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比晏子高
孔子不比晏子高
安立志
（孔子雕像）
在春秋時期的山東版圖上，曾經存在兩個代表性的大國——齊國與魯國，這兩個國家並立了數百年。這也是今日山東仍被稱為「齊魯大地」的歷史原因。
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五世紀之間，在這兩個國家的舞台上活躍著兩位名人，一是齊國的晏子（嬰），一是魯國的孔子（丘）。晏子比孔子年長，齊靈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晏子繼其父為齊國上大夫時，孔子尚未出生。
（晏子雕像）
本文既曰「孔子不比晏子高」，就有比較的意味。如果單只比身高，孔子完勝，晏子完敗，孔子確實比晏子高出不少。司馬遷稱，「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史記》第6冊，中華書局，1959年，頁1909）「長人」就是「大個子」。有人算過，即便按漢尺計算，孔子也在2米2以上，可謂古代的姚明。晏子就慘了，他站在孔子面前只有仰望的份兒。劉向比司馬遷晚了不過幾十年，關於晏子的身高，他只留下了半句話——「晏子蓋短」（《晏子敘錄》）。司馬遷說的也不詳細，只稱晏子「長不滿六尺」（《史記》第7冊，頁2135）。也按漢尺計算，晏子的身高，大約在1米4左右。總之，晏子是個矮子。楚國正是抓住晏子的這個「短」處，在其訪問該國之際，即使貴為國賓，也故意給他開小門，這才引起了晏子「使狗國者，從狗門入」（《晏子春秋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82）的外交雋語。
身材高矮是「自然災害」，如此比較意思不大，如果比較治國才幹就未必了。現在的人們一般認為，孔子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而晏子則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記載孔子行跡的主要是《論語》與《孔子家語》，記載晏子行跡的主要是《晏子春秋》。這些著作都不是他們生前的個人著述，而是後人根據記錄、回憶整理而成的。從《論語》與《家語》可知，孔子留下的主要是言論與思想。先不說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曾經遭到墨子的批評（《墨子·耕柱》），也不說韓非子將孔子的儒學視為「五蠹」之首（《韓非子·五蠹》），就史實說來，孔子的學說在其生前的確不為各國君主所接受，誠所謂「言之不行，道之不行」（《史記》第10冊，頁3297），孔子只得帶著弟子背井離鄉，周遊列國，四處碰壁，「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孔子家語·在厄》），「累累如喪家之狗」（《史記》第6冊，頁1921），甚至孔子自己都心灰意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孔子似乎也並不怎麼愛國。
《晏子春秋》則不然，他所記載的主要是晏子幾十年的治國經歷與政治實踐。靈公時晏子初入仕途就不說了，他協助庄公、景公幾十年，無論治國、民生、外交、戰爭等方面，晏子都曾踐履躬行，其中有順境、有逆境，有建言、有決策，有勸諫、有變通，有堅持、有辭職，按照孔子的說法，還有「折衝尊俎」（《晏子春秋今注今譯》，頁238），大體上維護了齊國的穩定，保障了基本民生，緩和了周邊關係，提高了「國際」地位。正因晏子奠定的政治基礎，齊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亂世風雲中始終保持了大國與強國地位，而孔子曾為之奮鬥的魯國，到戰國初就不復存在了。由此可見，《晏子春秋》不是《論語》式的語錄，而是一部晏子參政、議政、執政的全面紀錄。正因如此，司馬遷對晏嬰表達了由衷的崇敬：「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第7冊，頁2137）雖然司馬遷將晏子列入「列傳」，把孔子納入「世家」，也對孔子表達了「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表白，甚至稱孔子為「至聖」。然而，當漢朝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為基本國策，司馬遷這個被漢武帝施以宮刑、勉強保命的史官，就只剩下「保持一致」了。
孔子與晏子同時期活躍在齊、魯兩國的政治舞台上，自然免不了有所交集。據《管晏列傳》記載，孔子35歲那年，因魯國內亂與其國君魯昭公先後逃亡到齊國。齊景公向孔子諮詢政事，他隨即搬出了最熱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似乎這套理論格外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景公馬上對其產生了好感，並要賜給他一塊封地。晏子聽說後，向景公表達了不同意見：「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史記》第6冊，頁1911）大意是說，這些儒者，能言善辯法律無法約束，傲慢任性不能用為臣子，實行厚葬不惜傾家蕩產，遊說求官卻不會治理國家。他那套奢華繁瑣的禮儀幾代人也學不完，如用其主張改變齊國風俗，將不利於領導齊國百姓。晏子不愧為政治家，目光如炬，寥寥數語，即戳穿了孔子空洞的說教的本質。景公明白孔子的說教根本沒有可行性，從而疏遠了孔子。
