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津湖戰役誰是勝利者？

原標題：長津湖戰役誰是勝利者？

戰略上，志願軍勝利了，達成了戰略和戰術（基本達成）上兩層作戰目的——雖然是慘勝，也並未完成徹底圍殲敵軍的預定目標，僅僅是重創敵主力部隊（美陸戰一師），殲滅部分其他美英建制部隊。

事實就是，美國陸戰1師終究是突出了9兵團包圍圈，敗退南撤，並在最終完成撤退時將整個港口設施和運不走的裝備物資軍需給養全部予以摧毀——這是典型的受到挫敗之後狼狽撤退之軍在撤離時間相對還比較充裕之際才會採取的戰時措施，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己方被迫丟棄來不及運走的物資成為資敵物資。

當然如果是敦刻爾克那樣的撤退，甚至緊急到沒有時間銷毀物資了，就只能最大限度保存有生力量以待他年捲土重來而已。敦刻爾克撤退後世被稱為偉大的戰略撤退，但那只是因為英國是二戰勝利者陣營。如果英國最終輸了，敦刻爾克撤退就只能是如同蔣介石撤退台灣一般的苟且偏安的意義，絕無可能被冠以「偉大」二字。

長津湖戰役，志願軍的教訓，在某種意義上與二戰德國進攻蘇聯失敗的教訓是一樣的。冬季作戰，嚴寒是軍隊最大的敵人，軍隊指戰員任何一點點輕忽馬虎、一點點小錯誤，都將被冬季嚴寒放大無數倍，造成慘痛的損失。教訓就是，秦嶺淮河一線以北的北方寒帶地區、寒溫帶（亞寒帶）地區、溫帶地區和青藏高原那樣的高寒高原之冬季作戰，總而言之，寒區冬季作戰，禦寒準備和後勤軍需供給才是第一位要考慮的重中之重。在寒區冬季作戰，後勤必須作最惡劣最極限環境下的計劃，寧有餘勿不足。

以下是引用資料

既然談論的是後勤供應問題，那麼應該對此有基本的了解，否則難免紙上談兵之嫌。軍事物資供應，對於大兵團作戰來說，不可能採取就地分發的形式，必須是分級前送的，這是常識。這樣就不僅僅是物資是否充足有準備的問題，還涉及到運輸能力、計劃分配能力的問題。比如，即使是寒區作戰，棉衣也不是最緊要的供應物資。

作戰物資的供應，首先要保障是給養和彈藥。而這兩項都是每日在消耗，每日都必須優先前運的物資。既要保證給養彈藥，又要保證保暖禦寒，這就涉及到運輸能力問題。而在運輸能力不敷分配的時候，顯然只能有重點地保障。否則，戰場上穿上了棉衣卻沒有子彈，豈非更加糟糕？又比如，寒區作戰，並不是每人發一件棉衣那麼簡單，必須有相應的配套物資。

以志願軍的軍需標準來說，個人除棉衣外，至少還應該有棉皮鞋、棉膠鞋、大衣（哨兵應配皮大衣）、棉絨帽、棉手套、棉被（前方連以下發毯子）等等。全套發放，又涉及運力問題。那麼是否每人發件棉衣就能解決主要問題呢？也不盡然。在東北軍區第一屆後勤會議上，二十軍所作的後勤工作初步總結中就提到，全軍二萬五千傷員，凍傷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約一萬五千人。

原因則是部隊「除棉衣發齊外，棉帽、棉鞋及其它保暖物資都未得補充。在冰天雪地中作戰非常痛苦，唯一辦法拆被子做襪子、手套、耳套等。據不完全統計，全軍有百分之六十的被子拆完了。」可見即使發齊棉衣的部隊，配套物資不足，仍不免有凍傷發生，且凍傷之比例也並不比其它部隊有明顯的降低。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後勤供應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不能僅憑想像或片段材料來判斷現實中的具體措施是否妥當。下面我想針對樓下所轉貼的一些說法，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毛澤東、彭德懷十一月五日令九兵團入朝的決策是否有誤？ 對於九兵團的運用，最初毛澤東認為九兵團可以「定十一月一日起車運梅河口整訓，前線如有戰略上的急需可以調用，如無此種急需則不輕易調用」，原因在於對我軍出現在朝鮮戰場後，東線美軍的動向尚不能確定。但此後考慮美偽軍由咸興向北進攻的可能性極大，毛澤東認為「必須使用宋時輪主力於該方面方有把握，否則於全局不利。」

