和王莽交誼匪淺。班固祖父輩和王莽都有著相當深厚的交情。這使得班固面對王莽新朝心情複雜而微妙。基於本朝正統淵源，他必須否定新朝；但家族與王莽之間的祖輩交往，又使他不能完全無視王莽的歷史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分辨和使用有關王莽的史料，需要格外謹慎和仔細。比如班固把王莽相貌描寫得和秦始皇幾乎一模一樣，均凶相畢露8，就顯得極不可信。

這就有必要辨析《王莽傳》的作者究竟是班固還是其父班彪。班彪續書有五六十篇，基本涵蓋了西漢下半段歷史。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了《王莽傳》。班彪的青年時代正好與新朝相吻合9。新朝覆滅之際，班彪剛好二十歲。可見他經歷了完整的新朝歷史。更重要的是，他對王莽和新朝所作的直接的觀察和接觸，還有賴於他與王莽本人的特殊關係。因為，其父班樨、其伯父班斿與王莽都稱兄道弟。「王莽少與樨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樨。"班樨性格怯懦而圓滑。雖「不顯莽朝，亦不罹咎"。最重要的是「家有賜書"10。這種家境使得班彪不會對王莽毫無好感。事實上，班彪確實對王莽作過相當積極的評價。「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11如果《漢書．王莽傳》確真出自班彪之手，那他為何要將王莽寫成這種不堪乃至不齒的樣子？難道與他的《王命論》有某種內在聯繫？

這裡我想作一個推測，《漢書》中對王莽的正面描寫應該是班彪原文，反之，對王莽的反面描寫應該是班固的修改。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又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

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兇惡極，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壟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12

第一段曆數了王莽得手的所有因素。這些因素固然都是人為的，但能將這麼多因素同時湊齊，卻非人力所為，而是天命使然。它和班彪所說「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13幾乎完全一致。出自班彪之手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段則筆鋒一轉，痛斥王莽之所以比桀紂還壞，是因為他自比堯舜，更具欺騙性和蠱惑性。這和《敘傳》中的話一模一樣。「咨爾賊臣，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 14而《敘傳》作為《漢書》接近定稿的文本，顯然非班彪所作。

考慮到《漢書》成書的曲折性和複雜性，我們有理由說，經過班固的修改乃至重寫，班彪的痕迹已基本清除，至少是被塗抹覆蓋得面目全非，無從辨識。這樣一來《漢書》就形成了對王莽的整體性否定態勢。開創和平革命之路的王莽最終被一篇《王莽傳》糟蹋得體無完膚，甚至永無翻身之日。

基於《漢書》對王莽持貶斥和否定的態度，我們從其對王莽的各種不利言辭中，反而可以判定有些描述相當真實比如，「王莽居攝,誅鎺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15此可見王莽性格並非真的「果賊"而「無所容忍"。特別是王莽生活細節的有關描寫，常被人看作偽君子的最佳表現。比如，「（王莽）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葯，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16如果不先人為主地持有歷史目的論的觀點，我們就很難認定王莽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在作秀和演戲。而正是這一切為王莽贏得了舉世無雙的聲譽和人氣。「平阿侯譚、成都候商及在位多稱莽者。」

17王商「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 「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余。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恧。"因為「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王莽被人指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而回到封國。「天下多冤王氏。"18固哀帝賜王莽「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在國三歲，吏上書兔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19其實，王莽幾個舅舅和士人的關係都很密切王莽受到士人的普遍歡迎也許包含有王氏家族的傳統。至於《漢書》解釋王莽崛起的三個因素，天子無嗣、諸侯衰微、外戚壯大，倒也無足稱

二 禪讓革命

1.皇權秩序與禪讓程序

皇權政治是專制政治，也是暴力政治。二者都不講程序。所以中華政治文明中充分肯定專制和暴力的必要性，但卻沒有程序的地位。暴力合法，專制合理，倒是程序顯得格外可疑。人們從不追究打下來的天下是否合法。因為暴力本身已經足夠強大有力，而無需任何質疑。相反倒是對依照某種程序得到的權力，人們卻百般挑剔，過於嚴厲，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變態程度。秦取天下不仁，新取天下不義。不仁不義之間，人們卻把污水更多地潑向了後者。這似乎說明在中華政治價值觀中，不義比不仁更令人鄙視，即不義比不仁更無價值。

從前中國的歷史常態看，獲取權力的方式是暴力，行使權力的方式是專制。用暴力打天下，用專制治天下。其實二者是一回事。因為專制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人們常說，馬上取天下，馬下守天下。21但 這個守天下並非真的靠儒術，面是用儒術包裝起來的專制暴力而已。這種歷史實態使得暴力和專製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和政治美德。久而久之，不但合理而且正義。無人質疑，也無從質疑。這一切最初由王權時代奠基，經過君權時代培育，最終在皇權時代成熟。於是中華政治文明的暴力性和專制性似乎顯得天經地義。這樣一來，萌發於王權時代和君權時代的禪讓理想，在皇權時代的更大背景下，顯得更加不合時宜。讓家天下像公天下那樣行事，無異於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這個客觀現實使得人們從不相信禪讓有任何可行性。

