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與關懷—從《人間》雜誌到紀錄影像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在社會環境日漸寬鬆開放的形勢下，台灣文學的空間與場域也呈現出相對擴大的局面，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商品社會消費機制的成熟，文學藝術的生產與消費呈現出通俗化與大眾化的趨勢。一方面，文學創作朝著輕質、淺顯、短小的方向發展，短平快的文學創作之風興起；另一方面，文化藝術作為消費品的屬性愈發突顯，文學作品不得不在發行、包裝與傳播等方面煞費苦心。1985 年 11 月，《人間》雜誌創刊，成為當時熱鬧而擁擠的台灣雜誌市場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在《人間》雜誌創刊詞中，發行人兼召集人陳映真寫到：「《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陳映真秉持著「關心、希望和愛」的人文理念，帶領一批具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將《人間》雜誌打造成充滿人文關懷和社會反思的刊物。短短4年 47期便被迫停刊的《人間》雜誌，以報告文學與紀實攝影的方式，展現掩蓋在「資本主義現代文明」之下被主流媒體忽略了的弱勢族群的生存狀態與生命需求。

1985 年 10 月，《人間》雜誌試刊號出版，封面報導《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刊出關曉榮「八尺門連作」 的第一部分，並在次月出版的創刊號及其後幾期中連續報導了原居在台灣東部花蓮的阿美族人為了生計遷徙到台灣北部基隆「八尺門」一帶，20 多年來以絕境中求生的慾望和力量對抗國家機器，逐漸形成頑強社區的艱難過程。

台灣文學中關懷底層、反思社會的報告文學傳統可上溯到 20 世紀 30 年代。1935 年 3 月，作家吳希聖以當時轟動一時的楊清溪空難事件為背景，寫作了《楊兆佳其人其事——紀念的螺旋槳》（《人間·楊兆佳—— 形見のプロぺテ一》）1，發表於《台灣文藝》。同年 4 月 11 日，卓蘭大地震發生後，作家楊逵深入災區，以見證者和親歷者的筆觸撰寫了《台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發表於東京《文學評論》第 1 卷第 4 號。這兩篇報告文學作品均以日文寫作，開啟了現代台灣文學史上報告文學的創作歷程。特別是楊逵，致力於推動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大力投身「台灣新文學運動」，積極從事左翼文學的創作與宣傳。

1934 年 10 月，楊逵的小說《送報夫》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並在該刊第 1 卷第8 號全文刊登（該文於1932 年 5 月 19 日首次在《台灣新民報》刊發前半部分，後半部分被禁），楊逵由此成為台灣登上日本文壇的第一人。1935年 12月28日，楊逵在《台灣新文學》發刊詞中表明：「要以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與建設為共同追求的目標……盡最大的努力，把各種出版物推廣到大眾中間。」1937年起，楊逵開始在理論和實踐上大力提倡並推動報告文學的寫作與發展。是年 2月 5日和4月 25日，楊逵分別在《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與《台灣新民報》上分別發表了《談「報告文學」》和《何謂報告文學》兩篇文章，簡要界定了報告文學的特質。5月 16日，楊逵在他主編的《台灣新文學》第2卷第 4期刊登《募集報告文學》啟事，公開徵集報告文學，啟事中指出，「報告文學被人稱為文學的輕騎隊，擁有豐富的題材和不受拘束的自由創作形式。圍繞著兒童、店員、報社記者、教職員、官員、工人、醫生、律師、學者、百姓、無業者等職場人或社會人士之有聲有色的喜怒哀樂，是全新的文學的豐饒園地。」隨後 6 月 15 日，他又在《台灣新文學》雜誌第 2 卷第 5 號上發表《報告文學問答》一文，指出「文學藝術絕不是雕蟲小技」，作家太著重技巧會「使文學窒息」，而報告文學可以使「日據」下的台灣新文學「從窒息性的表現技巧」中獲得解放。「報告文學是開拓台灣新文學過程中根基牢固的一種文類」，強調開拓台灣新文學，報告文學是一個基本的領域。通過這幾篇文章，楊逵已初步表明了他對報告文學的基本觀點。遺憾的是，隨著《台灣新文學》被迫停刊，台灣報告文學的發展進程也因時代所限而中斷。

