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怎樣書寫自己的戰爭史？

17世紀中葉的法國御用文人保羅（PaulPellisson-Fontanier）在位路易十四歌功頌德時這樣寫道，「君主必須到處受到讚譽，但要以說話的形式展現出來，以示其所思、所為、所言，必須栩栩如生。須能從讀者口中自然流露溢出」。路易馬丁（LouisMartin）在評論這位御用文人時則說道史學家和君主事實上時互相在製造對方的存在感。近代早期，大清同樣是歐亞大陸上由強勢君主領導的強權，其既追求統一廣闊的陸地和人群，又刻意維持治下各民族獨特的認同感分而治之，這一對基本矛盾滲透到了其官方對於歷史的書寫中。

如康熙的史官們在回顧和記錄當朝戰事時，與皇帝共同構建了噶爾丹註定要完，皇帝早已預見到了其被上天拋棄、將絕望中孤獨自盡的結局。事實上，康熙並未消滅準噶爾汗國，而策妄阿拉布坦繼位後的汗國甚至在康熙晚年襲取西藏，並在雍正年間大敗過清軍，然而這無損於大清御用文人筆下烏蘭布統和昭莫多的光輝戰績，當然還有背後皇帝堅定不移的領導核心作用。

早在1696年昭莫多之戰後剛回北京時，康熙便欽定三位大學士與翰林院開始寫作【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漢文版是滿州文原版一個有所改動和刪減的版本，並在1778年收錄在四庫全書里。

清帝從不放棄任何一個政治宣傳與自吹自擂的機會。早在1682年，書寫1673-1681三藩戰爭的【平定三逆方略】便開始寫作，僅有漢文版。還有一部寫1634年打敗林丹汗與1676年打敗王輔臣的戰記，僅用滿文寫作並且從未出版。後來還有從1583寫到1644年的【皇清開國方略】（1789年出版）和1772年出版的172卷【平定準噶爾方略】。於是這樣的重新書寫歷史也成為了所謂「康乾盛世」自信的重要來源，很多參與編修者正式1679年博學鴻詞科綏靖前朝知識分子而來的「水太涼」軟骨頭讀書人們。

事實上，也是大清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方略」這種戰役史的形式。雖然同時期日本有【軍記物語】，但更近似於三國水滸之類的歷史軍事小說，對岸傾朝廷之力編修的方略比之看上去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其目的，乃是宣揚近代早期內亞帝國的武功（如【巴布爾回憶錄】，【阿克巴本紀】，在其他內亞火藥帝國都能找到類似產物），使之永久銘刻在歷史長河中。

古斯曼（LionelGossman）評論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諷刺性地提到，這樣隔了很多代書寫的歷史，書寫者與更後世的讀者事實上享有了史書中描繪時代人們沒有的很多姿勢水平，比如更為爐火純青的政治宣傳色彩。而大清的書寫歷史舉動，為其被欽定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王朝也作出了微小貢獻，清帝作為天子洞悉萬物、明察秋毫的形象今天還在無數腦殘辮子戲中廣為流產。

儘管帶有政治宣傳目的，但以上方略無疑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中當然充滿了偏見，但在前現代書籍散軼的大背景下，卻仍然為我們保留了很多一手材料。

從延續性上看，記錄軍功原本也是中國古人傳統，從「封狼居胥」、「燕然勒銘」一直到永樂皇帝將自己旅行的經歷刻於石頭與紙上。直到大清滅亡、清宮密檔出版之前，方略一直是人們研究清帝及其核心臣屬在做出很多戰略與戰術決策等方面最為深入的史料。方略館，也不僅是歷史檔案的整理著，而是將戰爭史融匯於大清官方傳統話語體系的動態解讀者。

事實上，追憶滿洲開國的【開國方略】，其中很多形象描繪已經和真正滿洲開國時的記載大相徑庭。剛被欽定為長江學者的烏雲畢力格指出，從原始滿洲檔案到【開國方略】，再從其滿文版到漢文版，其中不算移除一些令皇權尷尬的細節、抬高其在戰役中的作用，以及貶損其敵人。總之，往往君恩浩蕩，能承天景命而高瞻遠矚。

烏雲畢力格指出，各種方略共用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61種滿文檔案，而高達60%的同類檔案未被使用，28%被斷章取義，11%用到皇帝詔令而非起居注。尤為鋪陳的，是康熙與蒙古間旅行、狩獵和宴飲的描繪。皇帝在鄂爾多斯尤為向蒙人炫富，事實上這樣的側重點也是為了突出皇帝高瞻遠矚、細心規劃而寫。

又如康熙在第二次遠征噶爾丹時曾發誓寧願吃雪也要前進，最終因為士兵糧草將盡的怨氣而回撤，後來的方略中寫成康熙看穿噶爾丹詐降奸計、仍然信守約定、等滿70天後不得不走的高瞻遠矚。

而方略的漢文版本，不僅加上了詞藻更為華麗的鋪陳，還往往將其融合至漢文化書寫的傳統。比如滿文版的「來此」成為了漢文版的「向內而來」，滿文版的「進擊噶爾丹」成為漢文版「進討（伐）」，滿文版的動詞「到」成為了漢文版的「歸來」，充分體現了中國語言文字的博大精深和清廷忽悠億兆漢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以認同其帝國未中華正統的用心，更別說呼和浩特（青城）在清代往往被叫做「歸化城」，還有綏靖蒙人之意。

滿文版提到邊哨（卡倫）時，漢文版往往稱之為「穿行境內」。滿文版的「所有蒙古人」在漢文版中成了「諸藩蒙古」，與1638年成立的理藩院的名字一樣，既是題型蒙古人自己在帝國中的位置，又是綏靖漢人、製造大一統蒙古為藩屬的錯覺（事實上清代前中期，蒙人比漢人遠遠更接近與權力的核心，也就是趙家人的位置）。扎薩克一詞，突厥語原為「秩序、指揮、法律」，蒙古語中「指揮官」，則在漢文版本中被翻譯成吏治色彩極濃的「部長」。

漢文版比滿文版更為貶損敵對的準噶爾蒙古人。噶爾丹被描述成「抱頭鼠竄」，儘管柯嬌燕（PamelaCrossly）認為這種種族主義宣傳是乾隆朝的產物，然而康熙年間實錄中的出現已經挑戰了這個觀點。

當然，要想真正弄清滿清戰爭的實況，方略顯得政治挂帥史實不足，還需要藉助台北故宮博物院或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資料比如硃批奏摺等，最好以滿文為先。後世學者奉若至寶的其實多為方略之類不僅被重寫而且還經過滿文翻成漢文大為失真的史料，也難怪今天的一般中國人事實上對清帝國充滿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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