因為按照公天下理念，真正的禪讓必須同時符合三個要件。一是天子大權在握；二是天子生前讓賢，死後交權；三是天子必須讓位於外人。合而觀之，三個要件的核心是天子主導。禪讓與否，何時禪讓，禪讓給誰，皆由天子自主決定。由此觀察皇權政體架構，雖然可以單獨滿足每一個要件，卻根本不能同時滿足三個要件。因為三個要件的同時存在，只能表明皇權政體本身存在著一個現實悖論皇帝有權時絕不會去禪讓，即便禪讓也不給外人；皇帝無權時只能被禪讓，禪讓給誰皇帝自己也不當家。這個悖論意味著，皇帝主導的理想禪讓模式和現實存在的皇權政體無法兼容。概言之，皇權政體只能保證第一個要件，第二個要件偶爾也可以有條件地保證，第三個要件則絕不可能保證。同時具備前兩個要件的則有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及清高宗四例。至於三個要件同時具備，則絕無僅有。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進行禪讓，就必然破壞程序、至少使程序充滿缺陷和漏洞。由此引發人們的口誅筆伐。人們攻擊禪讓來的皇權不正當，卻從不譴責暴力來的皇權不正義。這是因為人們默認暴力的正義性。只不過人們又給暴力加上了一個天命轉移的修辭而已。對此人們有一個習慣性的解釋，逐鹿中原，捷足者先登。似乎一隻無主的野兔子誰抓住就是誰的。這裡不存在正義性的問題。誰逮住兔子就說明誰有本事，天命在他身上。反之，你不能到人家裡把兔子搶來。禪讓好比是你到人家裡，對孤兒寡母說反正你家兔子也不行了，就送給我吧。這種做法被世人看作不仗義的欺騙和搶奪，是欺負孤兒寡母的強盜行為。顯然這是一種純正的家天下邏輯。按照這種邏輯，天下只能屬於某一家。儘管人們也知道，自古無不亡之國，天命轉移是常有之事，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但人們還是固執地認為，在某一時間點上，天下就是某一家的。問題是，這一時間點並不保證下一時間點。誰有權決定這個時間點上屬於你的東西下個時間點還是你的？因為這個東西並不自古以來就是你的。你現在擁有的東西其實從前也是別人的。只不過這段時間轉到你手裡而已。何況真到這個時候，你也是有氣無力，說話不頂用的關口。說到底，真正有權決定這件事的還是上天。可蒼天無語。天意只能靠後來有天下者解釋。如此一來，指責禪讓者並無多少道理。起碼在邏輯上缺乏堅實根據。它更多是一種情感不滿和心理扭曲。只不過在這種貌似義正辭嚴的抨擊中，人們凸顯了道德的絕對性。

但問題是禪讓的本質不是道德，而是程序。而這程序要件只有在想像中的公天下時代才能完全具備。現實卻是家天下。不合法的程序必然導致不合理的結果。但人們只是把它看作一個不道德的行為。這說明人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禪讓的真實性質。顯而易見，發現禪讓的道德缺陷較之揭示禪讓的程序漏洞更容易。但這不解決問題。所以人們只能滿足於道德批判。事情的實質在於，禪讓試圖在家天下時代實現公天下的理想，用家天下的工具做公天下的事情。這既是超前，也是荒誕；既是超時代，也是反歷史；既是悲劇，也是喜劇。問題還不限於此。我們永遠不能禁止人們做這件事，永遠不能限制人們進行類似嘗試。於是人們就永無休止地把道德義憤變成了攻擊禪讓的唯一武器。王莽首當其衝。作為禪讓政治的第一個試驗者，王莽身上負載了太多的詛咒和罵名。將王莽類比桀紂，22或把王莽和董卓相提並論，所謂「莽卓"是也。

