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是怎麼評論洪秀全與曾國藩的
舊社會走循環套
第一章已經討論了道光、咸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我們很可以轉禍為福，只要我們大膽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並駕齊驅，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不此之圖。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他們不承認是敗了。主戰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撫夷派，在戰爭之後，正如在戰爭之前，均未圖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沒有敘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間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為德國內政健全，戰後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復她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據前清政府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年）約有二千萬；（按：作者有誤，此二千萬應為人丁，而非人口。）到了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增加到三萬萬。百年之內竟有十五倍的增加！這種估計雖不可靠，然而我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有很大的增加，這是毫無疑問的。十七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後又有明清的交戰及滿清有計劃的屠殺漢人，如揚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近年中央研究院發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他那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只有九百餘人，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於是人口增加。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演去，就是聖賢也無法脫逃。
那時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學節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學增加生產。在大亂之後，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墾，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略為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於是每人耕地的面積減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燒香拜佛，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縱使有救世之心，亦無救世之力，只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產，於是小亂變為大亂。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勛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倡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的統治階級的慾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貪污亦大大的長進。並且舊社會裡，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裡，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作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有人說：中國舊日的社會很平等，因為官吏都是科舉出身，而且舊日的教育是很不費錢的。這種看法，過於樂觀。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個在未得志以前，曾經下過苦力？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個的父親曾下過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前清有名的貧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細考他們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勞力者。中國舊日的資本家有幾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那一種沒有官吏作後盾，仗官勢發財？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裡，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里。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循環套的最低點。嘉慶初年所革除的權臣和珅，據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檔案，積有私產到九萬萬兩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歷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無日無內亂，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教徒的叛亂，後有西北回教徒之亂，西南苗傜之亂，同時東南沿海的海盜亦甚猖獗。這還是明目張胆與國家對抗者，至於潛伏於社會的匪徒幾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說：「直隸、山東、河南向有教匪，輾轉傳習，惑眾斂錢。遇歲歉，白晝伙搶，名曰均糧。近來間或拿辦，不斷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南安、贛州與兩廣接壤，均有會匪結黨成群，動成巨案。」
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到了道光年間，我們的法制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維繫力。我們一面須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須設法振興舊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著的難關是雙層的。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上一節所講的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的產物。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生於嘉慶十八年，即西曆一八一三年。傳說他的父親是個農民，家境窮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讀書，到十六歲才輟學，作鄉村教師。這樣似乎他不是出身於中國社會的最下層，他自己並不是個勞力者。他兩次到廣州去考秀才，兩次都失敗了。於是心懷怨恨。這是舊社會常有的事，並不出奇。洪秀全經驗的特別是他在廣州應試的時候，得著耶穌教傳教士的宣傳品。後來大病四十多天，病中夢見各種幻象，自說與耶穌教義符合，於是信仰上帝，創立上帝會。最早的同志是馮雲山，也是一位因考試失敗而心懷不平者，他們因為在廣東傳教不順利，所以遷移其活動於廣西桂平縣。
中國自古以來的民間運動都帶點宗教性質，西洋中古的時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與基督教發生關係，不過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穌教也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稱耶和華為天父，耶穌為天兄，自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華上帝者，「無災無難」；不崇拜者，「蛇虎傷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戰場，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術。孔廟及寺觀都必須破壞。
