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越可怖，我們的藝術就越抽象
少有畫家如保羅·克利（Paul Klee）般清晰地強調過自己作為藝術家誕生的那一刻。1914 年4 月16 日，他在突尼西亞的凱魯萬填下了自己的藝術出生證明。
那天克利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色彩讓我著魔…… 那就是這愉悅時光的意義：色彩和我是一體的。我是一個畫家。」
《重建》Reconstruction，1926 年
保羅·克利既是詩人和幻想家，又是自律、有條理的匠人和秩序井然的資產階級。
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更加「詩性」（poetic）而非「畫性」（pictorial）的人。
「現在，我最緊迫也是最高的目標就是把建築性的（architectonic）和詩性的繪畫融合為一體，或者起碼在兩者間建立起某種和諧的聯繫。」
「一個人遺棄了此刻腳下的土地，把他的活動轉移到一個遠方的王國，在那裡，完全的肯定是可能的。這裡的世界越可怖（比如現今），我們的藝術就越抽象，而一個快樂的世界帶來的是此時此地的藝術。」
早期的他太過「哈姆萊特」，「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這給他的作品帶來一種朦朧感，一種沉思的憂愁與猶豫。
《窗前的畫家》The Artist an the Window，1909年
克利對色彩和其他現代藝術可能性的發現將他從這樣的情感中解放出來。
統一平行筆觸的紋理和尋找極重要的色塊與色塊相遇的邊界。這些特質及色彩自身微妙的和諧形成了一個帶有同等完整性（integrity）和抒情性的結構，使克利得以用好自己融合建築性與詩性繪畫的想法。
《紅和白的圓頂》Red and White Domes，1914年
「夜色有多溫柔，就有多明晰」
作為一點陣圖像藝術家，克利一直是一位一絲不苟又喜歡實驗的匠人。
《隱居地》Hermitage，1918年
在像《隱居地》這樣的作品中，克利永久性地開啟了創造出一個類邏輯（quasi-logical）世界的能力，這個世界和真實世界有足夠多的接觸點，可以說是為解釋它提供了一個平行的文本。
這些作品將克利置於機智與幽默的層面，他此後的一生都將停留在這裡，即使諷刺一直藏在背後，悲劇也近在眼前。同幽默一道的，是某種有意的天真，一種孩童般的簡單，總叫那些不謹慎的觀眾以為克利是一個輕量級的藝術家。
《千里光》 是容易被欠考慮的觀眾斥為「幼稚」的作品之一，儘管它確是一幅十分優秀的克利作品。
《千里光》Senecio，1922 年
內容和結構對克利來說都很重要，因為他的藝術依賴於自然與幾何的雙重支撐。任何嚴肅地思考抽象設計的人都很快會開始思索圓與方的關係。《千里光》巧妙地把圓吸收到一個由多條直線構成的、仍離不開德勞內的結構中去。通過謹慎節制地使用圓，克利總能賦予它特殊的能力。
《一個年輕女人的冒險》A Young Lady』s Adventure，1921年
加入包豪斯的邀請函給了克利一種滿足感，克利的教學法是建立於「任何發生在一幅圖畫里的事都必須有邏輯上的解釋」這個觀念之上的。
《魚的循環》Around the Fish，1926年
我們常說，人總是需要尋找一種綜合的狀態。在所有藝術家中，克利最有效地信任著他的直覺，因為他能通過邏輯思考提煉出方法來賦予每一個直覺瞬間的、精準的形式。
《征服者》Conqueror，1930年
保羅·克利所有時期的作品，尤其是最後的，對現代藝術的發展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影響因德國法西斯勢力和在法國缺少認可而被延遲，但在「二戰」以後持續擴大。
《被畫的人》Drawn One，1935年
克利掌握著比其他任何現代大師都要多樣的形式創新。幾乎只有他一個人從來不屈服於自我重複的壓力或是那些讓著名藝術家沒落的力量。他整個晚期的創作是一份宣言，是勇氣的表現，因為它遠比之前的作品更難被人們接受。
最重要的是克利超越同時期人的思維能力，他們中沒有人，甚至康定斯基都不能，像克利那樣透徹地思考他們所做的事情的各種含義。許多人討論藝術與自然間新的關聯；只有克利嘗試去定義它，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藝術上失去方向的時代，他是信心和欽佩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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