陳映真在《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2 一文中也回顧了台灣新文學史上楊逵對於報導文學這一文類的「呼喚」， 並對楊逵的觀點加以概括和整理，一是報導文學的要素，是「思考與觀察」的辯證統一，要對具體事實和現實進行「即物」和「即實」的「觀察」和實踐。二是報導文學雖然要講作品結構，但必須絕對地排除虛構。

朱雙一教授在《台灣左翼報導文學的理論傳承和創作經驗》一文中指出了 30 年代報告文學高潮迭起的中國大陸文壇與左翼文學勃興的台灣文壇之間的一些相似性和關聯性。31935年 4月，左翼作家胡風曾在《文學雜誌》第 4卷第 2 號上發表《關於速寫及其他》一文，概括了「速寫」（即報告文學）的三大特徵：非虛構性、社會現實性和典型性，該文被視為中國報告文學理論由翻譯引介轉向獨立研究的標誌。1935年胡風曾將楊逵的日文小說《送報夫》譯成中文，刊於上海的《世紀知識》雜誌，成為最早將台灣文學介紹到大陸的新文學作家。或許正因為二人抱持著相同的左翼文學理念，胡風與楊逵關於報告文學的理念也驚人地相似。朱雙一將「左翼報導文學」的基本價值歸納為：「首先意味著需有『左翼』的基本價值，包括：一、深具批判性，敢於揭露和批判社會的醜陋和弊端；二、對資本主義的本質有清楚認識，持『批資』『反資』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從而也傾向於社會主義；三、具有關懷工農大眾、弱勢群體、底層民眾的情愫，以救助貧苦人群為己任。三者缺一，就很難說是真正的左派。其次則是『左翼文學』的基本特點，即持文學來自現實、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文學觀；甚至要求具有觀察社會的辯證觀點和透視歷史發展方向的能力。最後才是『左翼報導文學』：在『左翼文學』的基礎上，又多了一些屬於報導文學文體特徵所特有的內容。」這些特質無一例外地被陳映真的《人間》雜誌所承襲發揚。

1937 年後，日本全面侵華，大陸的左翼文學運動讓位於抗戰文藝，報告文學也更多地服務於抗戰現實；與此同時台灣的新文學受到日本殖民者所推行的「皇民文學」的壓迫與整編，報告文學不可或缺的思想性和批判性受到限制與壓抑。「光復」後，台灣主流文壇被「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引領，左翼的寫實主義更加邊緣化，報告文學不為社會環境所容，繼續沉寂，只有極少數作家作品偶爾閃現光輝。

50-60 年代，台灣社會處在高壓的政治氛圍下，媒體與社會輿論被官方全面操控，報告文學幾乎喪失了生長的土壤。值得一提的是，1963 年由邱剛健、庄靈、黃華成、李至善、許南村（即陳映真）、劉大任等一群熱愛藝術的台北知識分子自籌資金創辦的同仁雜誌《劇場》成為當時台灣蒼白肅殺的社會氛圍中一抹難得的亮色。該刊物以傳播國外劇場藝術資訊、引介西方電影作品、介紹西方藝術電影理論為宗旨，遺憾的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雜誌僅發行9 期便停刊。當時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電影研究所深造的陳耀圻也是《劇場》同仁中一員，1966年他回到台灣拍攝了畢業作品《劉必稼》。影片《劉必稼》以當時歐美紀錄片界新興的「真實電影」 的觀點和手法，拍攝紀錄了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退伍老兵劉必稼，在當局「退輔會」的安置下，在台灣花蓮木瓜溪河床整地開墾、艱苦維生的生存狀態。影片摒棄了以往官方製作的台灣紀錄片中慣於使用的旁白，取而代之以大量的自然音效、導演訪談以及跟隨拍攝貫穿全片，同時嘗試使用模擬同步錄音的製作方式，呈現出一個因戰爭和政局變動，輾轉流落台灣花蓮鄉下的湖南農民淳樸的情感與平凡的日常。這部影片是在國民黨政府「戒嚴」時期，知識分子首次通過民間拍攝的形式，表達對日常生活中底層「小人物」的關懷，在影像與文學創作多為政治宣傳服務的歷史時期，巧妙地碰觸政治禁忌，可以說是台灣最早一部關注庶民現實生活的紀錄片， 也被稱為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真實電影」，開「戒嚴」時期知識分子以影像紀錄、報導現實生活之濫觴。

