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野莽：蕭鴻和她的記憶之河
蕭鴻和她的記憶之河
野 莽
蕭鴻，我沒寫錯，一個與魯迅曾經關心和培養的，百年前出生於東北的那位本名叫張乃瑩的現代女作家蕭紅同音的女子。只不過，蕭紅借用了她祖上的姓氏，她沒有，她並且很小的時候就叫蕭紅，後來才忽然想，自己早晚要像鴻雁一樣飛過東北的高空，告別仰望的同名前輩。她們甚至在同一條名叫呼蘭河的河邊誕生，也不過好比是余光中的詩句，一個在那邊，一個在這邊。
我更願意把她的《在呼蘭河的這邊》比作她的記憶之河，她以這條河流為此書命名，想必是記起了她們生命與文學的共同的發源地。地理上的呼蘭河發源於黑龍江的中北部，但在她的這本書中，這位少年漂泊者卻無意識地改變了它的流向，還是逆向的，散漫而錯綜的：雲貴高原，新疆戈壁，黑龍江中俄邊境，北京西四，鄂西北武當山下。其間還有，隱伏或閃爍跳過的洞庭湖之南，多少次出現在舅舅口中，縈迴在自己夢裡，終於有一日親眼見到了的鄂南的向陽湖。這是蜿蜒長河一路留下的幾個深潭，有的陰森，有的兇險，也有的因盛開的馬蘭花而美麗了一汪原本的死水，還有的在貌似平靜的水面倒映著蜂蝶與蟲蛇共舞的斑斕。這些深潭不可忽略，潭水間時而九曲迴腸，時而旁逸遠去的淺流，以及常常被卵石激起的粼波碎浪最好也別放過，因為它們隨時會牽動一件埋沒在某個深潭裡的往事，即便終於沒有，也只會在看過以後才能知道，於是再跟蹤著它的浪花看向前方。
越來越多的寫作者承認了所謂文學就是語言，與講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小說相比，散文可以不要故事和人物的支持，僅靠寫景、抒情和表達心理也能與小說平分秋色，足可見散文寫作者需要多麼非凡的語言魅力。他們用左眼向故事大王冒充的小說家發出挑戰，右眼又發現身邊有眉飛色舞的朗誦詩人，心想就這麼著吧，散文是內秀而矜持的，既不分行，也無須出聲。當然，更多聰明的散文寫作者則不排斥人和事件的干預，幹嘛要這麼傻，這些材料本來就是寫作者共享的資源，無非是散文不必精心營構，反倒要成心將它們碎片化，然後摻入自身的情緒。
在這本書里，這兩類散文一開始就參差交叉著，一如河流的清淺與洪渾，迅疾與徐緩，寬闊與一線，直下與迂迴。隨著時代 、地理、人文的變化，作者的語言風貌也隨之多異，如寫到新疆戈壁語言是蒼涼的，寫到貴州山村語言是凄苦的，寫到北京西四語言是歡樂的，寫到異域他國語言是洋氣的。這些都容易讓人理解，這是一個走出自家小院子依然能在廣大世界從容漫步的寫作者，她會用變幻的語言複製出她所眼見的一切。但是，讓人略為有些不解的是，當她的語言一旦進入白山黑水的東北平原，那一片中國版圖上最寒冷的地域，她的語言反而一下子熱烈了起來，人世間最燦爛最鮮艷最妖冶的修辭幾乎傾巢而出。分明是皚皚的雪，卻感覺是紅紅的火，呼蘭河邊，白樺林中，小木屋外，一叢一叢的冰凌花一瞬間粉身碎骨地怒放著，發出的驚心動魄的咔啪聲像是春天就要到來一樣。
她本是無心地這麼寫著，這種語言意外產生的效果與季節無關，與景物無關，與她如數家珍的寒風暴雪堅冰棉袍凍得麻木的手腳和紫紅的小臉蛋兒一點關係也沒有。是因為她那枚被部隊文工團員出身的媽媽從小捏得挺直的鼻子一聞到這片故土的氣息，潛伏在童年記憶里的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兒時就駐紮在心中的英雄，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趙一曼、高呼口號臂挽著臂投進烏斯渾河的八個女兵，以及無以數計的抗日先烈們，這時候浮雕一般，全都復活在了她的眼前。即便是冬天的北國極地，她的每一個字也會因此而變得熱烈和蓬勃，它們自自然然地燃燒著，發出激動人心的光芒和響聲，那是點著了她保存在心中的一顆故鄉的火種。