洪秀全的上帝會吸收了許多三合會的分子。這個三合會是排滿的秘密團體，大概是明末清初時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種族革命的思想。無論如何，他收了三合會的會員以後，他的運動以推倒清朝為第一目的。他罵滿人為妖人。滿人之改變中國衣冠和淫亂中國女子（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是洪秀全的宣傳品斥責的最好的對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以外，他有社會革命的思想沒有？他提倡男女平權，但他的宮廷充滿了妃妾，太平天國的王侯將帥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詔書中有田畝制度，其根本思想類似共產主義：「有田共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義，雖有詳細的規定，並未實行。是他不願實行呢？還是感覺實行的困難而不願試呢？就現在我們所有的史料判斷，我們可以說洪秀全對於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是十分積極的，對於社會革命則甚消極。他的黨徒除馮雲山以外，尚有燒炭的楊秀清，後封東王；耕種山地的蕭朝貴，後封西王；曾捐監生與衙門胥吏為伍的韋昌輝，後封北王，及富豪石達開，後稱翼王。他的運動當然是個民間運動，反映當時的民間痛苦和迷信，以及潛伏於民間的種族觀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縣（舊名永安），於是定國號為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清兵進圍永安。洪秀全於咸豐二年春突圍，進攻桂林，未得，改圖湖南。他在長沙遇著很堅強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進攻。他在岳州得著吳三桂留下來的軍械，並搶奪了不少的帆船。實力補充了以後，他直逼武漢。他雖打下了漢陽、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設官立治。他一直向長江下游進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三年春打進南京，就定都於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動，類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後，他才開始他的建國工作。
從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到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可說是太平天國的順利時期。在這時期內，社會對洪秀全的運動是怎樣應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國民不分貧富，是守中立的。太平軍到了，他們順從太平軍，貢獻金錢；官軍到了，他們又順從官軍，又貢獻金錢。他們是順民，其實他們是左右為難的。他們對滿清政府及其官吏，絕無好感，因為他們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夠了。並且官軍的紀律不好，在這期內，太平軍的紀律還比較好一點。同時老百姓感覺太平軍是造亂分子，使他們不能繼續過他們的平安日子？太平軍到處破壞廟宇，毀滅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慣，心中不以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軍所經過的地方，就是他們容易活動的地方。他們干他們的事，對於官軍及太平軍無所偏倚。有組織的秘密會社則附和太平軍，如湖南的哥老會及上海的小刀會。大多數士大夫階級，積極反對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於排滿一層，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漢人的恥辱，但是他們一則因為洪秀全雖為漢人，雖提倡種族革命，然竭力破壞幾千年來的漢族文化，滿人雖是外族，然自始即擁護漢族文化；二則他們覺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隨便作亂，亂是容易的，撥亂反正則是極難的，所以士大夫階級，這時對於種族革命並不熱心。
太平軍的軍事何以在這時期內這樣順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軍本身的優點。論組織訓練，太平軍很平常，論軍器，太平軍尚不及官軍，論將才，太平軍始終沒有出過大將。太平軍在此時期內所以能得勝，全因為它是一種新興的勢力，富有朝氣，能拚命，能犧牲。官軍不但暮氣很重，簡直腐化不成軍了。當時的官軍有兩種，即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鬥力隨著滿人的漢化，文弱化而喪失了。所以在乾隆嘉慶年間，清朝用綠營的時候已逐漸加多，用八旗的時候已逐漸減少。到了道光咸豐年間，綠營已經成了清廷的主力軍隊，其腐化程度正與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餉額甚低，又為官長剝削，所以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為一種副業而已。沒有紀律，沒有操練，害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並且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但是綠營在制度上也有一種好處。這種軍隊雖極端腐化，然是統一的國家的軍隊，不是個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沒有人敢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國內亂的意外副產品，以後我們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他生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兩歲。他是湖南湘鄉人，家世業農。他雖沒有下過苦力，他的教育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成翰林的時候，正是鴉片戰爭將要開始的時候。他的日記雖提及鴉片戰爭，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戰爭的歷史意義。他仍埋首於古籍中。他是一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為人辦事，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小農民，他和小農民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都只有汗血才能換得來，正如小農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豐初年曾國藩官作到侍郎，等於現在的各部次長。他的知己固然承認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數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業起始的時候，他的聲望並不高，他也沒有政治勢力作他的後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階級確承認他的領袖地位。他對洪秀全的態度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態度，不過比別人更加積極而已。
那時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所以人民為自衛計，都辦團練。這種團練就是民間的武力，是務正業的農民藉以抵抗不務正業的遊民土匪。這種武力，因為沒有官場化，又因為與農民有切身利害關係，保存了我國鄉民固有的勇敢和誠實。曾國藩的事業就是利用這種鄉勇，而加以組織訓練，使它成為一個軍隊。這就是以後著名的湘軍。團練是當時全國皆有的，並不是曾國藩獨創的，但是為什麼惟獨湘軍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於曾國藩所加的那點組織和訓練。
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別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是我民族的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他的「討賊檄文」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此：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志，他是軍隊的主帥，同時也是兵士的導師。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我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別。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他選的官佐幾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