1974年，台灣國禾傳播公司與「中視」（即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部合作出品了《芬芳寶島》系列紀錄片， 由黃春明、張照堂、王菊金、汪瑩、彭光照、鍾志洋、張文雄、劉壽華、彭春夫、余秉中、謝佳雄、張溪圳、余宜學等一批當時台灣文學界和影視界的青年才俊參與拍攝製作，觀察和報導當代台灣鄉土風情和人文風貌。影片由 16 毫米膠片拍攝而成，第 1季共 13 集，在「中視」電視頻道每周播出一集，是台灣電視媒體上首次出現深度關懷本土人文地理的紀錄片，雖然迫於製作經費低廉、拍攝經驗不足等原因而略顯粗糙，卻因跳脫了當時電視報導節目慣用的政令宣傳和民心教化等模式而備受關注，其中黃春明導演的《大甲媽祖回娘家》《淡水暮色》等篇，充滿了人文關懷情調，成為台灣紀錄片的經典之作，黃春明也由此強化了影像報導的思想性與傾向性。

這一時期人文地理報導類紀錄片的出現既是影像工作者不倦探索的階段性成果，更與當時台灣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70 年代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可謂風雨飄搖：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一連串事件使長期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仰賴美、日的台灣方面頓感失落，一系列外交失利使台灣文壇一反 60 年代書齋空談式的現代主義風潮，轉而面向社會大眾，開啟了具有本土化傾向的鄉土文學運動。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中，文藝創作開始打出關心本土、從民族文化中找尋創作材料的旗號。同時，受越戰影響，60 年代的美國社會反戰情緒高漲，「新新聞主義」逐漸興起，它不僅對新聞報導觀念進行重新定位，強調新聞記者要利用感知和採訪技巧獲取對事件的觀點，還將這種全新的觀念滲透到具體的新聞實務和新聞寫作技巧中，用小說創作的技巧進行新聞寫作。1973年美國《紐約先驅論壇》的記者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編寫了《新新聞主義》一書，確立了「新新聞主義」概念。沃爾夫認為，所謂「新新聞主義」，即記者在報導新聞時，以真人真事為基礎，採用小說的一些技巧，對事件進行生動的敘述和分析。這一理論亦被引入台灣學界。

1975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開闢專欄「現實的邊緣」，宣傳報告文學，徵求報告文學作品，並提倡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從事人生採訪，成為台灣文壇第一個報告文學專欄。1978年，「時報文學獎」 中增設了報告文學，使「報告文學」這一文類在全社會得到了推廣和號召。70年代末，《聯合報》《民生報》的副刊也成為報告文學發表的重要園地。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作品雖然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但在思想性、傾向性與批判性上仍顯欠缺，並未達到楊逵所期望的「即實」、「即物」的觀察與思考。陳映真將這一時期報告文學在傾向性和改造論方面的局限性歸因於 30 年代中後期以來至 70 年代台灣社會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被壓抑，這種形勢直至 80 年代「解嚴」前後方有所改觀。

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至 80 年代中期，逐漸形成高度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態勢，並蓄積大量因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導致的社會結構失衡所帶來的社會矛盾。隨著言論管控的鬆動，一些來自底層弱小族群或非官方的意識形態得以發聲，表達社會反思與社會改造的需求。陳映真在創辦主持《人間》雜誌期間有意識地遵循並實踐著早期左翼報告文學的理念，而從《人間》雜誌的報告文學乃至紀實攝影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與前述文藝創作理念相對應的實例。

陳映真表示，《人間》雜誌有兩條編輯上的指導思想，一是以文字和圖像為媒介，從事對生活的觀察、發現、記錄、省思和批評。二是站在社會上弱小者的立場，對社會、生活、生態環境、文化和歷史進行調查、反思、記錄和批判。4 在這兩條方針指導下，《人間》雜誌的編輯和報導得以在複雜的日常生活現場中直面問題的核心，並有傾向性地加以反思和批判，至此，台灣文學歷史上自 30年代楊逵提出報導文學的理念與主張以來， 報導文學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