尤其還有，在今天的文人們茶餘飯後閑說不已的身穿旗袍的民國才女榜上，那位唯一寫了日本侵華時期東北人民苦難命運的民國才女，便是和她出生於同一條河邊，叫做同一個名字的蕭紅。那個天才而苦命的女子成了她這一生的仰慕，那個女子留給這個世界的不朽文字也成了她這一生的夢想和追求。她為那個女子而自豪著，她的文字也因之而熱烈和蓬勃著，像一串串燃燒的火光。
但是我必須要說，這本書里讓人隨她一道長久記住的，是她這條記憶河流中的那幾汪深潭，陷入潭淵深處不可自救的親人們。在雲貴高原，那個「偏遠、蠻荒、名字拗口」，叫做盤縣普古區蘇座公社岩博村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大學在讀女生在一個暑假裡跋涉三日，尋找到了幾個月後就要離開人間的爺爺。這位老人三歲喪父，母親改嫁，寄養於叔嬸，十六歲離家自立，五十年代初被劃成地主凈身出戶，為了活命走進深山開荒種地；地主婆奶奶四十多歲含冤去世；大爹為了一家能多吃兩頓飯，一袋大米與人交換兩袋包穀面，以破壞國家統購統銷罪判刑十一年；大媽被村霸強佔；十四歲的堂哥帶著三個弟妹繼續掙扎，不幸得下羊角風燒死在火盆里；二爹接著也得了羊角風，黑夜裡摔死在懸崖下；大姑遠嫁他村仍脫不去地主女兒的皮，屢遭批鬥，姑父不甘受辱懸樑自盡；大爹的兩個兒子砍柴路上又累又餓，躲閃不及，雙雙被汽車軋死……
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相比遜色，這是一家人的遭遇，一個家族和一個民族的遭遇，被他鄰邦的一位女子不動聲色地寫進這篇尋根的慘文。三天三夜，孤身一人前往遠方尋親的少女，第一眼尋到的是「拄著拐杖急切地移動著碎步」向她走來的瘦弱老人，走進搭在村邊的一間茅草房，「陰暗的小屋只有一張床一張飯桌一個爐灶」，「早飯吃的是從火膛里扒出來的烤洋芋和烤包穀，中晚飯是包穀面飯就著水煮白菜」；在二爹的兒子家，她看見「全家四口人只蓋一床破棉絮」。作者錦心繡口的才華和流光四溢的文字哪裡去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哪裡去了？燦爛鮮艷妖冶的語言哪裡去了？粉身碎骨地怒放著的冰凌花哪裡去了？驚心動魄的春天的咔啪聲哪裡去了？熱烈而蓬勃的激動人心的燃燒火光哪裡去了？而恰是這些一粒粒像洋芋和包穀一樣本色的文字所組成的，一句句像破棉絮一樣裸露的大白話才讓人潸然淚下，無語凝噎。用一襲香艷的婚紗修飾一位病婦遍體的瘡痍，那不是有良知的寫作者，那是造假的文學騙子。
錢穀融先生於1957這個詭異的年代，首次在國內提出「文學是人學」，受到批判已是必然，其實這個口號，高爾基早已在蘇聯提出過了。六十年後懶得有人再提，文學是一個風雅的菜市場，蘿蔔白菜，各有所愛，狗肉羊頭，也都能賣。認為是人學的就真正寫人，人性人生和人之命運，認為是政治和商業的就假裝寫人，虛晃一槍直奔權力和金錢。這本書的作者嘴上不說，心中自有主見，她才不跟小說打擂，才不把故事和人物排除在散文之外呢，故事者人人都有故事，人物者有故事才有人物，散文不也是屬於人學的文學么？因此當她的記憶之河涓涓潺潺流淌到了下一個深潭，暫停在北京西四一個大大的四合院里的時候，她實在忍不住把她本人的故事，一下子全都抖了出來，這可是精彩極了！
這個故事的開頭，頗似姑蘇城裡的林如海先生把自己的寶貝女兒送進賈府，正好也是舅舅家，也正好有一個表哥和兩個表姐。然而這個懷胎於西北戈壁灘，出生在東北軍馬場，已把豪爽和率性長進肉里的胖胖的北方小女孩兒，她可不是多愁善感，顧影自憐，時時覺得寄人籬下的林妹妹。她在舅舅家裡調皮搗蛋，為非作歹，北京話叫「從沒把自己當外人兒」。她能哭著鬧著，撒著歡兒地要舅媽給她做同學那樣的花裙子，能千方百計地找到一把天狗牌的鑰匙，打開密櫃偷吃舅舅的生日蛋糕，能不經許可擅自拿著一分錢去買兩隻藍色的玩具水桶，以至於迷途忘返害得全家兵分數路滿大街地把她找著。