王莽信奉儒學，第一次把儒家的禪讓理想變成現實，可他卻遭到後世儒生最為嚴酷的譴責和咒罵。23究其原因，王莽的禪讓程序有些紕漏。這使得無論他怎麼做．都免不了要被人們斥責為「篡漢"。因為禪讓這種事，光有臣子的呼籲和民眾的請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皇帝自己的態度。兒皇帝那麼小，毫無自主能力，說他決定把皇權交給王莽，顯然不可信。既然如此，是否皇帝成年了，就能進行禪讓呢？也不行。就像漢獻帝和魏文帝之間的禪讓就被後人視作明目張胆的篡位。如此，就需要新的條件，皇帝能夠自主決策時，他的禪迮才算數。但這樣一來，還會有真正的禪讓嗎？前中國歷史上可曾有過皇帝在自己說話當家的時候主動把皇權交出去嗎？好像有過。乾隆皇帝就真讓了。但他這麼做的主要理由是為了避嫌。他不想在位時間超過他爺爺康熙皇帝。至於宋徽宗禪讓給宋欽宗，則是在金兵南下、大敵當前的危機形勢下，採取的消極逃避、推卸責任之舉。其實也是一種權宜之計。此外，宋高宗也是在戰亂之際把皇位禪讓給宋孝宗的。至於宋孝宗禪位於宋光宗確實有點蹊蹺。不過這四個例子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父子相傳（孝宗是高宗的同宗養子）。這樣看來，正常情況下，皇權政治不可能產生儒家經典說的那種異姓禪讓。天子在能夠自主行使權力時，卻決定把皇位自願讓給一個外姓臣子。這隻能是一種公天下的理想，而絕不可能成為家天下的現實。所以，王莽稱帝，即便禪讓程序有瑕疵，也是一個創舉。不妨說，他以一種充滿爭議的方式將儒家理想變成了現實。相較魏晉禪讓的血腥暴力，王莽禪讓倒是和平文明得多；相比六朝禪讓的徒有虛名，王莽禪讓倒是貨真價實。把皇權從一個傀儡兒皇帝手中拿來，較之把皇帝從一個傀儡成人皇帝手中奪來，倒是前者更容易使人接受一些。至少王莽稱帝之後始終沒有殺掉孺子嬰。「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24而南北朝的那些廢帝們無一例外均不得善終。25

在中華政治體系中，權力行使方式始終不是問題。但權力來源形式，則不限於暴力一條途徑。禪讓的正當性始終不被認可、原因在於禪讓程序有問題。而這正是皇權政治根本無法克服的東西。這就決定了皇權秩序和禪讓程序二者不相兼容和匹配。換言之皇權秩序無法給禪讓程序留下一個適當位置。即皇權政治不可能給禪讓政治提供發展空間，禪讓政治也不可能從皇權政治中獲得必要的正當性肯定和相應的價值判定。具體到王莽禪讓，大而言之在中華政治體系中，小而言之在皇權政治中，王莽開創的禪讓模式，究竟佔有一個什麼位置？26

王莽革命表明，即便不是堯舜那樣的聖王，也能通過其他手段實現禪讓。王莽革命的兩手，一是假託周公，這是經典傳統；一是發動群眾，這是現實民意。27換言之，王莽禪讓有「四招鮮"。即以外戚身份擺平上層，以儒生姿態贏得民心，抬出周公援引道統，製作符命偽托天意。通觀禪讓前後，可謂行事周密，步調有序。正因如此，王莽禪讓並不顯得突兀。其實，禪讓觀念在哀平之際已逐漸為人熟知和接受。當時哀帝冊封董賢已經使用了「堯禪舜之文」。這點苗頭明眼人心知肚明。蕭望之之子蕭咸就不無憂慮地對哀帝寵臣王閎說，「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後來，「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市，天子亡戲言！』」28看來哀帝確有禪讓的念頭，而且動了真心。29如果能成，不失為一樁佳話，乃至千古美談。因為哀帝禪讓董賢完全符合禪讓的三個必備要件。30但從臣子的一致反對看，沒人把這件事當真生因為這事太不靠譜。

直到王莽革命，自下而上地用臣子推動臣子施壓的禪讓方式，一舉改變了傳說中的自上而下的天子主動的禪讓模式。考慮到難易程度，成本代價，比如社會穩定程度，百姓滿意度等；維繫時間長短，比如政權存亡時間；疆域大小等等。總體而言，王莽革命屬於成功類型。較之晉禪讓更為成功一些。31但政治成功並不能保證經濟得當。王莽的經濟改革是一團糟。王莽政治上最大的失敗就是經濟失措。32

相對於暴力，禪讓造成的政治混亂和社會動亂要小得多。它對百姓造成的傷害也小得多。所以禪讓得來的政權，一般不輕易大動干戈大開殺戒。這雖非仁政，更非暴政。事實上，禪讓得天下者，極少故意施暴的。其基本策略是，除了那些公開反對或叛亂的勢力外，前朝班底全盤留用。這種人事上的連續性對贏得人心，安定民心，保障新興政權的穩定絕對有效。蹊蹺的是，王莽一方面留用舊朝官員，一方面大改前朝政策。用前朝的官，改前朝的政，革前朝的命。結果導致人們無所適從。王莽只是用禪讓解決了政權問題，卻沒解決社會問題。於是人們便把前朝弊端一股腦地都算在新朝頭上，更為荒誕地打出了「復漢"的旗號。所謂「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33歷史之弔詭可見一斑。

