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華永道：經濟民族主義是否會削弱創新？
兩年前，在思略特每年針對全球最大的1000家上市企業研發支出開展的研究報告，即《2015年全球創新1000強》中，我們繪製了全球創新模式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企業從總部所在國之外招聘人才，並設立貼近目標市場的研發中心。他們對這些分散化機構的管理日益得心應手，並將這些機構與強大的研發中心聯繫起來，同時保持整個研發網路的靈活性。我們的研究顯示，94%的研發支出大戶都採用了這種全球創新模式。研究還發現，與更注重本土發展的競爭對手相比，海外研發支出佔比不低於60%的企業，在運營利潤率和資產回報方面高出30%，在運營收入增長方面高出20%。
目前的這些政治言論是否會在將來變成可能影響到全球研發網路的政策？跨國企業還不確定。在制定業務和創新戰略的相關計劃時，他們仔細留意著事態的進展。哪怕是經濟民族主義繼續擴散，企業創新的目標也不大可能改變，但可能對全球創新模式做出調整。在許多企業中，目前靈活敏捷、互為依託的研發網路可能會發展成為一連串獨立自主的研發樞紐。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可能效率低下、重複勞動、成本上升。
儘管全球創新1000強企業的研發支出在2017年保持穩步增長，但我們的研究顯示，許多企業已經感覺到了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大部分受訪對象表示，經濟民族主義趨勢的持續將對其研發活動起到重大或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如果後續有更多的民族主義政策出台，許多受訪對象表示將會在未來兩年內對研發進行調整，四分之三的受訪對象表示將會在未來五年內採取行動。
「對簽證的限制、對人才流動的限制、共享技術和知識的難易程度，這些話題無一出現在我們2016年的戰略評估中，但現在已經引起了我們的警覺」，沃茨水工業集團首席執行官羅伯特·帕加諾（Robert Pagano）如此表示。這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為管道、供暖和凈水行業提供解決方案的國際供應商，研發主要集中在北美、歐洲和亞洲。帕加諾指出，當企業規劃未來的研發活動時，「他們需要根據目前和未來的環境來研究不同的場景。關鍵在於，目前必須保持靈活，避免在未來陷入可能的政治熱點。不確定性只會帶來更多的不確定。」
直面未知
大型企業在總部所在國之外開展研發已有數十年的歷史。1956年，IBM在瑞士成立首個海外研發中心；許多日本車企也於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成立了設計中心。從二十世紀後期開始，隨著業務本身的全球化以及網路通訊的成熟，企業的全球研發開始加速。創新企業的主要動力是能夠打開更廣闊的人才庫，當地研發機構可以靠近增長型市場和生產基地。
但經濟民族主義正迫使全球各地的企業考慮整體化的全球研發網路是否具備可持續性。52%的受訪對象表示，經濟民族主義的整體趨勢將對其研發活動起到重大或一定程度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地區，日本的受訪對象認為影響最大，58%認為影響程度在中等及以上。其次是來自歐洲和我們定義的「世界其他地區」的受訪對象，佔比均為52%，美國以48%的佔比緊隨其後。
儘管近三分之二的受訪企業表示，並未感覺到壓力去調整總部所在國的創新方法，但仍有30%的受訪對象表示已經感覺到壓力，需要調整研發的地點或方式。此外，23%的受訪對象在其他國家（總部所在國之外）感受到了這種壓力。近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稱，在研發人才的獲取或挽留方面已經感覺到了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出於簽證或工作限制的原因，他們遭遇到人才流失、可用人才減少、當地人才聘用率上升。
2014年至2016年，受訪對象表示所在企業的創新戰略與業務戰略高度結合的從27.7%穩步上升到31.8%。但在2017年，該比例下降到25.8%，同比降幅達19%。我們認為，全球經貿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是背後的元兇。沒有其他任何重大的商業或經濟格局變化能解釋該比例的迅速滑落。
發現軟肋
