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煒：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歐洲面臨的危機？

（圖為熊煒教授在察哈爾學會2018中法·中歐論壇上發言）

作者：熊煒（察哈爾學會城市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系熊煒在察哈爾學會主辦，與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法語頻道、《今日中國》、新浪國際、《歐洲時報》和《法國僑報》合作的「2018中法·中歐論壇」上的發言。

轉自地球日報，2017年1月8日。

自歐債危機以來，歐洲疊遇危機，歐洲一體化進程面臨著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的重重挑戰，特別是最近歐洲爆發的恐怖襲擊尤其引人矚目，媒體上常見的標題是歐洲怎麼了？

事實上，歐債危機、民粹主義興起、英國脫歐危機、暴恐襲擊這一系列危機都是「癥狀」，說明歐洲確實生病了，但到底是病在「腠理」，還是病入膏肓呢？如果將這些癥狀與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所遭遇的歷史上其它有病的癥狀相比較，我們會發現，現在病絕非不治之症。

60年代歐洲遭遇過動亂，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經濟發展的滯脹危機，70年代到80年代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其實都比現在嚴重，不過歷史上的歐洲最終還是走出了危機。目前歐洲爆發的一系列危機具有深層次的原因和機制，通過回顧經典作家波拉尼等人的理論，我們發現歐洲一體化的危機其實是全球化雙重運動的反映，是市場經濟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失衡的結果。

全球化的「雙重運動」是指全球化是市場邏輯與社會邏輯相互嵌入的雙重運動。一方面，資本的擴張要求打破國家邊界，擴大自由市場；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衝擊會讓個人生活變得脆弱，對社會保護的需求增強。儘管市場一直是現代歷史進程的強大推動力，但是它遠非改變歷史的唯一力量，而且它也不總是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雖然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人們長期追求經濟的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可是人們也同樣重視對其他社會目標的追求。社會不僅不總是依照經濟推動的規律演進，而且常常作為市場的對立面而存在和發展，因為社會與市場之間在所追求的目標和遵循的價值規範上存在著矛盾，公平與效率、增長與相對貧困、市場公正與社會公正之間無法避免地彼此衝突。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歐洲一體化進程顯示出，推行市場自由化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問題已經製造出它自己的反對力量。歐洲的危機是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社會市場失衡導致的結果。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為適應全球市場競爭的挑戰，歐共體在20世紀80年代加速改革，改革的核心是推動市場自由化。例如，在電信、高鐵和服務部門鼓勵競爭和限制國家對商品和服務的保護。在貨幣政策方面，歐央行只關注防止通貨膨脹，卻不關注增長和就業等社會問題。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委會政策和措施都是遵循著加強市場自由化的邏輯而進行。雖然「社會的歐洲」一直都是歐盟強調的口號，但在實質上，歐洲一體化是以新自由主義的指導理念而推進的。市場與社會的失衡成為歐債危機從金融和經濟領域向歐洲政治和社會危機擴散的根源。

歐洲一體化的未來取決於歐盟是否能夠重新實現市場邏輯和社會邏輯之間的平衡。就目前的歐洲形勢來看，雖然在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衝擊下，歐洲國家的政治體制暴露出諸多深層次的問題，但是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的基本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基礎依然穩固，並未受到根本性衝擊。

馬克龍大選勝利為歐洲一體化事業注入新的活力。英國「脫歐」第一階段談判的協議達成意味著有可能實現「軟脫歐」。歐盟經濟在第三季度增長了2.5%，歐元區收貨了2011年以來的最快增速。歐洲部分地區的企業和消費者信心處於2000年歐元誕生以來的最高水平。整個歐洲大陸的失業率正在下降，而企業投資正在增加。我的基本判斷是歐洲正在走出政治和經濟危機。

那麼如此背景下，中歐關係面臨怎樣的挑戰？

一是更加註重社會保護的歐洲將變得內向和保守，將為來自中國的商品和投資設置更多壁壘，中歐經貿合作增添很多複雜因素。

二是中歐關係的身份異化問題。異化是個哲學術語，有疏離、脫離和變得更加陌生的意思。中歐關係的身份異化是指本來用於彌合分歧的手段導致更多的疏遠和陌生，比如我們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等，其意圖本來都是「求同」，以合作化解分歧，但這些概念的提出本身又有一個最大的負作用，就是在歐洲看來，中國正在建立另外一個陌生的話語體系，這樣以來，我們事實上是製造出一個更強大、更陌生的「他者」。過去的中國雖然也是西方的「他者」，但這個「他者」對於他們有相似性，而我們現在作為他者與歐洲更加疏遠。這種異化是話語體系造成的，而且是我們越想增信釋疑就越造成更多陌生感，這個問題將越來越困擾中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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