2.兩種革命模式的轉換

湯武革命和王莽革命是中華政治革命的兩種基本模式。34湯武革命的主題是戰爭，王莽革命的主題是和平；湯武革命的天下是打來的，王莽革命的天下是要來的。王莽革命較之湯武革命至少在三點上更具劃時代性。一是君權時代的朦朧理想，在皇權時代成為現實，這本身就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二是王權時代的暴力奪權途徑，在皇權時代被證明為不是唯一的道路，即和平禪讓成為戰爭暴力之外的另一個新選項；三是王莽革命證明了和平禪讓的現實可行性和技術可操作性。憑此三點，新朝就具有獨立的歷史地位。習慣上，人們貶低禪讓的理由不外是來路不正，朝代短命，割據一隅。對此，先是西晉作出了初步的否定，繼而北宋作出了徹底的否定。特別是北宋不但實現了大一統，35而且 其政治、文化方面的創造之多和成就之高，不僅承前啟後而且更是後來居上。

既然取天下有兩種途徑，為何打天下成為中國政治思想的正統？這是因為，第一，湯武革命成為一代更迭的政治典範；第二，中華政治思想的成熟期在戰國，戰國恰是打天下的時代。這樣，打天下便具有天然合理性。諸子設計的各種打天下方案其實並無本質區別，只是主次輕重不同而已。儒家說的「仁政」 「禮治」既不完全反對暴力，也不明確反對專制。孟子說的「仁義之師」就是對暴力的含蓄肯定，而對專制則是習慣性默認。法家思考得要深一些。商子關注點是用「耕戰"獲取權力，韓非子關注點是用 「法術勢"行使權力。基於這兩點，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完全排除了和平禪讓的正當性。無人懷疑，禪讓較之暴力，成本更小，但人們近乎一致地肯定暴力而否定禪讓。這是否表明，人們政治觀念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道德而非理性？其實，人們之所以只肯定暴力，而否定禪讓．還與一般心理有關。暴力打天下全靠本事和實力，禪讓得天下全憑陰謀和詭計。所以暴力正派，禪讓偽善。這種極度幼稚的道德主義思維對暴力和禪讓採取了善惡分明的褒貶手法。一味稱頌暴力的正當性，凡說到暴力成功的原因不外乎，善用人，得民心，懂兵法，有謀略，於是「天降大任於斯身"。按照人們的一般理解，在這個過程中，天命並不是一種只在最後對成功者進行身份確認的東西，毋寧說，它是一種從一開始就已顯現出來，並在許多關鍵點上發揮決定作用的超常力量。

革命本義是天命轉移，天命轉移少不了暴力。但這種暴力在現代人眼裡還只是改朝換代，不夠徹底。所以現代人的革命觀更為極端，他們認為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相形之下，古代的革命倒顯得更為節制和溫情。因為古代革命只是改朝換代，而改朝換代並不非要把前朝人都弄死。所以，古代革命是朝代更替，現代革命是階級滅亡。

3．革命時期的特點

歷史上的革命時期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它們幾乎都有一種重整河山、重新規劃社會的強烈衝動。和王莽革命最為接近的是則天革命。34二者相仿處甚多。概括起來，革命時期有一些共同點。這些共同點王莽革命無不具備。

（1）符命祥瑞特別多，因為符命就是革命的符號。王莽建政，始終伴隨著符命。「符命之起，自此始矣。37

（2）注重宣傳，善於製造輿論和引導輿論。不計其數的符命作品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宣傳林料，在新朝歷史上發揮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輿論戰作用。「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複決其疑，勸勉令為真」；要麼「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要麼「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一句話，「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而與莽也」。按照王莽的指令，「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38符命和印綬結合使用，能同時體現出新朝皇帝和革命天子的抻聖性和權威性的雙軍寓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輿論宣傳工作都做到外國去了，可見王莽在宣傳自己皇權合法性上確實很下功夫。

〔3）歌頤革命者的文辭詩賦極多。39「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 40

（4）熱衷改名。比如，「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41又 如，「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42結果便是滋生出一大批怪異的新詞新語。甚至一些名號的擬定和地名的改動更是給人一種離奇之感。

（5）不斷製造各種「面貌一新「的熱鬧場面，比如，「王莽輔政，袷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征助祭也。」43甚至就連戰爭都被用來造勢。

（6）新人新事多，奇人異能多，不光表現在文化上，還出現在戰場上，比如用高官厚祿來「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44

（7）有理論，有口號，有計劃，有目標。比如，依據「五德終始說"建立新朝。「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 45又如，王莽依據《尚書》、《周禮》等儒學經典進行大刀闊斧地改制。「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46

（8）重視宣傳革命者的思想。比如把王莽文章編成教材，灌輸給學生。所謂王莽「八書"同時，「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作為選官依據。

（9）推崇古代，嚮往盛世。王莽的政治理想是「文致太平"。47王莽以復古為理想.48

（10）不停地大躍進，對社會有全盤規劃。作為一個革命家，王莽對自己的理想有過相當詳細的描述和展望。他依據古典，設計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49