在一個物資特別匱乏的時代，一個對美懷有特別渴望的小女孩兒，她的愛美之夢一個一個地遭到破滅，是的，一個一個。即便是同班女同學張一平那樣的泡泡袖白襯衫和荷葉邊花裙子，張一平那樣的白色小球鞋和包腳鬆緊鞋，也只能是她站在不近不遠處偷偷觀看的風景。她一次一次地傷心絕望，又一次一次地死灰復燃，最後她這被這不可抵禦的美的渴望沖昏了頭腦，在一個大冬天裡穿上一雙夏季的方口布鞋勇敢走進校園，那可是她最摩登的一樣時裝，一件唯一可以參賽的藏品。這次行動產生的後果，多少年後被她幽默地寫在書里，卻把我讀得陣陣心寒，心酸和心疼，欲語不能。一個畸型的社會扼殺了一代豆蔻少女愛美的天性，同時又創造出一種畸型的美，紅衛兵的髮式，偽軍裝，寬皮帶，手捧紅寶書的早請示和晚彙報，大批判的颯爽英姿和戰鬥步伐，這些荒唐畫面在這本書里偶或一現，讓人對那個革命時代所宣揚的美髮出由衷的哀嘆。
說愛美是人的天性，在這本書里也不盡然。請看部隊文工團員出身的媽媽為女兒抹完雪花膏的動作，雙手順著彎彎的眉毛往下一捺，然後用火柴棍兒輕輕划過雙眼皮之間的那道紋線，收工時再捏一下鼻樑，以及由她原創的，漢語中未曾收錄的「姿雅」一詞，那恰是對女兒的美的啟蒙。於是作者小小年紀就學會了審美，愛看軍馬場的父親穿那條上面很寬下面很窄的騎兵褲，喜歡《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資產階級小姐冬妮亞，欣賞上海女老師卓爾不群的氣質和風度，羨慕以至嫉妒澳大利亞小華僑張一平所有的衣服，幾十年後她還能把它們的式樣、顏色、搭配、點綴，一件一件準確地描述下來。但是當她終於如願以償地穿上了一條紅裙子，回到家裡卻受到父親嚴厲的批評。生於那個時代的所有中國人都被剝奪了愛美的權利，一個地主的兒子，曾經受洗的天主教徒，國民黨部隊起義的軍人，他的女兒更是如此。
我們從書中看到，這個以父母為主體的小家庭在革命時代受到的傷害還有別於貴州老家的親人，命運還沒有把他們打入社會最黑暗的底層，還為他們留下了一絲體面，因此在作者的童年記憶中溫馨多於苦難，她只是通過偷看信件，懵懵懂懂地知道了一些父親反覆訴說的冤屈，小小心裡才會感到世道的不公。這些記憶反映在她以後的文字里，也仍然是哀怨大於悲憤，只有那次假日尋根之後，她親眼見到的悲慘現實讓她的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她的文字立刻變得冷冽，堅硬，即便骨肉三代千里重逢，也感覺不到一絲暖意。
書中居然還有幽默，這是我沒想到的，幽默是上天難得賦予一位寫作者的特殊資質，無論散文家小說家還是詩人，一旦有了這個好東西總能快速打通人類的心靈，讓知音者付之一笑。其中最精彩的，是有一次她出門一跤把Mp4摔失靈了，這當然是在苦難的家史已經終結，河水跳躍著流過了深潭。她使出百般手段也制止不了它不合時宜的放聲歌唱，無奈之際只好用衣服緊緊包裹再放進高壓鍋里密封起來，讓全世界輪番上陣的大牌歌星們耗盡了電力，次日凌晨才復歸安寧。這是一出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劇，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象徵，不受約束的狂歡將為人類帶來災難，也將讓自己蒙受羞辱。當然她不會這樣解說，她在書中談到弗洛伊德，弗氏的潛意識在她的很多篇里都能找到暗示。但我最看中的卻是她的另一處幽默，它屬於完完全全的現實主義，公元1972年，作者用莊嚴的語調寫道：「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名叫安東尼奧尼的義大利導演來到北京，要拍一部關於中國的電影，消息從上面一級一級傳達下來，全國人民如臨大敵。當年在北京就讀的本書作者，這樣描寫社會的緊張氣氛和師生的憤怒情緒：