如果經濟民族主義影響到研發，哪些經濟體會損失最大，哪些經濟體會從中受益？我們就此問題詢問了受訪對象。「凈風險指數」顯示了相對於國家的結構性風險，受訪對象如何看待各國將會遭遇的境況（我們根據受訪對象對各個國家經濟風險和收益的預測情況進行總的估算，從而為各個國家計算出一個凈風險指數得分）。國家的結構性風險，我們以外資企業在該國開展研發的金額表示，並將此類研發定義為某個國家的「輸入型」研發。在受訪對象看來，美國目前是研發最容易受經濟民族主義抬頭影響的國家，英國、中國、墨西哥和印度緊隨其後。
我們曾提到，全球創新模式的根基是信息、資金和人才相對自由的流動。我們2015年的報告指出，按金額計算，美國是企業研發最大的輸入國，中國位居第二。但中國的研發輸入佔到中國境內的總研發金額很大一部分（比例為81%，相比之下，美國的佔比為36%），使得中國的創新極度依賴於外資企業。
美國
如果人才流動出現問題，美國受到的影響尤為明顯。雖然移民僅佔美國整個勞動力群體的16.9%，但他們在高科技、科學和工程領域內的佔比驚人。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數據顯示，移民在計算機及數學相關的崗位中比例佔到32%，而在其他科學和工程相關的崗位中佔到24%。
在美國的研究生群體中，國際學生在工程類和計算機科學類（許多企業研發崗位的主要招聘對象）學科的佔比顯著高於移民在全美人口中的佔比。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的數據顯示，外籍學生佔到電子工程類研究生的81%，佔到計算機科學類的79%，佔到工業工程類的75%，佔到機械工程類的62%。
美國朝著經濟民族主義的轉向已經影響到申請美國院校的國外學生。儘管全美的申請和登記註冊數據要到2018年初才能揭曉，但是一份由美國大學註冊招生辦公室協會攜手多家教育機構的調研顯示，39%的高校遭遇國際學生申請數量顯著下降的情況。有傳聞說，部分研究生院的國際學生申請下降了10%～30%。
經濟民族主義對非大城市周邊的小型院校造成的影響更大。2017年，位於拉伯克的德州理工大學的國際學生申請數量降低了20%，錄取率也降低了7%。該校研究院助理院長布蘭登·威克斯（Brandon Weeks）認為：「學生們很焦慮未來會發生什麼，我認為像德州理工這樣的中等學府可能會首當其衝 — 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覺察到這種痛苦。」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這種發展態勢做出了反應，出台了更友好、更透明的移民政策，設法吸引國際學生前往他們國家的高校就讀。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調整了針對國際學生的政策，申請程序更簡潔，工作學習簽證的要求更簡單，畢業後留下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更加明確。中國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對高等教育體系投入巨資，用以發展、吸引和挽留自己的研發人才。
英國
我們的調研顯示，英國是受影響第二大的國家。脫歐談判仍在進行之中，尚不清楚脫離歐盟會對英國企業和高校吸引人才產生怎樣的影響。在脫歐公投前夕，作為全球最大的工程組織之一，英國工程技術學會曾警告說，如果英國企業在招聘歐盟的工程技術人員方面遭遇障礙，則該國本已嚴峻的技術工人短缺情況將會雪上加霜。此外，英國高校的工作人員也曾警告說，在過去幾年穩步上升後，2017年歐盟學生的申請數量將會減少。劍橋大學2016年末公布的數據顯示，申請2017年入學的歐盟本科生數量下降17%。
英國的研發項目不力，可能在全國產生連鎖效應。儘管脫歐的最終結果尚不明確，但那位歐洲企業高管擔心英國可能更加孤立：「英國的經濟實力和技術能力可能惡化；與亞洲和美洲相比，歐洲（不單單是歐盟）整體的實力將會被削弱。」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十年中，歐洲在全球創新方面的整體排名不斷下跌。我們2015年的全球創新分析顯示，2007年至2015年間，歐洲的研發支出已經從第一跌至第三，落後於亞洲和北美。
中國
在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國家中，中國排名第三。這不難理解：2007年至2015年間，中國的企業研發總支出上漲了120%，達到550億美元；但在2015年，超過八成的研發支出（440億美元）來自於國外企業，其中美國企業佔據絕對優勢。此外，儘管中國本土企業在國內的研發支出多年來一直呈兩位數增長，但卻在2017年出現了拐點。中國企業的研發支出下降了3.3%，這是我們2005年開展全球創新1000強研究以來首次出現下降（註：2017年中國企業研發支出下降主要受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下跌，以及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和金融政策收緊導致的工業品領域研發投入減少所致）。這些趨勢相互疊加，使得中國在面臨來自海外的研發投入出現變數時尤為容易受到影響。
