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崇拜與現實思考

18世紀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深深影響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甚至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文化。現代中國從20世紀初算起，經歷了各種曲折，是一部始終貫穿著革命的話語和實踐的、標準的革命史。本文試圖分析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和20世紀中國革命崇拜的建成，以及這種思想模式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和法國革命文化對中國的現實思考。

01

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美國的革命史學家林·亨特認為「革命在法國對經濟的成長或政治的穩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它所確立下來的毋寧是民主共和的動員潛能和革命演變的驚人強度，它給後世留下的最顯著的遺產是民族新生的語言、平等博愛的姿態和共和主義的禮儀，以及民主、恐怖、雅各賓主義、警察國家之類的政治方面的術語、習慣、觀念模式和行為樣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界》雙月刊，1994年4月號和5月號，總第22期和23期）所以說，法國大革命創造了一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政治文化，並且對世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看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拉美獨立革命，1848年的歐洲革命，1905年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乃至20世紀的中國革命等等，不同程度上都是用法國大革命的語言說話和按法國大革命的方式行事的。列寧曾公開聲稱雅各賓派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先驅，而戈爾巴喬夫改革時倡導的「公開性」、「透明度」等原則，也還是雅各賓派當年的政治口號；無產階級革命的象徵——紅旗，始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風行一時的「小紅帽」；世界政治至今還在慣用「左派」、「右派」、「恐怖」、「熱月」這一類法國革命者創造的政治概念……諸如此類，比比皆是。而法國大革命的文化精神也和中國在20世紀建立起來的革命崇拜有著決定性的因果關係，那麼在談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之前，還需要繼續了解一下這種政治文化的價值判斷。

不可否認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影響絕對是積極的，因為它以一種空前強有力的高姿態倡揚了「民主」的政治價值，這種主張在本質上符合了大革命時代以來具有全球普遍性的反君主專制的歷史需要或歷史發展趨勢。更不用說，法國大革命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股雖然曲折但保守勢力最終都無法抗拒的政治民主化潮流。然而我們也需要注意到的是法國大革命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像人們提供一個實現「民主」的理想榜樣，或者說並沒有能夠為世界各民族的民主革命創造出某種普遍適用的觀念模式或行為模式。最近二十年來，史學界有越來越多的意見開始批評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性」，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激進性的根源是一種基於平等主義夢幻的民族再生狂想，這也和法蘭西民族特殊深厚的專制主義傳統有著密切關係——他們一方面要追尋不切實際的「平等」和「再生」，一方面又無法擺脫專制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最後就只能在革命進程中自覺不自覺地訴諸專制主義的強制手段，並由此呈現出強烈的激進色彩。

然而法國之所以如此激進地追求「平等」和「再生」，其實也是由法國自身的特有國情所決定，法國社會現實太缺少平等，存在太多腐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實在是不可調和，所以甚至可以說法國的「激進」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想要建立一個平等的人類社會的理想十分崇高，其政治文化的內涵又確實非常複雜，包含普適性和特殊性，亦包含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因素，因此對於其對20世紀中國的影響，我們也必須客觀全面的對待。

02

中國革命崇拜的確立

法國大革命曾經對整個19世紀的世界歷史產生過深遠影響，但是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卻沒有產生任何反響，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甚多，主要還是因為中國經濟極不發達，不能形成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氣候。然而在一百年之後，隨著中國資產階級實力一定程度的增長，法國的革命文化終於進入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並佔據著重要的中心作用。

法國大革命對中國的初期影響可以算作是中國的「文化接受」過程，從19世紀90年代到辛亥革命爆發為止，因此可以說是對改良運動的影響。在戊戌變法之前，談論法國大革命的知識分子主要有王韜、康有為和譚嗣同，其中王韜和康有為的態度大同小異，他們並沒有全盤否定法國的革命文化，只是否定了大革命的激進方式，卻認可了革命所倡導的立憲民主精神。譚嗣同則衷心讚賞法國大革命的激進，而且認為這是解救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過這種思想在當時並不受認同。

戊戌維新失敗、八國聯軍入侵、《辛丑條約》簽訂等一系列事件發生後，中國對法國革命的態度全然發生改變，開始全面推崇激進的革命。1901年，《國民報》第一、二期連續發表文章宣傳法國大革命，並公開鼓吹在中國推行法國式的革命。這之後，各進步報刊都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和歌頌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熱潮。當時中國革命派對法國革命的崇拜，主要是受盧梭政治哲學的影響，所以當時中國的革命崇拜首先就是盧梭崇拜。而且當時中國思想界對盧梭、孟德斯鳩的強烈興趣已經不再局限於政治思想，甚至包括教育、哲學等方面。

1905年—1907年間，中國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就中國是否應當實施革命，以及應當實施怎樣的革命等問題，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最終以革命派的徹底勝利而告終，其後果不僅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同時也不可逆轉地完成了中國革命崇拜的確立。其中汪東和康有為有關法國革命的辯論是這場大辯戰中至關重要的一局，它從學理上對革命的合法性、必要性與可行性作了有力的論證，清楚了人們對於中國革命的種種顧慮，從而使革命在愛國的知識界獲得認同。同盟會組織迅速擴大，內地各省和海外的支部和分會也紛紛建立，革命已經開始被付諸實踐，一種將支配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的革命崇拜心態也隨之初步確立了下來。