《人間》雜誌紀實文學與攝影報導的主題和內容大致分為以下幾方面：

（一）關注底層大眾的生存現狀，展現弱勢群體的經濟困境，表達邊緣族群的精神訴求。

「人文關懷」是《人間》雜誌的基本原則之一，《人間》創刊詞的末尾說到，「我們心中的關懷、希望和愛，正急切地需要一個再生和滋長的機會」5，「人文關懷」也是擁有基督教背景的陳映真賦予《人間》不同於一般左翼文學雜誌的特質。雜誌發行前後 47期，報導的題材包括原住民、退伍老兵、白化病患者、腦癱患者、雛妓、外籍新娘、同性戀者、艾滋病人等各類人群。這些群體大多生活於社會底層，經濟狀況不佳，社會地位卑微，甚至因為主流社會大眾的不理解而遭受歧視，經濟與社會權益更無從保障。《人間》雜誌的紀實文學與紀實攝影報導以平等寬容的視角觀察、記錄這些在資本主義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被忽視了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與困境，呈現他們的無助、焦慮與堅韌。

《人間》雜誌第 23、24期，分別刊登了廖嘉展撰寫的《別讓那孩子失去希望——白鶴神童朱勝賀的悲歌》和《落難中的「月亮的孩子」》兩篇報導白化症患者的文章，並配以顏新珠的紀實攝影，作為「殘障人權系列」 報導文學的一部分，呈現由先天遺傳等因素而導致的白化病患者，置身在黃膚黑髮的社會環境中，因大眾的無知與偏見所遭受的一系列生命困境。「月亮的孩子」一說源自印第安傳說，寓意他們害怕陽光，只在月亮出來的夜晚才能自在自得，在古代他們得以免除白天在太陽下曝晒勞作之苦，卻同時也喪失了成為武士的資格。相較於疾病本身的生理性遭遇而言，因為世人的無知與傲慢而恐懼、歧視或排斥才是對患者最殘酷的打擊與傷害。經過所謂「現代文明」洗禮的人類社會，在「多元包容」的面孔下實際上依舊抱持著傳統的謬論與誤解，構建出一套固執的認知體系，而大多數人都因為恐懼與傲慢喪失了判斷力，從而將那些「異己者」邊緣化、污名化。這兩篇報告文學雖都以充滿希望的筆觸來結尾，但實際上這些殘障人士所承受的社會壓力早已通過通篇的報導暴露無遺，所以文章只能一再呼籲：「他們並不需要同情，但請給他們一個公平的機會。」

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處境與命運也是《人間》雜誌熱切關懷的議題。縱觀《人間》前後 47 期，關於原住民問題的報導多達近40篇，其中以關曉榮所做《八尺門連作》（試刊號、第 1-5期）和《蘭嶼紀事系列》（第18-21、23、24、26、28、30、33、36期）最具代表性。作者採用蹲點方式，主動融入被採訪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以謙卑的姿態和強烈的使命感，完成了八尺門地區阿美族和蘭嶼地區達悟族聚落生存狀態的深度報導，在呈現問題的同時，亦充分表達了自身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同時，資本主義社會所呈現的本質卻是被單純追求經濟指征所掩蓋的資本對原住民社會生產資料與原始勞動力的掠奪與剝削，以及對原住民傳統文化及其生存環境的破壞。受此影響，大批原住民不得不背井離鄉，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鏈條中，為資本積累貢獻最後一滴血汗，或者堅守故土，卻飽受醫療、教育、文化、交通等多重不便，更要承受來自資本社會的瘋狂掠奪與環境破壞。特別是《蘭嶼紀事系列》，介紹達悟族合力製造十人舟、出海捕食飛魚的傳統文化，報導了蘭嶼全面對外開放後在貨幣經濟和觀光業的衝擊下原始經濟模式受到的重創，呈現了強制推行漢化教育給達悟族傳統文化帶來的挫敗，指出了醫療資源在蘭嶼島內嚴重缺失的現狀，更揭露了核廢料貯存場的興建直接威脅到島內居民生命安全……這一系列報導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全面檢視了原住民的生存狀態與困境，關曉榮秉持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和對其現狀的焦慮，本著《人間》精神的「關懷、希望和愛」，駐守蘭嶼一年有餘， 與當地民眾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任，探求問題的深層根源，最終形成了不同於主流價值觀的熱情而冷峻的判斷。