歷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在西洋社會裡，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所以在中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層資格。曾國藩雖注重為人，並不忽略作事。這是他的特別的第三點。當時綠營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雖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決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加一倍。湘軍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權利。湘軍作戰區域是長江沿岸各省。在此區域內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所以曾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關於軍器，曾氏雖常說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對軍器的製造，尤其對於大炮的製造，是很費苦心的。他用盡心力去羅致當時的技術人才。他對於兵士的操練也十分認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檢閱。他不寬縱他的軍官，也不要軍官寬縱他的部下。
曾國藩的事業，如同他的學問，也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要救舊社會舊文化，而那箇舊社會舊文化所產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搗亂。他要維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長沙練勇的時候，舊時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標準，幾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亂。他最初的一戰是個敗仗，他投水自盡，幸而被部下救起來。他練兵打仗，同時他自己去籌餉。以後他成了大事，並不是因為清廷和官僚自動的把政權交給他，是因為他們的失敗迫著他們求曾國藩出來任事，迫著他們給他個作事的機會和權利。
洪秀全失敗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後，我們更能看出他的真實心志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設新朝代。他深居宮中，務求享作皇帝的福，對於政事則不放在心上。宮廷的建築，宮女的徵選，金銀的聚斂，官制宮制的規定，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後來簡直變為瘋狂的迷信。楊秀清向他報告國事的困難，他回答說：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乎？
快要滅亡的時候，南京絕糧，洪秀全令人民飲露充饑，說露是天食。
這樣的領袖不但不能復興民族，且不能作為部下團結的中心。在咸豐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內訌。東王楊秀清個人獨掌大權。其他各王都須受東王的節制。照太平天國的儀式，天王稱萬歲，東王稱九千歲，西王八千歲，余遞減。別的王都須到東王府請安議事，並須跪呼千歲。在上奏天王的時候，東王立在陛下，其餘則跪在陛下，因此楊秀清就為其同輩所憤恨。同時天王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韋昌輝設計誘殺楊秀清和他的親屬黨羽。翼王石達開心懷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屬殺了。天王為聯絡翼王起見，下令殺北王，但翼王以後還是獨樹一幟，與天王脫離關係。經過此次的內訌，太平天國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滅。以後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則因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聲援，二則因為他得了兩個後起的良將，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
在清朝方面，等到別人都失敗了，然後重用曾國藩，任他為兩江總督，節制江、浙、皖、贛四省軍事。湖北巡撫胡林翼是與他志同道合的，竭力與他合作。他的親弟曾國荃是個打硬仗的前線指揮。以後曾國藩舉薦他的門生李鴻章作江蘇巡撫，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撫。長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於是得通盤籌劃。他對於洪秀全採取大包圍的戰略。同時英、美、法三國也給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幫助。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軍在曾國荃領導之下打進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復漢族的自由，這當然是我們應該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權，雖未實行，也足表現他有相當政治家的眼光。他的運動無疑的是起自民間，連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眾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為我民族造幸福。總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
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式的運動又能救國救民族嗎？他救了清朝，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清朝並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的誠實的研究清朝在嘉慶、道光、咸豐三代的施政，他應該知道它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嘗不知道此中實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態度反趨於消極了。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道、咸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朝確有中興的氣象。第三，他怕清朝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我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干涉的時代，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十九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繞環著，長期的內戰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維持清朝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舊，那就是說，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徒然恢復我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他的不健全的地方，不應完全恢復，也不能完全恢復呢？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救民族，因為腐化的舊社會和舊官僚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
曾國藩的革命事業，我們留在下一章討論。他的守舊事業，我們在前一節里，已經說過。現在我們要指出他的守舊事業的流弊。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鬥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復南京以後，曾自己就承認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證我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宗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某回，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國藩沒有法子，只好催國荃趕快回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湘軍的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也可看出舊法子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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