（11）偏愛秩序化，總想把事物整齊劃一。比如，王莽對三公九卿的重新配置就類似《周禮》50又如，王莽制定的經濟制度，彷彿就是《周禮》。

（12）酷愛高壓暴政，習慣用強制手段推行政策政令、凡是議論大錢不好的，就如同非議井田制一樣，必須嚴懲不貸，流放邊疆。「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51"王莽還把冶安連坐法用到了強制發行新錢上。「盜鑄錢者不可禁，乃貢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人為奴婢。"52此外，用酷吏手段懲罰貪官污吏，也是王莽一大發明。53

（13）酷愛死刑的儀式性和觀賞效果。喜歡公開展示酷刑，製造聲勢浩大的鎮壓場面，以震懾人心。比如，陳良等人曾叛逃匈奴，後遣送回國。「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54又如，王翁起事，兵敗被俘，「莽遂燔燒之。"55

（14）標榜新政，改制五花八門花樣百出。比如始建國二年，「初設六莞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採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56又如，推行與新土地制度有關的財產登記。57

（15）革命者和民眾的關係異常密切。一是元始四年，八千多民眾上書朝廷，一致要求給王莽以「宰衡"名位；二是元始五年，「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58

（16）習慣搞群眾運動，從幾幹人上訪到幾十萬人參與，規模越來越大。比如，元始匹年，在王莽的帶領下，十萬儒生和百姓主動參與，僅僅用了二十天就建成了明堂和辟雍。59王莽的一大政治發明就是廣泛號召群眾捐錢捐物，支援國家建設。比如，王莽 「博征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義人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60

（17）花大錢搞面子工程。「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61外交上的虛誇符合王莽一貫的政治風格。在興太平的旗號下面，實際運作的還是心照不宣的金幣外交。所謂萬邦來朝的盛世場面不過是用錢買來的一個碩大氣球。

（18）喜歡搞大工程大建築，儀式化特徵明顯，意識形態花樣頻出，痴迷搞一些具有紀念碑性質的宏偉建築。所謂「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62於是，「典靈台、明堂、辟雍、四郊，定製度，開子午道。" 63為了「建萬世之基六王莽「以起九廟"。「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調文，窮極百工之巧。"64

據此，我們可以抽象出革命時期的一些基本原則。一是形式主義原則，二是復古主義原則。但形式本身也是內容，復古本身也有創新。於是就導出第三個原則即手段和目的合而為一的原則。如果將這三個原則進一步簡化，就會得出一個結論，革命永遠可能，禪讓是真正的革命。65禪讓的革命性既是一筆豐厚的理論遺產，又是一筆深遠的政治遺產。就革命本身而言，革命已經成功；就革命前途而言，革命永不樂觀。

概言之，新朝是一個過渡。過渡既是中止，又是開啟。中止好理解，開啟很費解。新朝的歷史功績不在於它結束了漢帝國的萎靡不振和垂死掙扎，而在於以全新的方式開闢了一條攫取皇權的和平途徑。就此而言，王莽是一個開創歷史的偉人，把王權時代的禪讓理想變成皇權時代的現實。在前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政權的和平轉移，使禪讓成為一種可以效法和操作的政治模式。為此，必須給予王莽一個真正的歷史性地位。

三 思想主題

沒有一個時代像新朝這樣，充斥著如此之多的充滿革命寓意的古典符號，官號一個個從經書走進現實，井田制也從古書變成現實，歷史上的周公也在現實復活。

這便產生一個問題，為何在革命時代，古今關係變得如此重要？為何革命特別需要藉助古典？本來在前中國，每個朝代對古今關係都相當重視。它們需要通過重新排列古今朝代順序來確立和凸顯本朝在歷史譜系中的特殊位置。為此，就有了屢見不鮮而又隆重無比的盛世修史。可問題是，革命時代對古典的推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一來，古今關係在革命時代思想史的六大主題中，便佔據了某種軸心地位。一般說，天人關係的本質在於天命神聖性，古今關係的本質在於歷史合理在，君臣關係的本質在於君主獨尊性，政教關係的本質在於政治叔威性，華夷關係的本質在於中華優越性，分合關係的本質在於一統正當性。但在革命時代，古典不僅具有歷史合理性，而且具有大然正義性。一言之，復古是絕對的政治正確。

秦漢新這三個朝代都是建制完整的普世帝國，還無法展開對分合主題的探討。雖然後戰國時代、新帝國時代、復古時代的思想主題各有重點，但復古時代的思想特點似乎是古今關係成為聚焦中心。於是，歷史合理性成為至上原則。堯舜，三代，周公，禪讓，這些原本屬於經書上的純粹古典，頓時被賦予了生命，成為現實中觸手可摸的東西。如果沒有歷史合理性的強大支持，王莽就找不到憚讓的經典依據，他就無法稱帝。在這個過程中，表徵天意的符命可以人造，但古典卻無法偽造。66他通過對經典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從而表明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於是，天人關係得到了新的詮釋，君臣關係得到了新的排序，政教關係得到了新的梳理，華夷關係得到了新的確立。一切都完美得不可思議。