（二）關注環境問題與經濟問題，反思資本主義對社會組織結構及人類生存發展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從而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

經過戰後近 40 年的經濟積累，台灣社會在 80 年代中期已初步形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因為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造成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一個生產部門和另一個生產部門之間、一個市場與另一個市場之間的陌生與隔閡。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帶感，和相連的熱情與關懷」6，《人間》雜誌帶著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與批判，報導了大量抵制工業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議題。

1986 年 8 月，《人間》第 10 期用一半篇幅刊登了《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專題，通過蔡明德、李文吉、林柏樑等人的紀實攝影和鍾喬、陳秀賢等人的報告文學集中報導了台灣彰化鹿港地區居民反對美國杜邦公司在鹿港設立二氧化鈦工廠的事件過程。鹿港是台灣歷史悠久的經濟、貿易和文化重鎮，島內早有「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鉀（台北萬華）」的說法，明清之際便因頻繁的海上貿易往來而成就了繁榮鼎盛之勢，也因此成為台灣第二大重鎮，更為小鎮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文化遺產和大量的歷史古迹，並成為台灣第一個「古迹保護區」。單純追求「經濟發展奇蹟」而強制引入的工業化生產勢必給當地造成巨大的環境負擔， 特別是美國杜邦公司計劃投資興建的二氧化鈦工廠的伴生品——廢水和廢氣，更會對當地水質、土壤、空氣等造成極大的污染災害。「杜邦事件特寫」專題從政府決策缺乏長遠眼光、單方面考慮經濟因素導致傳統文化瀕臨毀滅入手，回顧事件經過，報導抗議活動進展，表達民眾訴求，對杜邦設廠所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進而指出所謂引進外資設廠名為增加就業和收入，實則使台灣在發達國家經濟擴張策略中成為高度依賴國際分工而喪失民族經濟自由發展可能性的第三世界地區。

隨著資本主義的壯大與發展，工業生產對能源的需求也成為人類社會不得不正視的問題，「核能」以其密集性、清潔性和經濟性等優點備受新能源開發者的青睞。但與此同時，核能又因其生產、存儲和運輸過程中放射性元素的安全性而備受爭議，特別是核能結合了國家政策、跨國企業與軍事需要等多方利益，尤其顯示出來強大的獨裁體制，在計劃實施過程中普通民眾往往因為信息不對等而喪失最起碼的知情權，故而「反核」一直是台灣環保運動的重要議題。《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系列專輯（《人間》第 8期）採訪了已建成的核一、二、三廠和即將建立的核四廠附近的居民，揭示核電廠興建後帶來的外來投資停止、地價暴跌、漁獲減少、人口流失、稅收降低等後果，更指出核能工業之複雜已遠超出國家核心政治和經濟決策者所能理解和把控的範圍，核電工業在具體實施中的管理結構與行政流程中的獨斷與怠忽，以及長期以來的政府公信力下降最終導致了民眾對核能產業的擔憂。在隨後第 13 期的《核電曝害追蹤專輯》又跟蹤報導台灣核電廠工人遭受放射線曝害，成為核電災害「抓不到證據的完全犯罪」下的犧牲者的故事，更進一步強調反核的必要性，亦成為對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給普通民眾帶來的悲劇性影響的控訴。

（三）對政治、歷史等問題的揭露與批判，發掘還原被威權統治所淹沒的歷史，報導「解嚴」前後社會民主運動等。

「戒嚴」時期的台灣，官方壟斷了一切媒體輿論渠道，所有關於歷史的記載、描述和建構的權力也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開始了一連串驚人的變化：從解除黨禁、報禁，到開設「2·28和平紀念日」， 幾十年來最大的禁忌得以在媒體上被討論。從歷史縱向與社會橫向的雙向維度來看，發生於 1947年的「2·28 事件」雖是起因於單純的稽查私煙事件，但看似的偶然事件卻隱含了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動因：光復初期台灣民生凋敝、失業嚴重，受到大陸財政崩潰、政治腐敗的影響，社會狀況每下愈況，階級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導致了全島範圍的慘劇發生。