晏子攪黃了孔子晉身齊國上層的好夢，孔子心中不悅，於是他就散布對晏子不利的言論，譏諷晏子輔佐三位國君，表面上是個賢人，其實是個小人。無非是看人下菜碟，擅走上層路線，而不能施惠於百姓。他的原話是這樣的：「靈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齊；庄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晏子，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春秋今注今譯》，頁363）晏子聽說後，登門求見孔子。晏子說，聽說先生有譏諷我的話，特意來見。像我這樣的人，哪能以道義來求取俸祿呢？我的宗族靠我幫助的有幾百家，齊國之「間士」（閑士）靠我接濟的有幾百家。我就是因為這個才做官的。像我這樣的人，怎能用道義來求取俸祿呢！這些話也是對孔子四處遊走，兜售治國之術，以謀取官位俸祿的一種諷刺。晏子走後，孔子對其弟子似乎說了幾句真話：晏子賑濟百姓而不誇耀，輔佐三位國君而不居功，的確是真君子（「救民之姓（生）而不誇，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孔子與晏子這段交往另有一個版本。孔子認為，晏子輔佐齊國三位君主都很順利，「是有三心」，從而懷疑其為人。晏子聽說後不以為然，他說：我世為齊民，不自正其行，不自知其過，就不能在齊國立足。他批評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樹下講課被人驅趕不以為恥辱，流落陳蔡飢腸轆轆不以為窮困，誹謗詆毀別人卻不了解情況），如同「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水邊的漁民指責刀斧，山上的樵夫挑剔魚網）一樣，驢唇不對馬嘴，信口開河，率爾鼓舌。晏子說，我本來對儒者還是敬重的，現在我對儒者開始懷疑了（「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這些話傳到孔子那裡，孔子感到慚愧，他對弟子說：我對晏子的私下議論，有失客觀公正，這是我的錯。我聽說，德過人則友其人，不及人則師其人。如今我錯誤指責了晏子，晏子批評我，晏子就是我的老師了。於是派其弟子宰我當面向晏子謝罪，然後親自去拜見晏子（《晏子春秋今注今譯》，頁372）。
在晏子從政史上，最為今人稱道的是「晏子使楚」，這篇古文甚至收入了中學課本。「晏子使楚」當然是晏子精彩的外交佳話。他是在楚國君臣滿懷敵意或者不懷好意的氛圍中訪問楚國的。他頂住楚國君臣的刁難、戲弄與刻薄的外交壓力，以其高超的外交智慧、嫻熟的外交手腕、機智的外交辯才，挫敗了楚國的敵意，維護了齊國的尊嚴，取得了出使楚國的外交勝利。有趣的是，在孔子的政治生涯中也曾有過一次類似的外交經歷。這段經歷似乎因為不太光輝，後人極少提及。孔子一生得意時不多，但在魯定公時期終於出人頭地，先是任中都宰，繼而被提拔為司空，很快又升任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終於上演了一場「孔子使齊」。
當齊國得知魯國重用孔子的情報之後，由於孔子名氣較大，感到這對齊國不利，於是邀請魯國舉行兩國峰會，會談地點定在齊地夾谷。孔子陪同定公出席峰會，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攝相事」）。孔子在這一外交場合表現的非常強勢，他先是對定公強調「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因此要求作為軍事官員的左右司馬隨同出訪，以防止齊國的陰謀與不測。
峰會期間，孔子對齊國的歡迎禮儀百般挑剔，他指責齊國演奏的第一首樂曲是所謂「夷狄之樂」，而將演職人員趕出會場。他又指責第二首樂曲是以「匹夫而營惑諸侯」，下令「有司」對演員實施刑法，濫行殺戮，這些侏儒與俳優演員頓時身首異處，血濺舞台。齊景公此時只有害怕恐懼的份兒，只好把先前佔有的魯國土地歸還魯國（《史記》第6冊，頁1915）。由此可見，如果孔子得勢，其所實行的極有可能是鐵血政治，其施政風格與晏子截然不同。一些後人論證晏子應當歸於儒家，似乎沒有太大意義。
齊魯夾谷峰會舉行於公元前500年，晏子正是在這一年去世的。至於晏子當時是否與會，史書記述不一。當代學者考證，晏子出生於公元前578年。如此算來，夾谷峰會這一年晏子已是78歲的風燭殘年。至於他死在夾谷峰會之前或之後，沒有看到確切的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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