十月三十一日，根據東線敵軍動向，毛澤東已經明確將九兵團用於東線。十一月三日，毛澤東同意彭德懷等的意見，使用二十七軍於新義州東北方向，九兵團另兩個軍位於瀋陽附近休整待機。此時第一次戰役已接近尾聲，彭德懷對於下次戰役的作戰方案的設想中，考慮仍需集中力量，準備由三十八軍、四十二軍甚至加上四十軍由德川打出去，這樣東戰場就必須完全由九兵團負責，因而建議九兵團入朝。

十一月五日，毛澤東複電認為部署甚好，「九兵團之一個軍應直開江界並速去長津」，同時函告李濤九兵團各軍待命和休整的位置。這時，準備九兵團以兩個軍先行入朝，二十六軍則休整待命。彭德懷十一月六日的部署電就是以九兵團兩個軍為基礎設想的。此後，毛澤東認為美軍陸戰一師戰鬥力據說是美軍中最強的，我軍以兩個師圍殲其兩個團，（兵力）似乎還不夠，應有一個至兩個師作預備隊。因而決定讓二十六軍也靠近前線。

以上決策過程可見，毛澤東、彭德懷對九兵團的使用並無不妥之處。毛澤東關於美軍可能由咸興向北進攻的判斷完全正確，如果不是基於這個正確的判斷，並預有準備，那麼很可能來不及在東線使用九兵團，那樣二次戰役可能會發生兵力不足的情況。至於有人認為彭德懷調九兵團入朝出於「好大喜功」，「如果9兵團在東北整頓一段時間再入朝，接收了華東送來的冬服，以及東北軍區補充的汽車、彈藥，長津湖戰役將打得漂亮得多」，實際上，即使是象當時九兵團如此倉促地向朝鮮出動，時間也是非常緊的。大兵團行動，不可能是大家一呼隆地過去，是需要時間的。事實上，九兵團20軍11月15日到達戰役集結地域，27軍17日到達戰役集結地域，26軍則遲至22日23時，才到達指定位置。美軍23日已經到達長津湖地區，佔領柳潭裡了。

如果志願軍九兵團要等冬裝配齊，補充汽車彈藥再出動，那仗也就不用打了。從美軍行動來看，如果九兵團推遲行動兩至三天用來補充冬裝，先頭兩個軍也還勉強能趕上。兩天時間，冬裝雖然仍無法配齊，但如能補充部分鞋帽手套，也會使部隊減輕受凍的程度。但戰場準備工作時間減少，可以說各有利弊。從事後看，也許還是應該稍緩兩到三天如朝。據《謝有法將軍文輯》記載，宋時輪過江之前曾打電話給高崗，提出推遲兩天過江。他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電話，提出這個建議，並估計毛主席很可能會同意。但高崗不同意宋直接與毛主席通話。

二、九兵團的棉衣應該由哪一方面準備？是否準備好並且前運了？為什麼九兵團出動時部隊只發薄棉衣？據八月二十六日東北邊防軍的後勤補給計劃，棉衣原定東北做二十四萬套，華北做十萬套。其它如華北後勤部負責四十萬件棉背心，十六萬雙棉皮鞋；華東後勤部負責做四十萬件絨褲，三萬雙棉皮鞋；中南後勤部負責做四十萬件棉大衣，六萬雙棉皮鞋；東北後勤部負責棉手套、襪子各七十萬雙，毛棉帽四十萬頂。華東並沒有做棉衣的任務。

至十月十八日，總後勤部、財政部給中央的建議中，認為應該「再準備棉衣二十萬套」，「由東北、華北、中南、華東各做五萬套」，並在十二月份完成。可見，此時華東應該準備的棉衣為五萬套，且時限在十二月份。 至十月三十日，九兵團出動已成定局時，宋時輪到總後勤部找負責同志以及華東後勤部的鄺任農討論補給問題，提出棉衣沒有發，但宋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發。結果由總後勤部發電華東軍區，要求「由華東負責即補充發齊棉衣、棉被」等，東北則負責棉帽、大衣、背心、絨褲、手套、襪子和棉皮鞋，且因時間趕不及，要到十二月十五日前，才能前送朝鮮補充該兵團。