事隔 40年後，在官方開放公開討論「2·28事件」時，仍有官方論述將事件起因歸咎於「台民親日奴化思想， 中共煽動」，亦有分離主義者提出是「落後的『大陸文化』與先進的『島嶼文化』接觸時勢所必致的悲劇」，「中國人殺台灣人」，藉此強化省籍矛盾。為釐清事件原委，還歷史以本來面目，1987年 4 月，《人間》第 18期開闢《「2·28」的民眾史》專輯，開啟了對長期以來被官方論述所遮蔽的「2·28 事件」的民眾史的證言調查，以在當時而言更具建設性的、更加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和討論歷史遺留問題，從史實的採集著手，通過採訪親歷者或相關人員口述歷史的方式整理出「2·28事件」中台中地區的鬥爭，當時士紳派和民眾派之間的糾葛紛爭，「27 部隊」、「烏牛欄戰役」和大甲左翼運動者蔡鐵成等的相關歷史資料，更有戴國輝教授對丘念台秘書林憲的專訪，對「2·28事件」前後台灣的形勢，和這種形勢中丘念台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詳細的探索，成為「2·28 事件」的重要史料。

「2·28 事件」的爆發和鎮壓，可以說通過無法計數的死傷與流血，付出了一代甚至幾代台灣人對國家和民族事務的幻滅與挫敗，許多知識青年開始在思想的苦悶與絕望中思索台灣未來的出路，並逐漸由對「自由中國」 的失望轉而對「紅色中國」的嚮往。然而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無疑是對台灣左翼力量實施的一次全面徹底的絞殺，這場在全球冷戰結構下誕生的歷史悲劇給剛經歷了「2·28 慘案」的台灣人民帶來了又一次深刻而持久的哀痛。無數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在這場災難中受到迫害，醫師郭琇琮和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就是其中的代表。1987年7月，《人間》雜誌第 21期刊登了藍博洲撰文的《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一文。該文採用報告文學的形式，通過郭琇琮妻子陳志慧、戰友兼難友蔡漢廷的回憶，追蹤郭琇琮的革命足跡，回溯了這個為理想而抗爭的共產主義戰士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次年，藍博洲又在第 35、36 兩期發表了《幌馬車之歌》，呈現了鍾浩東和他的同志們所經歷的那段真實存在卻被刻意湮滅或扭曲篡改的歷史，通過蔣碧玉等亦曾親歷過那段歲月的周遭親友的講述，喚起人們對歷史與時代的反思。這兩篇作品一經發表，在台灣社會產生了極大反響，一段被官方遮蔽近40年的歷史重又浮出水面，成為對威權體制所編造的政治謊言的強有力駁斥。

《人間》雜誌開啟了集結社會運動能量於報告文學中的道路，也積累了相當數量與質量的作品，這些作品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重視，間接促成並聲援了原住民運動、政治犯平反、爭取弱勢族群權益、促進弱勢族群福利等行動。

1989 年 9 月，在出版了第 47 期後，《人間》雜誌終因財務問題停刊，儘管《人間》從創辦到停刊僅維持了短短 4 年時間，但它於「解嚴」前後在台灣知識界乃至整個台灣社會所造成的思想觸動與文化影響卻是巨大的。它所開創的以現實主義的方式表達對弱勢族群的同情與關懷，以進行反抗資本主義立場的理想主義實踐，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在《人間》雜誌停刊後，受其影響的一批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延續《人間》的精神與宗旨，繼續以報告文學和紀錄影像的方式表達對台灣社會的關注。

1988年，吳乙峰、李忠旺、郭笑芸等紀錄片工作者共同創立了「全景映像工作室」，並於同年策划了《人間燈火》系列紀錄片。這一系列影片的主題基本是以社會弱勢族群為主，自閉症兒童、顏面傷殘人士、小兒麻痹症患者等易被主流社會所忽視、遺忘的「邊緣人」，成為影片主人公。在這些紀錄片中，有很多故事便直接取材於《人間》雜誌7，「全景工作室」將這些曾在《人間》上刊登的真人事迹進一步深挖採訪、跟蹤拍攝，製作成紀錄片，共同冠名為《人間燈火》系列，就是想通過紀實的手法，延續《人間》雜誌關懷社會弱勢族群的理念。