然而，有25%的受訪對象認為中國經濟可能因為經濟民族主義對全球創新的影響而獲益（43%的受訪對象認為存在風險）。作為研發基地，中國仍有巨大的吸引力，包括貼近高速增長的市場和主要的生產基地，以及研發成本低廉。如果以美國為代表的其他地區的移民和貿易政策不利於研發，中國可能因為澳大利亞、加拿大、歐洲、甚至美國和英國的企業加大對華研發而獲益。
我們的受訪對象還指出，一些國家的研發可能會因為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而從一定程度上獲益。其中排名榜首的是加拿大，我們曾提到過，隨著美國收緊簽證和移民政策，加拿大則希望自己的高校體系能夠吸引國際創新人才，而且加拿大在跨國企業看來已經成為北美地區的備選方案。例如，2016年，微軟在距離美加邊境不遠的溫哥華市區設立了研發中心，設有750個研發崗位，每年預計能帶來1.8億美元的經濟效應。根據我們的調研，不斷重申其全球化政策立場的德國，是第二個最有可能獲益的國家。對於出口額佔到全國GDP近47%的德國而言，這種開放性對於德國經濟至關重要。緊隨德國的是法國，新當選的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政見中強調了創新對法國經濟的重要性。在或許需要將業務樞紐從英國撤出的企業看來，德法兩國是不錯的選擇；多家大型銀行已經宣布，計劃將部分工作崗位從倫敦遷至法蘭克福。
準備應對
我們的受訪對象指出，如果經濟民族主義繼續抬頭，他們將做出一系列的應變，從而保持企業研發的活力。從他們頻繁提到的各種可能的措施中，我們能一窺全球研發模式未來如何發展。我們研究得出的關鍵結果是，在人才流動受到影響的環境下，企業最有可能在當地區域市場而不是母國市場招聘專業人才（佔到受訪對象的37%），以及未來在區域市場設立研發機構（33%）。
也有18%的受訪對象指出，如果經濟民族主義抬頭，減少員工數量和增加自動化程度也是可能的應對方案。當然，自動化是另外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如果不得不設立獨立程度較高的創新模式，重複工作和效率低下等問題可能伴隨出現，而自動化則能降低相關的成本。但是，自動化不能解決難以在最理想、價值最高的研發基地安置（或招聘）頂尖人才的問題。不斷發展的創新模式可能會更加依賴於數字化的協作工具，而人才在整個研發網路中自由流動的可能性也更低。59%的受訪對象表示，經濟民族主義可能會促使他們增加對此類工具的使用。
當我們根據企業業績和創新戰略進一步深入研究各類回復時，單個企業的需求和能力方面出現了分歧。例如，在業績一般及偏下的企業中，對經濟民族主義迫使企業改變其研發運作表示懷疑的受訪對象佔比最高，分別為35%和34%，並不認為研發會因為經濟民族主義而做出任何改變。在業績出色的企業中，持同樣意見的受訪對象佔比為23%（企業的業績水平由受訪對象以所在企業的收入增長高於、低於或等同於主要競爭對手的方式自行提供）。
業績出色的企業更可能預測到變化，也更可能採取行動。41%的受訪對象表示未來可能在區域市場中設立研發中心，39%表示可能在當地區域市場中招聘更專業化的技術人才；在業績欠佳的企業中，這一佔比分別僅為25%和34%。有趣的是，業績欠佳的企業最有可能採取危及整體研發的行動：15%的受訪對象表示可能將研發中心遷離目前的製造基地，與之相比，在業績出色的企業中，這一佔比為11%（參見下圖「不同業績表現下的規劃」）。
過去十年中，全球創新1000強研究跟蹤了企業用於創造產品並推向市場的獨特創新戰略。我們發現，幾乎每家企業都遵循著三種基本創新戰略之一：需求搜尋者聚焦與客戶的直接交流以獲取新的洞察，並憑藉對最終用戶的卓越認識來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從而滿足尚未成型的需求；市場閱讀者密切監控競爭對手和客戶，通過有效利用市場趨勢來創造價值，以快速跟隨者的方式滿足客戶明確的需求。技術推動者依靠內部技術能力來開發新產品和服務，並將這些技術推向市場，尋求合適的用途。