周恩來在總後報告上批示須於十一月內補充完畢，不能延至十二月中。此時距九兵團出動不過一個星期的時間（當然，當時還不知道），要求華東完全負責九兵團的棉衣，就算陳毅是神仙，也來不及變出十五萬套棉衣來。一方面，原定計劃九兵團補給冬裝應該在瀋陽、梅河口，而出動計劃改變後，物資要從瀋陽、梅河口趕運輯安，當然手忙腳亂來不及。更重要的是，東北的確沒有庫存的配套冬裝了。此前冬裝大約已經配發十三兵團了，因此據東北財政部副部長倪偉的關於軍事供應問題的報告，到十一月底尚需趕製四十萬套棉衣。

所以，九兵團到達後，只好發給棉大衣。而單就棉大衣一項來說，也儲備不足。十一月六、七日僅發棉大衣六百四十一件。八日20軍到瀋陽，將原準備發十三兵團而未運走的三萬五千零九十件棉大衣趕運皇姑屯。此時瀋陽的庫存，也羅掘一空了。當十日兵團部和27軍到瀋陽，只有趕製的邊防大衣二千九百八十件好發。高崗又批示由財政部撥給的新舊棉大衣十萬件中，送給27軍三萬多件。此後，又不得不將剩餘的六萬多件（另外又撥了三萬件）也批給了九兵團（不過奇怪的是，九兵團在這九萬件中只挑了六萬多件，其餘的不要了）。此後，各地又緊急送來一些棉大衣。至十一月底，總共發給九兵團新舊棉大衣二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一件。

雖然領的棉大衣不少，但限於運力，實際發放下去的遠遠少於此數。如據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總後軍需部的調查，十三兵團領到的大衣和東後發放的數額基本一致，共發三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八件，但在四十軍了解，就沒有發大衣，其它軍據說也有未領者。九兵團後勤運力不足，發放更加困難。 對於九兵團來說，糧食問題其實更要命。

本來應該是東後組織的二分部以及兵團新組建的四分部負責供應的，但據20軍後勤工作總結摘要，兵團到輯安後，兵團後勤無機關所在地，是直接和一分部接洽的。結果部隊十一月十二日入朝，到十八日第一列車一百萬斤糧才出發，造成趕不上部隊的嚴重後果。糧食由輯安運到前川，離前線還有三百餘里，須翻山越嶺。軍汽車損失很大，兵後汽車又前運不及，故基本上無法供應前線，造成普遍餓肚，六十師最壞情況是三天無糧。從龍水皮二萬斤糧到前線只能收到二、三千斤。

接下來的連鎖反應就是跟進的27軍供應也跟不上，因為兵團汽車不得不優先供應20軍。十一月十日，27軍關於後勤供應的報告中反映，軍汽車（20輛）加兵團的汽車（負責供應27軍應有150輛，實際只有110輛。此處按照應有量計算，實際相差更遠），全部使用，五天往返一次，每次僅可運輸六十八萬斤（物資）。而27軍每天糧食菜蔬需要量十七萬斤，五天就是八十五萬斤。這還不包括需要前運的二百五十萬斤彈藥和二十萬斤的其它需補齊的裝備。也就是說光是部隊每天吃飯都無法保證，這是最頭大的事情。因此27軍後勤認為急需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糧食，其次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皮棉鞋和手套（不是棉衣。因為寒區打仗手腳最容易凍傷，而如果手腳受凍即失去戰鬥力）。

就算連菜蔬也算奢侈品不要，九兵團三個軍加兵直、兩個後勤分部每天需要糧食二十四萬斤，從入朝到十二月底，需要量九百多萬斤，實際運到五百一十多萬斤，只佔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六。如二分部供應的26、27軍，每日需要糧食十六萬斤（一個軍每天按八萬斤糧食計算），二分部汽車一共104輛，平均每天最多運到十萬斤，而汽車每天還要損失2、3輛。彈藥從戰役開始到結束，只運上兩個基數，而且運了彈藥就停止運糧食。後方的機關僅從理論上計算認為組織調整得當，就可以保證糧彈供應的看法，被證明是不符合實際的。運輸力不足的關鍵是汽車數量少，損失大。

