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皇太極的大學士為相，是實至名歸還是名不副實？

向敬之

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元崇德，並改文館為內三院。鮑承先與范文程一起被授為內秘書院大學士。

按儒臣給皇太極的頂層設計：「內秘書院，職掌撰與外國往來書札，掌錄各衙門奏疏及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並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各官文。」（《清太宗實錄》卷二十八）他們要使內秘書院和內國史院、內弘文院所組成的內三院，具備明朝內閣的色彩。

內三院建制是仿效明朝內閣，但初嘗皇帝滋味的皇太極，並沒有讓大學士們夢寐以求地實現對臣工奏議行票擬權，真正的權力牢牢掌控在皇帝皇太極及睿親王多爾袞為首的諸部院分管王爺手中。

《清宮風雲》張豐毅版多爾袞與姜文版皇太極

大學士只是幫助皇太極出謀劃策、制約勛貴的顧問參謀，甚至可以說是皇太極幕中的賓客。

《清史稿》列傳十九說：「承先以完我薦直文館，而先完我入相，參預軍畫。」最早進入文館的寧完我，久預機務，遇事敢言，參與完善官制，但在改館為院前夕，因與大凌河降將劉士英聚賭被家奴舉報，削去二等甲喇章京世職，盡奪所賜，安排在薩哈廉手下勞役，故而沒有作為首批大學士入閣。直至順治入關後，寧完我才被起用為內弘文院大學士，多爾袞死後，又被安排為內國史院大學士，命班位祿秩從滿洲大學士例，尋授議政大臣。

鮑承先於寧完我，後來居上。

皇太極管理內三院，只是皇帝辦公室，大學士入值，但品級上並不高。雖在品秩上有點明朝大學士的味道——很低很低，但因無票擬本章、內閣輔政的權力，而在實際上難以企及明朝的大學士。

當然，也不能忽視，內三院為天聰汗權向崇德皇權轉化、完成清朝皇權建立的初始階段，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是不爭的事實，且不是可有可無的擺設。

太宗之後，從多爾袞攝政到順治帝親政，甚至到四大臣輔政，大學士即便遭到四輔臣在制度上恢復關外政統邊緣化，但他們還是在接受皇帝為首的滿洲親貴的嚴密監控的空隙里，起到了引導清朝皇權不斷集中和強化。

大學士們也在積極爭取自己的權利。順治元年六月，內弘文院大學士馮銓、內秘書院大學士洪承疇對攝政睿親王提出了抗議，報怨：「國家要務，莫大於用人行政。臣等備員內院，凡事皆當與聞。今各部題奏，俱未悉知，所票擬者，不過官民奏聞之事而已。」（《清世祖實錄》卷五）

大學士能夠票擬「官民奏聞之事」，已是入關後的多爾袞網開一面，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但在鮑承先等開始設置的內三院時代，大學士是有其名而無其實。

《清史稿》將鮑承先首批入院，視為登閣拜相，當是言過其實了。

崇德三年，被改為吏部右參政的鮑承先，才在朝廷用人行政上有了一定的發言權。這是皇太極安排吏部分管親王多爾袞，作為舉薦人實現的。當時，多爾袞還舉薦了希福、范文程、剛林等內院大學士，都被皇太極做了升遷。但與晚明內閣大學士的權位，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皇太極要充分利用鮑承先們的才智治國，卻始終只給他們名位，而不舍適當的品級和權力，並影響了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清初的內院主官大學士，在相當長的時期，無定員，迄至乾隆十三年，才正式固定大學士人數，並確定大學士官銜。乾隆帝特發上諭：「《大清會典》開載內閣滿漢大學士員缺無定，出任簡任等語。本朝由內三院改設內閣，大學士未有定數，自是官不必備，惟其人之意。」（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十二《內閣二》）

《孝庄秘史》洪承疇與庄妃劇照

內三院自順治十五年七月正式改內閣、成為正式的政府衙門時，尚且如此，在實權上不能同明朝內閣相提並論，即大學士「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明史》卷七十二《職官一》）。即便在品級上，也是有區別的。明朝的大學士雖然定級正五品，但因兼部院主官、加銜虛榮，就拔高了大學士的身份。而至順治年間，滿漢大學士官品始終不同。順治初年，滿洲大學士為正一品，漢大學士為正二品，差了兩個等級。這是多爾袞在初入關內，要極力拉攏明朝降官「懷忠義之心」為己所用的精心設計。

著名的順治遺詔，嚴厲自責崇漢抑滿，但在世祖乾綱獨斷的順治十五年改革內三院為內閣時，明文規定：滿洲大學士為正二品，漢大學士為正五品。

與較之於明朝擢升一級部院長官品級相比，滿洲大學士望其項背，而漢大學士望塵莫及。尤其在皇太極初設內院這一非正式政府衙門時，官品和建制更是混亂的。

所以，鮑承先出任吏部右參政，相當於後來的右侍郎，至少屬於從二品，則在級別和俸祿上要比高級參謀之職的大學士要崇高優渥得多。

好景不長。崇德五年，鮑承先跟從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圍困錦州，受命防守袞塔。正值耕作時節，明軍箭射清朝農民，鮑承先退軍不去援救，按律論死，被皇太極投入大牢，後來因病被放出，但被革職。

而在前一年，貝勒岳托戰濟南病逝，皇太極追授岳托為克勤郡王，命吏部安排以郡王之禮祭葬，結果吏部誤傳岳托子襲爵郡王。鮑氏分管，理應受罰，但被寬免。

榮華富貴迷亂了進取之心，遮蔽了謹慎謙恭。

鮑承先初以逃跑而降敵，在敵國嶄露頭角，然而還是因為犯了逃跑、慵懶的老毛病，而最後落了個身敗名裂。雖然康熙二十年出任武英殿大學士的吳正治曾稱讚鮑氏：「初，公從大兵攻永平、昌黎，諸將縱兵俘掠。公獨嚴勒所部，秋毫無犯。全活以數十萬計，民甚德之。又以創業之初，首需人才，既秉銓政，尤留意選拔，每下城邑。輒簡拔奇俊之士擢用之。雖在大位，居高清謹，身歿之日，家無餘蓄。在鄉里尤多義舉，士民景慕公德，於康熙丙寅年間，大同府庠及應州，大同縣兩學俱列崇祀鄉賢。」鮑氏縱然清廉，愛做公益，但真正能影響後世的究竟是什麼？

是一以貫之的逃跑，還是謹終如始的忠誠？

《孝庄秘史》中的多爾袞與順治帝、博果爾在一起

即便他生前看到了他自虧投效的後金—清國，成為繼承中華帝制正朔的清朝，得到了小皇帝順治的召見和封賞，但他是否在陛見順治的同時，想到過他所叩拜的地方，曾是他曾效忠但也鄙夷的「明天啟」皇帝的故地。

皇太極是重用過他，但他諫阻不能對孔有德等「待以諸侯之爵，隆寵極矣」，卻被皇太極稱帝之初封孔氏為三順王之首，狠狠地扇了一個大耳光!

鮑氏死後八十餘年，雍正帝建成京師賢良祠，以范文程與寧完我入祀，此等殊榮亦為鮑氏不能奢望。連這點榮耀都不能均沾，又從何遑論「草昧之績，視蕭、曹、房、杜，殆無不及也！」（《清史稿》列傳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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