對於需求搜尋者和技術推動者而言，創新支出對於整體業務模式和戰略的重要性高於其他企業。這兩類企業的研發支出所佔收入的比重是市場閱讀者的兩倍。因此，在需求搜尋者和技術推動者中，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會對運營帶來風險的受訪對象比例更高（當被問及經濟民族主義會對研發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時，分別有56%和54%的受訪對象認為會有重大或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在市場閱讀者中，這一比例較低（47%）。
如果經濟民族主義擴散，需求搜尋者和市場閱讀者都比技術推動者更傾向於在當地區域市場中招聘專業化人才或未來在區域市場中設立研發中心。儘管技術推動者最傾向於認為無需改變，但此類企業通常是擁有大規模的工程中心，且最有可能在經濟民族主義影響到運營的情況下採用自動化（參見 「不同創新戰略下的規劃」）。
意外後果定律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由於經濟陷入泥潭，各國相互較勁，不斷提高貿易壁壘，全球爆發了持續多年的貿易戰。如今時過境遷，過去數十年來不斷發展完善起來的全球創新模式肯定不會轟然倒塌。總部設在紐約州白源市的ITT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高科技工程設計及製造類多元化企業，該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盧卡·薩維（Luca Savi）告訴我們，他為中短期內因保護主義抬頭而對研發和人才獲取造成的挑戰感到擔心，但又信心十足地認為「必將在未來重歸理性」。
但如果經濟民族主義紮根，全球創新模式可能被迫發生變化以適應新形勢。我們認為，如今集成化、相互依賴的研發網路將發展成為能夠自負盈虧、功能完善的研發節點。這些研發節點在決策權和具備的能力上將會有更高的自主權。在這種模式下，企業需要研究如何管理因此而攀升的成本。例如，頂尖的人才不能輕鬆地在整個研發網路中調動，各個研發機構不得不在當地聘用，從而造成了人才的冗餘。
這種自主研發模式並不新鮮。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F-35聯合攻擊戰鬥機和波音公司的787夢幻客機這兩個史上最大航空項目的開發，都是與合作國家和合作企業簽訂了長期協議，通過分布在全球範圍內的研發中心分擔研發和生產成本。此舉的好處是市場更廣，前期投入和風險更低，與國外政府、供應商和客戶的關係更緊密。但是這種安排也引起了項目管理和技術轉讓方面的複雜挑戰。汽車、清潔能源、半導體和軟體等具有國家級戰略重要性的產業和項目可能也會面臨著同樣的機遇和出於政治原因的挑戰。
與此同時，由於難以判斷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呼聲會如何落實成為政策行動，許多企業以靜觀其變的姿態加以應對，這無可厚非。美國科模熱思是英國斯派莎克的子公司，專註於先進的熱技術，其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邁克·薩特（Mike Sutter）指出：「在制定2018年度預算時，我們考慮到了通常被稱為保護主義的情況。我們在過去並沒有為此擔心，而且我們也不準備在這方面花太多時間，因為目前情況還不夠清楚。態勢可大可小。」
但是企業負責人當下就需要制定應急計劃。例如，他們必須考慮如何重新調整業務和創新戰略，自主程度和冗餘程度都更高的創新網路應該如何運作。他們需要考慮研發中心的人員如何編製、資源如何調配：將他們調離生產中心是一種短視的行為。相反，他們應該準備好讓這些研發中心做到自給自足。他們必須考慮是否具備保持溝通和效率所需的數字化協作工具，同時管理不斷攀升的成本。退一步說，企業還必須認識到經濟民族主義可能帶來戰略風險，這類風險直接影響到他們是否能成為有效的創新者。企業需要確保創新負責人手下有合適的人才，能夠考慮到上述問題以及它們可能帶來的不利局面。
由於從經濟民族主義角度出發的各項政策仍在醞釀之中，對企業研發戰略和運營的潛在影響不容忽視。這些政策可能造成創新項目的成本更高、更為繁瑣。我們應該謹慎應對這種計劃之外的後果。創新驅動增長、改善生活、創造就業，而這些正是人類的共同目標。
作者：
巴里·雅日澤爾斯基：普華永道思略特合伙人，常駐新澤西州弗洛厄姆帕爾克，主要為高科技和工業品企業的高管提供企業戰略和創新戰略方面的諮詢服務。
沃克·斯塔克：普華永道思略特創新諮詢業務合伙人，常駐邁阿密。他主要協助汽車、工業品和科技類企業打造從戰略到實施的全方位創新能力。
羅伯特·察瓦里克：普華永道思略特合伙人，常駐紐約。他主要為汽車、工業品、石油和燃氣企業打造從戰略到實施的全方位製造和產品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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