1990，年「全景映像」陸續拍攝了《黃乃輝》《腦性麻痹的朋友們》《植物人和他的家人》《六個盲人朋友》等《生活映像》系列作品，描寫現實生活中的平凡人在各自領域中所展現出的生命力量。此後，「全景映像」 又先後製作了《人間映像》《拜訪社區》《9·21地震》等系列紀錄片，均從弱勢族群立場出發，秉持並延續《人間》雜誌的社會關懷理念。

《月亮的小孩》是「全景映像」1991 年拍攝的深入紀錄白化病患者生活的一部影片，這部影片的拍攝構想源自前文所說《人間》雜誌中刊登的《別讓那孩子失去希望》和《落難中的「月亮的孩子」》兩文，以白化病患者吳國煌和非白化病者蕭錦惠的婚姻故事為線索，講述白化病患者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求學、工作還是愛情、婚姻等各方面所面對的不公正待遇，也通過影片中展示「白化者聯誼會」成員的不懈努力，向世人展示白化病患者強悍的人格力量和生活勇氣，同時呼籲社會對這些患者給予接納和寬容。

「全景映像」將紀錄影像視為社會文化運動的工具，不僅通過進入高校、社區放映等方式組成了網路龐大的受眾群體，更使創作者能得到來自觀眾的直接回饋信息，保持與現實生活的緊密聯繫，這些也都成為「全景」 紀錄片與眾不同的美學特點。

1991 年，《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1987》一書出版，關曉榮以紀實攝影和文字報告的形式繼續再現蘭嶼地區環境、文化、教育、醫療等多方面困境。1997年，由關曉榮拍攝的紀錄片《「國境」邊陲》終於面世，通過紀實影像的方式將人們對原住民等弱勢族群的思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關曉榮作為一名「外來者」，並沒有隱藏在鏡頭背後，而是延續了他做攝影記者採訪時的方式：深入事件現場，不斷介入被採訪者的社會環境，與對方建立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關係，通過當面訪問甚至參與討論的方式，與被拍攝者在鏡頭前構成直接的互動聯繫，描繪他自己對蘭嶼的認知地圖，以一個不加掩飾而又毫不慌張的觀察者和傾聽者的身份，觀察島嶼上達悟族人的生活，傾聽他們的講述，融入自身情感，充分強調批判和自我反省意識等主觀因素的存在。

影片分三個段落講述了達悟族飛魚和造舟文化日漸衰落、蘭嶼島上青壯年人口流失，以及持續多年的反核廢料運動等問題，三個部分之間構成逐層推進、深化的關係，最後引發全球化資本運作過程中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思考。在整個過程中，拍攝者表現出了鮮明的個人觀點與意識形態傾向性，也充分體現了《人間》雜誌所堅持的紀實與關懷的左翼立場。

影片首先對達悟族傳統祭奠儀式「召魚祭」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紀錄，凸顯「造舟」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構成的「漁團」在達悟族社會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同時呈現出現代工程對原始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影響下青壯年勞力流失等導致的造舟文化被迫瓦解等問題。核廢料是困擾蘭嶼地區多年的問題，1970 年，台電公司建造了台灣第一座核電廠，核廢料場便設在蘭嶼，之後核廢料源源不斷運往蘭嶼。蘭嶼的「反核廢」運動開始於 1987 年 12 月，持續多年。1996 年，台電公司與朝鮮簽署「核能廢料運儲合約」，計劃把貯存在拉努的核廢料運抵朝鮮「陸埋」，該計劃後因韓、日、美及「綠色和平組織」等多方勢力的阻撓而中止。早在 80年代，《人間》雜誌便對「反核」運動進行過多次報導，《國境邊陲》這部影片並未停留在環保的單向度層面上，而是將核廢料紛爭解讀為冷戰格局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是軍備競賽與國際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產物，具備強烈的批判性和思想性。

