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教士與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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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美國傳教士與洋務運動

合作的基礎與起源

傳教士奉派來華時，差會規定的任務是向異教徒直接佈道。差會不鼓傳教士從事文化和教育活動，更嚴禁傳教士受雇於中國政府。1834年美國公理會指示在華傳教士的首要任務是「用生動的語言宣講福音」，「準備和分發聖經小冊子為其次，而辦學和旨在改革社會的活動應永遠嚴格地作為從屬活動」。公理會還警告傳教士不要參與中國的「地方事務」。但是，從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到19世紀60年代，儘管中國全境已經向基督教開放，但直接佈道的效果卻甚微。美國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來華17年後即1847年才吸收第一個信徒。到1853年，基督新教入華近半個世紀後在華吸收的信徒也不過350人。不少傳教士抱怨「單純向聽眾講道象是向水中撒種，」徒勞無功。部分傳教士逐漸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對傳教士的敵視和士大夫階層對基督教的抵制是傳教運動的最大障礙，須深入中國知識階層傳教，通過文化和教育活動創造一個有利於基督教傳播的社會環境，改變士大夫對基督教的看法。

對於西方在華傳教士而言洋務運動的興起是中國打算向西方學習的證明，為西方科技知識、政治制度、思想觀念的傳播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在1877年上海傳教士大會上指出，洋務運動導致「上層社會中許多人渴望了解外國的科學究竟是什麼」，這給苦苦尋覓的傳教士提供了「進入中國上層社會的最好辦法」，以及藉助西學擴大基督教的影響，改造中國文化的良機。

一般來說，參與洋務運動的主要是自由派傳教士。正如前文所述，自由派傳教士採取自上而下的傳教路線，重視在士大夫中間傳教。傳教士深知，良好的關係是他們影響士人和與洋務派進行合作的基礎。為了贏得士大夫的好感與尊敬，他們極力塑造自己的學者形象。一些傳教士對儒家經典，有一定的研究，並以西儒自稱。如艾約瑟自稱英國進士，林樂知、丁韙良自稱美國進士。林樂知初來華時曾取名林約翰，後改為林樂知，以迎合儒家「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心態。應該說，他們的努力是有成效的，部分傳教士如林樂知、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人贏得了中國官紳的尊重。

傳教士有賴于洋務運動提供的社會環境推動在華傳教運動，洋務派也需要藉助在華西人特別是傳教士的幫助，興辦洋務事業。雙方存在一種互相利用的合作關係。

奕?、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洋務派得勢直接間接是辦理洋務的結果。他們從辦理洋務中獲得權力、加強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很多官職為洋務而設；另一方面，他們打富國強兵的口號經辦洋務企業和洋務學堂不僅可以獲得大量拔款和捐款，而且還可以網羅不少人才，從而獲得許多實際的利益，建立自己的勢力。因此，洋務派與各種洋務事業是相互依賴的。洋務事業的興衰成敗關係著洋務派的沉浮升降，成功則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失敗則授頑固派以口實。在19世紀60一70年代，與頑固派相比較，洋務派仍然是較弱的勢力，正如王韜所言：當時「以西法為可行者不過二三人，以西法為不可行、不必行者幾於盈廷皆是」。而在中國社會缺乏西學人才的情況下，洋務事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有賴於在華西人的支持與合作。西方各國為了把中國納人殖民體系也樂於看到中國做一定限度的變革和最大限度的開放，因此對洋務運動採取支持的態度。

洋務派與在華西人的合作開始於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儘管在大平天國運動初期，在華傳教士曾幻想太平軍為基督教在華傳播開闢道路，但後來大多數傳教士轉而反對太平天國運動。如曾為洪秀全講道的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在1853年8月曾讚揚太平天國是「為宗教自由而鬥爭，且實謀推翻偶象之崇拜」，而後來到1862年卻「堅決反對他們"，咒罵太平軍是「一群強盜，必須受到外國人的剿殺」，蒲安臣、華爾和戈登等人對洋務派蠅滅太平軍則有直接的幫助。這一切為雙方在洋務運動中的進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礎。

本書作者簡介：王立新，1966年10月出生，畢業於南開大學，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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