志願軍後勤（一、二、三分部）入朝時汽車共735台，至十一月十二日以被敵機炸毀315台（含翻毀車20多台）。鄧華在《對美敵作戰的初步經驗總結》一文中談到志願軍後勤供應問題時，也提到入朝二十天車輛損失即達六百輛以上。當九兵團入朝後，車輛的需求量更大，據東北軍區後勤部計算，按十一個軍計算（炮司和後勤各按一個軍算），僅糧菜供應（彈藥、汽油未計），就需要一千五百台車，才能保證全軍吃上飯。由以上可見，由於志願軍入朝初期後勤能力非常薄弱，且美軍掌握完全制空權，採取毀滅性轟炸的方針（每日幾百架、幾百次輪番地偵察掃射與轟擊，夜間也至少有四五次大量投擲高度燃燒彈。敵機可低飛到碰壞高壓電線杆，低飛到掃射汽車裝運彈藥爆炸而擊毀敵機本身），因而部隊最急需解決的給養和彈藥亦面臨極大的困難，冬裝問題自然更加無法解決。

雖然後方物資有儲備，東北軍區或分部後勤報告前送的物資有多少多少，但真正到達一線的數量有限。即使是先入朝的十三兵團部隊也有類似問題，如三十八軍後勤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報告中抱怨：「東後及分部由電報所分發的東西，大部限於紙上空談，現在遠不知在何處，何時來到手」。一分部供應三十八軍二次戰役的物資，電報上稱送了多少車多少東西，實際只收到白面三車，炒麵七車，實物五車（還不知道是發給哪一部分的，是被截留下的），另外加上部分彈藥，僅此而已。

因此，對九兵團來說，能吃上飯，打得響是第一位任務，有限的運力應首先保障這兩項。不能說因後來發現凍傷嚴重，就反過頭認為應該先解決棉衣問題。因為如果沒飯吃（事實上已經有大批餓飯甚至餓死的情況發生），那將面臨更嚴重的局面。至於九兵團所發的棉衣應該加厚的問題，後勤部門當然老早就意識到了，如果連這個都不知道，後勤部的人豈非吃乾飯的？難不成真的比我們這些紙上談兵的業餘網友還簡單？早在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軍委檢查和討論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的會議上，張令彬彙報時就提出，如南方部隊北調時，棉衣均需加厚。

但問題是，畢竟當時部隊在南方，「如現在加厚，若部隊不北調時穿著太熱」。這個理由當然成立。因為華東部隊如非立即北調，讓其穿著東北部隊配發的冬裝，也太不方便了。因而張令彬提議：「南方部隊北調時，加發一棉背心及一絨褲，再發一件大衣即可。」

三、冬裝問題的責任究竟誰屬？哪些是客觀上無法解決的問題？哪些是主觀上可以避免的問題？ 根據以上所列出的有關九兵團冬裝問題的資料，責任問題應該比較清楚。首先，從事先的計劃調度的角度看，總後勤部對棉衣問題不夠重視，未能抓緊，是有責任的。因一開始的後勤補給計劃，棉衣歸東北、華北解決，當時估計九月十五日以前可完成三十四萬套。

而到十月底卻發現有四十萬套的大缺口，不能不說是總後計劃以及執行中存在問題。由於對戰爭規模以及緊迫性的估計有誤差，至十月十八日，才布置各大區各完成五萬套棉衣，且時限定在了十二月。到十月三十日九兵團已經北上了，又轉而緊急命令華東給解決棉衣，當然是趕不及的了。張令彬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準備會議上，提議「南方部隊北調時，加發一棉背心及一絨褲，再發一件大衣即可」，是一個嚴重的失誤。

由此，華東軍區後勤很自然地認為部隊只需配發普通棉衣，到東北後可領棉大衣等裝備。而東北軍區後勤則只有棉大衣，沒有棉衣的充分儲備。此後，當問題暴露出來以後，張令彬借高崗、李富春的意見，指責華東軍區，稱「以後，凡調東北的部隊，必需按東北標準裝備齊全，不能到東北後又要東北來補充。此次宋兵團來到前說宋兵團一切裝備好了，結果到後，一無棉鞋、棉帽，棉衣單薄，二又組織不健全。」