如前所述，「解嚴」初期《人間》雜誌對台灣民眾史和左翼歷史的挖掘、整理與還原撼動了整個台灣知識界，而在《人間》停刊後，進入 90年代，藍博洲等人更以沉重而犀利的文字，繼續揭露「2·28」與「白色恐怖」 時期的歷史真實。1995-96年，藍博洲與關曉榮、范振國、李三沖等人開始共同拍攝製作了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揭露當年「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種種遭遇，其中大多數受難者如徐慶蘭、許金玉、林昭明、羅坤春等人的受難遭遇較之鐘浩東、郭琇琮、呂赫若等人而言，更加「鮮為人知」，影片將這些塵封已久的悲情歷史重新挖掘，公之於眾，引發世人對那段歷史的重新認識和反思。

影片以蔣碧玉的葬禮作為開始，引出多位和鍾浩東、蔣碧玉夫婦一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親身經歷，大量使用主人公的口述，輔以旁白，形成人物採訪加資料片的主管介紹性模式，強調導演的創作意圖，確立影片的傾向性。

此後，2005年，由楊渡任總策劃，王育麟拍攝了紀錄片《還原二二八》。影片除邀請侯孝賢擔任顧問外，還分別邀請了「2·28事件」中最後一場戰役的游擊隊長陳明忠和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關押時間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共同擔任顧問，通過對這些親歷者的口述與回憶，還原被威權體制遮蔽了的歷史真相，對歷史問題進行揭露與批判。

影片名字選用「還原」，整部影片緊貼這二個字，分幾個層次回顧歷史，以周青、廖天欣和陳明忠三位「2·28 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三段泛黃的影像紀錄作為開端，經三位老者對當下輿論給予「2·28 事件」的歪曲敘述進行的駁斥，引出影片的主旨意圖——重返歷史現場，還原事件的本來面貌。影片對經歷過「日據時期」老者的訪問確認其「日本人」/「中國人」的認同，以表達老者們對日本殖民者的強烈憤慨，回顧「2·28事件」 前夕台灣社會的複雜狀況，走訪當事人，拼貼事發的真實經過。「2·28事件」經歷了幾十年的回溯和重構， 在今日台灣已成為「本土派」打壓外省勢力的有力武器，在不下百種論述中，紀錄片《還原二二八》赫然以「還原」為訴求，通過大量的史料整理和拍攝訪問，最大可能地呈現事件的歷史真實，也由此駁斥了對歷史悲劇進行消費的政治投機行為。

回顧 80 年代，因社會變革和思想沉澱帶來了台灣報告文學的蓬勃發展，而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則為台灣報告文學提供了集結和發布的平台，秉持著人文關懷和社會改造理念的知識分子通過民間踏查、採訪的方式，挖掘社會議題，撰寫紀實報導，喚起大眾對相關議題的重視。縱觀戰後的台灣社會，雖經歷了一系列動蕩與變遷，但對現實世界的記錄與對社會問題的關懷卻一直延續下來，無論紀實文學還是紀實影像，都是具有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反映現實生活的手段，它們所承載的反思社會問題的使命亦是相似的。文化精英通過不斷變化的藝術表現形式表達社會改革的訴求，這種知識分子對現實世界的記錄與關懷追根溯源可以納入左翼文藝的脈絡。然而，近年來隨著台灣社會格局的變化，某些政治集團把這些往日被左翼知識分子們關注的民主與民生議題作為撈取政治資本、挑動族群衝突的籌碼，引導社會意識形態走向民粹主義的道路，種種作為是對最初「紀實」與「關懷」本意的違背。

1 《台灣文藝》第 2卷第 3號，1935年 3月。

2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聯合報·副刊》，2001年8月 18-20日。

3 朱雙一：《台灣左翼報導文學的理論傳承和創作經驗——以〈人間〉作家關曉榮、鍾喬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21期，2012年 6月。

4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

5 陳映真：《創刊的話》，《人間》創刊號，1985年 11月，第 2-3頁。

6 陳映真：《創刊的話》。

7 如《豬師父阿旭》《周孟德與程慧鸞》《李文淑與她的孩子》《鼻頭角的牧羊人》《范澤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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