天人關係上，王莽將新帝國時代的災異風氣很大程度上轉換為符命思潮。雖然災異也有，但頻率和規模都變得無足輕重。符命成為復古時代最為時尚的東西。古今關係上，王莽表現出來的創意和理念尤其具有革命性。一方面是復古性地創新，一方面是創新性地復古。一方面通過堯舜模式為自己尋找禪讓的道統根據，一方而援引周公作為來給自己打造聖人形象。67在這種尚古思維中，一切能讓人在古今之間建立起聯想的東西都被視作富有革命意味的象徵。君臣關係上，王莽的創造性更為突出，他善於利用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有技巧地製造民意成為王莽禪讓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通過各種方式，王莽營造出了一種最為廣泛的民意基礎68。比如，王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 。就採取欲擒故縱之計，主動要求自己女兒不參與競選。結果，「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 「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面上書者愈甚。"69又如，居攝元年，安眾候劉崇謀反，進攻南陽失敗。王莽「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70應該說，王莽和民眾的關係之密切超過了任何一個皇帝。政教關係上，王莽雖然延續了秦漢皇權掌控和宰制學術的強大傳統，但同樣有不俗的推進和擴展。他以儒生身份涉足皇權，使儒學影響社會的能力空前提升，同時也使自己在民間獲得了更大感召力。他對古文經的偏好和支持，使古文經學獲得了黃金般的發展機遇。應該說，古文經正是全面崛起於這一短暫而難得的革命時期。他對大學的重視和資金投人，使得學術繁榮成為可能。他試圖將自己思想系統灌輸給全國官民，從而成為前中國第一個將自己思想製作成標準教材，令所有學生朝夕誦讀的人。在實踐教化、統一思想、控制人心方面，王莽顯然有著更高的熱情和更大的野心。華夷關係雖然不甚成功，但也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最突出的一點是，他試圖用儒學經典中的簡單型華夷模式來重新規範帝國體系下的複雜型華夷格局．把皇權時代的蠻夷外國都統統安置到他想像中的傳統華夷秩序中，從而建成古典聖王那種太平盛世。

四 簡單結論

揚雄在新朝鼎盛時，曾獻上一篇《劇秦美新》。感嘆「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並說「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鹽。「71顯然對新朝未來充滿希望。但他絕對不會想到，新朝竟一世而亡，較之秦之劇而更劇。班固率先注意到政莽二人命運際遇的殊途同歸之處。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余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72雖然 班固將秦新一併打人閏統另冊，不予正統名分，但二者之異同卻遠超乎人們的一般認知和想像。對於奏，人們只是指責它得天下不仁，卻不說它得天下不正；對於新，人們更多地說它得天下不正。換言之，人們都沒說秦篡周，卻總說新篡漢。可見世人對王莽比對始皇更為苛刻，更少理解。

其實，在皇權政治——思想史上，王莽和秦始皇都屬於那種為數不多的巨大開創性人物。秦始皇雖然被人非議很多，但其歷史地位和創建制度的非凡能力卻無人懷疑。相形之下，王莽就可憐得多了。幾乎沒人會在革命意義上將王莽和秦始皇和提並論。其實，王莽對皇權政治——思想的造和影響不亞於秦始皇。他率先嘗試的禪讓模式，無論如何都是前中國歷史上的一朵奇葩。

1.《漢書 王莽傳下》，中華書局1962年 第4197頁。

2.《漢書 律曆志下》，第1024頁

3.詳見《孟子，盡心章句下 》

4.這個特點同時造成了一個顯著缺陷。除《王莽傳》外，《漢書》沒有給新朝臣子另立別傳。其實，劉歆就應該單獨立傳，並附於《王莽傳》之後。但這樣一來，《漢書》體例便顯得不類，勢必要求《王莽傳》獨立成書。或許考慮到這些複雜的體例限制，《漢書》才出現了一種怪異的做法，《楚元王傳》竟是全書中唯一的貫穿整個西漢的傳記。獨此一篇別無二文。某種意義上，《楚元王傳》就是一篇簡化的西漢學術史。

5.《秦紀》三卷，《新紀》不到兩卷半，而且還不是頂立成篇。適當的篇幅應是五卷。

6.《後漢書 李王鄧來列傳》 中華書局1965年 第576頁

7 12《漢書王莽傳下》第1094頁

8 始皇「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史記 秦始皇本紀》 王莽則「鴟目，虎吻，豺狼之聲」《漢書 王莽傳中》