從「以後」兩字，可見此前並無「必需按東北標準裝備齊全」之命令。既然如此，華東軍區依照張令彬所建議的只配發普通棉衣，等到達東北再補充裝備的做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華東軍區所應該負責完成的棉衣、絨褲和棉鞋是否就近裝備了九兵團，因缺乏材料，無法確知。但從供給制度上來說，這是中央下達的任務，如果沒有中央的指示，華東軍區無權就近將物資直接分配給華東的部隊。道理很簡單，戰爭需要高度統一地進行調配，如果分配給各大區的任務，各大區有權自由分配，那麼計劃任務就行同虛設了。

其次，志願軍後勤二、四分部在物資前送問題上也有一些失誤。九兵團的糧食和被服等物資雖運到鐵路終點，但分發各軍工作效率很低。除客觀原因（後面再談）外，主觀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預見性不夠，事先沒有調查運輸線長度、道路情況、運輸能力、部隊需要，遇見麻煩再解決就來不及了；另外四分部在戰役開始前，應抓緊向20軍運送糧食和冬裝，但因機關不健全，運力弱（只有五十台跑長途的好汽車），結果失掉機會，不得不後趕；運輸無計劃性，有的東西送上去沒有用（如重炮炮彈等），有的運輸行程計算一天可到，實際上因防空等原因來回需四至六晚，等等。

九兵團及所屬部隊對防寒缺乏經驗，有的態度麻痹，也是主觀上的問題。如有的部隊幹部隨便說朝鮮不冷，不會過（鴨綠）江；有的部隊（如20軍60師）將東北補充的（六千餘件）棉大衣留在地方（輯安）上，都是主觀上不夠重視的結果。由於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以及戰局的急劇變化，更重要的是面對的是當時世界上軍事、經濟實力最強大的美軍，志願軍後勤工作面臨的客觀上難題很多，有些不是靠個人或主觀能動性就能解決的。比如運輸能力問題，舊中國不能生產汽車，全靠進口。

當時從蘇聯定購的汽車雖然到的速度不算慢，但仍趕不上戰爭進程；反覆拉鋸造成的無法依靠就地補充的問題；美軍的毀滅性轟炸導致的運輸損失問題；部隊的臨時緊急調動造成的後勤跟不上的問題，等等，這是無法從個人責任的角度去追究的。

四、志願軍和美軍在後勤供應方面的巨大差異。 對照美軍陸戰一師長津湖作戰的後勤供應情況，志願軍的後勤供應存在物質上的巨大差異。根據總後勤部所編《外軍後勤戰例選編》中「美軍陸戰1師長津湖、興南地區戰鬥後勤保障」以及《後勤戰例選編》中「志願軍第27軍長津湖地區進攻戰鬥後勤保障」中所提供的資料，以汽車運輸能力來說，美軍陸戰一師汽車運力達10個汽車連，由古土裡撤退時，部隊總人數不過14000人，各種車輛即高達1400輛，機械化程度之高，是志願軍難以企及的。

志願軍27軍四個師、一個炮兵團，共四萬八千多人，僅一個汽車連（汽車四十五台），以及依靠畜力的大車（八十二輛），剩下的就得靠人背了。另外，陸戰一師可廣泛採用空運補給方式，空運對象可達到連級（如對防守德洞山的連隊，空投補給三次），其傷病員可由空運方式撤退，飛機後送傷病員達4500人，極大地減輕了突圍部隊的負擔。美軍除進行防凍訓練外，有大量的防寒物資保障。陸戰一師的冬裝包括防寒帽、厚呢軍裝、毛衣、大衣、毛襪、皮靴和鴨絨睡袋。連隊裝備棉帳篷、火爐等。每班、每輛車除配備小汽油爐外，陣地上還有專門供熱的電爐。

由於彈藥、汽油充足，為防止裝備受凍損壞、汽車不能發動，規定隔一段時間射擊一次，汽車發動一次。有肉、豆製成的熟食罐頭（C種野戰口糧），甚至有肉、奶製品、蔬菜、水果罐頭（B種野戰口糧）供應。一線美軍即使無法及時得到食物，當送來的已經凍結無法食用的食物時，還可以靠身上的厚衣服捂暖再吃，而穿著單薄、暴露野外的志願軍戰士看著好不容易送上來卻凍成冰無法食用的糧食，就只能流淚了。由此可見，美軍的防寒能力，許多條件是志願軍根本無法具備的。但即使如此，長津湖之戰美軍非戰鬥減員仍高達7313人，其中大部分是凍傷。