03

法國大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

中國當時長期處於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下，為挽救國家的危亡，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民主革命，經過10年，推翻了已經腐朽的封建統治，建立起共和國。這次革命並未真正改變中國人民大眾的悲慘處境。在共和國成立10年後，中國工人階級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進行將近30年艱苦卓絕的革命，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經歷了30年的曲折歷程，自1979年起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不平凡的近90年里，幾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都可以察覺到法國大革命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

首先來說辛亥革命，法國大革命對辛亥革命的影響是最直接，也是最大的，甚至有學者都認為法國革命與辛亥革命之間存在著師承關係。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以法國革命為榜樣，批判改良主義，樹立了武裝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信念，立下了革命崇拜的傳統。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成為辛亥革命和其革命政治實踐的主要指導思想之一，而啟蒙思想中的唯物主義、天賦人權也是與封建的天命論、君權神授論鬥爭的銳利武器。

辛亥革命之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更為激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樣也和法國的革命文化、革命崇拜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就是受法國革命「天賦人權」的啟示，提出了「民主與科學」，而且法國革命使中國知識分子發現了中國革命的不足，也幫助他們通過對比加深了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新文化運動強化了中國青年一代對「自由、平等之國」的嚮往，一大批青年精英赴法勤工儉學，找尋革命真理，毛澤東、劉少奇等未來中共的第一代領袖也都在這一行列中。至於五四運動中比較傑出的兩位知識分子——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對於法國革命深懷著敬仰之情。陳獨秀不僅認為法國革命堪稱政治革命的先驅，而且也將其視為社會主義學說的發源地。李大釗則認為法國革命既為法國人民帶來幸福，又為19世紀西方政治奠定基礎。

法國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延續到了國共內戰，甚至是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國大地上都一直瀰漫著革命崇拜，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思潮，看來也與法國的革命文化有一些聯繫。高毅先生認為「所謂法國革命文化，還不單單只是『自由平等博愛』或『民主』、『人權』之類常常被認為屬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東西。它同時還是一個超越了階級差異和意識形態色彩的群眾無意識系統，其中包含著許多難以道明的社會心態因素，如盛行於法國革命時代的那種將人群劃分為左右派並無休止打『內戰』的政治習慣，還有那種強烈的、開放式的平等主義傾向（即平等原則可以合乎邏輯地從政治權利平等向社會平等乃至經濟平等擴張），那種通過文化革命實現民族『再生』的熱切願望和堅定信念，等等。」（高毅《法國革命文化與現代中國革命》，《浙江學刊》，2006年第4期）而這所有的因素，我們同樣可以在經歷了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人身上看到。

法國革命帶給中國人的革命崇拜促使我們建立起一個新的共和國，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然而這種革命崇拜同時帶來的激進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我國的民主和經濟發展。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平衡革命崇拜和現實發展之間的一些矛盾，正確認識法國革命給我國的啟示以及幫助呢。

04

法國革命的啟示

就像上文所說的，20世紀的中國受到了法國革命的巨大影響，因之而建立的革命崇拜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佔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改革思想家繼承了法國革命的雙份遺產，一方面是統一、聯合與博愛，另一方面是破壞。

社會也由此出現了兩重對立：一方面是社會集團革命，這是全社會的事業，另一方面是政治衝突，充斥暴力並限於少數人。在法國革命影響下，當時的中國政治文明擺動於博愛與暴力之間。但這恰恰也是由中國當時的具體國情決定的，20世紀的中國確實無法避開革命，因為只有革命才能解救當時的中國，所以雖然這種革命崇拜、這種法蘭西式的激進革命有很多弊端，容易偏離爭取民主的初衷，我們也不能否定它對中國歷史，對中國自強復興的重要作用，法國革命確實給中國指出了一條出路，而且以導師的身份給出了不少啟示。

最後，我想跳出歷史進程談一談法國革命在政治思想上給出的啟示，它不僅適用於20世紀的中國，也適用於21世紀的中國。

——第一是革命與改革的關係，現在的改革實際上是一次全面的社會變革，其深度、廣度、長期性、複雜性，所要求的創新精神、犧牲精神與堅忍不拔精神，無異於一場革命，而且比革命更困難，對此，不少人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法國革命的曲折過程，對我們仍是富有教益的一課。

——第二是個人自由與社會利益的關係，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既有壓制個人自由的封建思想，又有片面強調個人自由的個人至上思想。為了恢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本來具有的尊重個性、尊重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思想，西方在兩個世紀的社會實踐中提出的「自由就意味著責任」，「個人自由應當不妨礙他人自由」的原則，還是可供我們借鑒的道德準繩。

——第三是公民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是否平等，在現代社會中，經濟並不等於一切，還有經濟、社會、政治組織是否合理，是否能保障人民有均等的機會發展自己的才能。此外，人們還有精神上的需求，要反對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但不應混淆平均主義與公民社會地位平等，機會均等並不是要求平均主義，做到機會均等，是為了維持社會的基本安定。

——第四是理性與權威的關係，理性要以實踐為基礎，而且個人實踐不能排斥社會實踐，否則，理性就會失去科學基礎，失去權威。另一方面，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沒有必要的權威。理性與權威不能分割，以理性否定權威，或依靠權威拋棄理性，都會走向自身的反面。法國革命的歷史，正是從正反兩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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