9.由於王莽的提倡，劉歆的鼓吹，古文經在新朝大行其道。這種政治學術風氣對班彪思想形成無疑有著至為深刻的影響。如果不考慮這個關踺因素，我們就很難準確了解班固古文經思想的真實來源。簡言之，班彪在新朝接受了古文經．進而又作為家學傳授給了班固。所以，根源，班固在《汊書》中表現出來的古文經寫作風格和修辭特點，其實都與新朝有關。

10 這點非常關鍵。班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一同校秘書。「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即「於天子前讀書」。類似後世所謂「待讀學士"。「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上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可見班游甚得「寵異"。（《漢書．敘傳上》）據此可推知三點。第一，賜書必有《太史公書》；第二，班斿早卒，其子班嗣和班彪「共遊學」，年輕的班彪完全有條件看到太史公書第三，班彪很可能就在這個時候發了續寫《史記》的念頭。

11. 13《漢書 翟方進傳》 第3441頁。

14《漢書．敘傳下第4270頁。

15《漢書「遊俠傳》，第3719頁。

16 19 《漢書 王莽傳上》，第4043頁。

17 18《漢書 元後傳》，第4026 4029頁。

20詳見《漢書．諸侯王表》。

21類似的說法還有「打天下坐天下「或「打江山坐江山「 這六個字可謂中國政治文化的密碼。打天下說的是獲取權力的暴力方式，坐天下說的行使權力的專制方式。打贏了是真命天子。打輸了是亂臣賊子。於是就了「成王敗寇·的成語。如果說「打天下坐天下"是人們解釋歷史的通用模式，那麼「成王敗寇"則是人們評價歷史的常見尺度。換言之，這十個字道破了中國政治文明的全部秘密。其實追究起來，「打天下，坐天下」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人們評價最高的幾個皇帝，幾乎都具備了這兩個條件。比如，秦皇漢武，唐宗來祖。這裡除了漢武帝，都是既打天下，又坐天下。從這個角度看，明太祖就比康熙、乾隆地位更高一些。

22詳見《後漢書 光武帝紀下》

23諸如「偽子以「大奸「等。「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這種詩意的說法溫婉含蓄，意味複雜，卻也未能脫出目的論的窠臼。一般來說，認識一些複雜的歷史人物最忌諱目的論。因為目的論強調歷史整體的計劃性、預謀性和動機性。而往往導致陰謀論。如果人們死死認定王莽一開始就抱有篡漢的野心，或堅持認定王莽始終有一種稱帝的預謀，那就只能將王莽的所作所為看作一種蓄謀已久的行為。這就是目的論導致陰謀論的經典案例。但這並非歷史實態。歷史沒有目的。歷史人物的圖不等於歷史本身的目的。歷史人物的計劃、動機都是在一定歷史背景下產生並變化的。不能將後來出現的果直接當成事先預謀和設計的產物。人們對王莽的貶斥很大程度上就是違背了這個史學理論的基本常識。豪無疑問，王莽個人行為肯定是有目的的，但用目的論釋王莽的全部行為就變得非常危險。目的論和個人目的不是一回事。不能用目的論來解釋歷史人物的個人動機。如果用目的論釋王莽的行為，就只能認為他是一個標的野心家和陰謀家：因為他隱藏的太深了。他把他的一生都作了周密的規劃。但這種解釋並不符合王莽的歷史實態。因為王莽不可能想的那麼遠。認為王莽稱帝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為稱帝做的準備，這隻能使問題過度複雜化。王莽做事確實有個人目的但這目的只能在有限範圍內有效。一旦超出個節圍，他就不可能這麼想，即便想了也沒用。如果想了沒用，人還會那麼想嗎？比如王莽在不惑之年從大司馬的高位上被趕回家。此後的一切局勢都非他能掌控。他不知哀帝啥時候死，他不知哀帝能否生子，他不知三位太后能活多久。如果哀帝在位二十年，如果哀帝立了太子，如果王政君突然歸天，如果傅丁二後晚死數年，如果這其中的任何一個假設成為事實，那麼王莽想再多也沒用。既然想啥都沒用，目的論論釋就落空了。所以，王莽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別的想法。他只能按照自己本性去做。他的所作所為都出於本能，而非謀劃。王莽肯定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但如果用目的論來解釋他的做法，除了把他的一切說成老謀深算、蓄謀已久或別有用心，其實根本說不出任何新的東西。所以，當我們習慣性地把某個歷史人物定性為野心家或陰謀家時，除了證明我們自己低能和弱智外，就是滿足於自以為是的道德高潮和心胛快感。

24《漢書，宣元六王傳》，第3320頁。

25參見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校證》，王樹民校證，中華書局， 1984年，第144頁

26古人對王莽一筆抹殺，貶低過甚，只將其視作權篡弒，根本不承認其開創之功。比如，趙翼把禪讓定位於曹魏所創，（趙翼著：《二十二史札記校證》，王樹民校證，屮華書局1984年第143頁）就難免有膠柱鼓瑟之弊。