五、九兵團凍傷減員人數。 由於前述冬裝問題，九兵團剛入朝就發生嚴重凍傷的情況。據十一月十日27軍軍長彭德清、政委劉浩天給高崗、賀晉年並報軍委的電報，自臨江出發就發生手足凍傷、不能行走五百餘人，還凍死兩人。

先頭20軍更慘，某師到戰地三天，就凍壞二千餘人。戰鬥開始以後，因部隊白天黑夜均在野外，且缺乏糧食供應，凍傷人數急劇上升。十二月八日宋時輪向彭德懷、毛澤東轉報謝有法（兵團政治部主任）在27軍的調查電報，稱：「部隊減員很嚴重。以七十九師為例，於三日至七日止，一個師除戰鬥傷亡二千二百九十七名外，凍傷送後方者二千一百五十七人」，九十四師有營長及連幹部被凍死，二八零團團長和參謀長凍失蹤。

十二月十一日宋時輪在「第九兵團對東線作戰的檢討」中稱，部隊入朝後，日夜生活於野外，戰時有米也無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戰），偶爾煮熟送上火線均成冰凍，無法破碎，更無法吃，造成嚴重的、普遍的飢餓現象。（戰士）體力日益削弱，戰力隨之降低，加上冬裝未補齊，僅靠棉衣服應付零下二十幾度的寒冷，特別是每夜下雪，衣服普遍透濕，無法烤乾。形成大批凍病、凍僵，直至不少數量已經凍死得嚴重現象。該檢討中舉例，某師某團某連，除一個掉隊與一個通信員外，全連攻擊新興里敵時，受敵火力壓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後打掃戰場時，發現全連採戰鬥隊形，死於該處，細察屍體大半無任何傷痕與血跡。宋時輪認為「這次作戰打得很不好」，「應由職負主要責任」。

據有關軍史，九兵團各軍二次戰役傷亡人數如下： 20軍除犧牲外，受傷人員高達1.7萬餘人，其中凍傷1.12萬餘人，佔全部傷員的60%以上。軍減員2萬餘人； 27軍戰鬥減員8339人，非戰鬥減員（主要是凍傷）10588人； 26軍減員1.5萬餘人，其中凍餓減員9000餘人。 據九兵團政治部主任謝有法的文章，整個部隊凍亡及凍傷入院人數達19000人，加上因凍失蹤或掉隊人員近9000人，非戰鬥減員一共在3萬人左右。

九兵團後勤部長官宗禮在一月二十四日的彙報中稱，（九兵團）總共凍傷和戰傷四萬四千三百四十四人，其中戰傷的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七人，凍傷的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七人，死亡七千三百三十二人。這裡「四萬四千三百四十四人」的總數和後面的戰傷、凍傷數字不符，錄存備考。 六、對九兵團發生凍傷嚴重情況以後，彭德懷的處置是否得當？就在宋時輪十二月八日將27軍減員的情況彙報上去之後，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彭德懷即發去電報，表示：「七十九師已處極端嚴重困難，其他各軍、師想大體相同，十分懸念。除力促用一切辦法加強運輸接濟外，望速解決當前戰鬥（如吃不消可放走一部）。越過黃草嶺數十里南，即較黃草嶺北溫和得多。

圍敵一部，打援計劃，應即停止進行」。顯然是受到了彭德懷的督促，十二月十日東北軍區後勤部即上報了具體解決九兵團後勤供應問題的計劃。 由此可見，彭德懷對九兵團發生的後勤跟不上，飢餓凍傷嚴重的情況，處理是迅速負責的。以改變打援計劃，不惜放走敵軍為代價，以求儘快解決戰鬥。

當時東線的部隊既不可能回撤幾百公里到後方休整，也不可能待在原地繼續忍受嚴寒，在勝利在握的情況下，前出幾十里到暖和一點的地方休整，是唯一可行的處置，也是正確的處置。十二月三十一日東北軍區後勤部政治部宣傳部樓適夷、謝寧的戰地報告稱，（九兵團執行彭德懷的命令前出後）部隊餓飯情況，大致已不存在，以前越是前方的部隊越困難，現在在黃草嶺以南的二十六、二十七軍一部，因當地有朝鮮人民軍過去埋伏的糧食可以取給，可無問題。由該報告亦可證明彭德懷處置得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