27平心而論，王莽應該是前中國歷史上民意支持率最高的皇帝。

28《漢書．佞幸傳》，第3738頁。

29 「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後漢書 ·張步列傳》將皇帝玉璽交給董賢，而且如此叮囑，其實就是禪讓。遺憾的是，董賢並非禪讓的最佳人選。觀其為人，並非大惡之徒．亦非奸佞鼠輩。在他和哀帝的關係中，他始終處於被動地位。無野心，也無能力。似乎來者不拒，卻無福消受這多多益善的曠世皇恩。由哀帝和董賢這對少不更事的玩伴來踐行禪讓革命，實在難為了這對「童心未泯"的年輕君亞。

30劉備和者葛亮的關係也類似這種情況。

31當然，最成功的應該是宋朝。

32用行政手段推行經濟措施，王莽堪稱登峰造極。「凡是議論大錢不好的，就如同非議井田制一樣，必須嚴懲不貸，流放邊疆。「『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西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漢書．王莽傳中》

33趙翼著：（二十二史札記校證》，王樹民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第72頁。

34趙翼評論道，「古來只有禪讓，征洙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

35當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所謂嚴格意義上是指，要麼和前朝疆域一般大，要麼比前朝版團更大。但這從來就沒真正實現過。因為很難說清朝的版圖就一定比元朝大。

36從革命的持續性角度看，二者都不算成功。不過王莽革命是被動失敗，則天革命是主動放棄。因為武則天的性別特點使其必然受到更為嚴掐的家天下條件約束。所謂革命，本是家天下的產物。無論實踐還是觀念，都離不開家天下的特點。即以皇帝本人姓氏為國姓而對天下實行的大家長統治方式。這樣．迫使武則天死前必須作出抉擇，要延續大周，就必須讓武姓侄子即位；要讓兒子接班．就只能廢棄大周。侄子繼位，武則天自己作為開國皇帝的皇統地位可能不保，因為自古無侄子奉姑母為先皇而祭祀宗廟的先例（王莽給王政君守孝三年是以母子名分，將其視作文母太后。事實上，在王莽建造的九廟中也確實沒有王政君的地位這樣一來，儘管大周朝號保住了，可大周朝的開國皇帝功德卻被廢了。兒子繼位，大周朝號不保，武則天的帝號也保不住，但武則天能安享廟，死後安生。反覆猶像，艱難考量之後，武則天最終擇了後者，放棄女性皇帝的尊榮，回歸大唐社稷。

37《漢書．王莽傳上》，第3079頁。

38 41《漢書．王莽傳中》，第4114、4132頁.

39這類頌歌和其他時代的一般性的頌揚皇杈、讚美本朝、吹捧今上的諛辭還真是不太一樣它更為粗俗和狂熱，也更缺少一種精緻的優雅和藝術品。

40《漢書．平帝紀》,第360頁。

42《漢書·平帝紀》第356頁

43《後漢書．宗室四王三候列傳》，第561頁。

44 60《漢書，王莽傳下》第4155

4161一4162頁「

45 46 49 51 52 54 56《漢書．王莽傳中》，第4113、4140、4111、4112、4122、4138 4118頁。

47《漢書·敘傳上》，第4204頁。

48史家甚至把這個當作王莽失敗的原因。「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新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50詳見《後漢書．隗囂列傳

53 57稀詳見《漢書．王莽傳下》。

55《後漢書．袁張韓周列傳》，第1530頁。

58 59《漢書．王莽傳上第71頁。

61《漢書、地理志下》第1691頁。

62 64《漢書·王莽傳下》，第4巧1、4162頁。

63《漢書，王莽傳上》，第4佣6頁。

65新朝革命和武周革命都是禪讓和革命相統一的經典範例，都對傳統觀念構成了深刻挑戰和強烈衝擊。相形之下，晉南北朝的一些禪讓卻不具有多少革命性「雖然它們的禪讓技巧越來越圓熟，但革命價值卻所剩無幾。

66 我不相信《周禮》和左傳》是王莽或劉歆一手炮製出來的。

67周公沒有政治自足性。周公在漢朝出現始於武帝。武帝用周公來作為指定顧命大臣的標準。這就是意味著，周公只能是臣子，而且必須是忠臣。這種定位顯然與儒家經學有關。但也不完全。因為儒學內部同樣存在有對周公是君是臣的爭議。武帝用周公負成王的畫像表明了他的態度。所以，此後，人們對周公的評價只能從臣子角度來說。所以，昭宣時官員吹捧霍光就常用周公作比附。

68一般說民意或民心應該放在君臣關係範疇考慮，不過同時,人們也常說天意即是民意。所以，前中國的民意觀應該適當兼顧大人關係範疇。

69．70《漢書．上莽傳上》，第4052、4096頁。

71揚雄《劇秦美新),《昭明文選》第4冊，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1922。

72《漢書．王莽傳下》，第4197頁。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歷史學院 發表於《文史雜誌》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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