……班主任張潔老師走進教室巡視一周，語氣嚴肅地對大家說：同學們，在上課之前告訴你們一件事。義大利有個記者來到中國，背著照相機到處亂竄。他的名字叫安東尼奧尼。他照什麼呢？他不照我們的天安門廣場，不照我們寬闊乾淨的柏油馬路，而是專照曲里拐彎的小衚衕，專照穿破衣服和打補丁衣服的人。他這是別有用心，這是仇視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專給我們偉大祖國臉上抹黑呀。看到老師那氣憤而激動的表情，我的心也氣憤得怦怦亂跳。所以同學們，你們這些天一定要穿乾淨整齊的衣服，盡量不要穿帶補丁的衣服，不要給他們可乘之機。放學以後呢，不要在外面玩兒，要直接回家。如果看到外國人，最好繞道而行，避免和他們碰面。聽到沒有？聽到了！同學們大聲回答。張老師又補充說：萬一碰上了或他們跟蹤你了怎麼辦？你千萬不要跑，要鎮靜地往前走，或拐進街邊的商店，假裝要買東西的樣子，要讓他們看看，我們不窮，我們有錢花，我們生活好著呢！聽懂沒有？聽懂了！同學們再一次大聲回答。
幾十年後，當她回首往事的時候，她的心可能不再「氣憤得怦怦亂跳」，但她卻把張潔老師教給同學們的「千萬不要跑，要鎮靜地往前走」，變成了千萬不要笑，要鎮靜地往下講。她就保持鎮靜，繼續往下講道：
張老師大概對我們還不放心，又說了下面這段話：有一天，這個義大利記者在街上看到一個補丁摞補丁衣服的婦女，就在後面悄悄跟著她，這位婦女發現有不懷好意的外國人跟蹤，她就靈機一動，轉身去了豬肉鋪，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塊錢買了兩斤豬肉，那個外國人見狀轉身走開了。你們看，這位婦女同志多麼有政治覺悟，機敏靈活顧全大局呀。所以呢我們大家都要向她學習。好了，同學們，這件事就說到這，現在開始上課。
從那天起，這個安東尼奧尼成了我心中……
讀了此篇的讀者，大概可以確認作者是東北那圪垯的人了。東北人的幽默不靠聲色渲染，僅只依賴於事件的本身，表情嚴肅，作古正經。當讀到那位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婦女以高度的政治覺悟，機智地打敗不懷好意的資本主義國家記者的時候，作者的臉上依然沒有笑容，因為那原本就是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時代，不是喜劇，而是悲劇。講述這類故事她不必使用「據說」，而統統以自身的親歷，如文化大革命中吃飯前的早請示，睡覺前的晚彙報，半夜三更起來敲鑼打鼓迎接剛剛發表的最新最高指示，把最知心的話兒講給毛主席聽，等等。她的記性真好，還原得也真不錯，早知道幾十年前有一個胖胖的小女孩兒長大以後，會把那場偉大的革命運動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樣告訴後來的年輕讀者，從而引起如此滑稽的效果，有些人真該後悔和不好意思了。
正如同安東尼奧尼拍攝這部電影的本意，他只想真實反映當時的中國，無所謂醜化，也無所謂美化，作者敘說這個故事，同樣是把教室和師生作為時代的縮影，真實再現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緊張，無所謂譏諷，更無所謂嘲笑。這部因遭到巨大阻礙而匆匆完成的紀錄片，遭到舉國民眾的奮起批判，拍攝者狼狽地滾回老家，中意兩國之間也掀起一場政治風波。三十多年以後，在走進新時代的中國它卻成為一部回顧歷史的重要資料，四十多年以後，漸入老境的當年親歷者回想起來更是無限唏噓，從而懷念起了那個仇視社會主義國家，專給我們祖國臉上抹黑的「別有用心」的人。但是，那個「別有用心」的人留下「我只想了解中國，然後熱愛」的辯白，此時已經離開了這個荒誕的世界。作者以一位北京小學生的回憶，傳神地記下了那個有國際影響的政治事件，意義之重大，應該作為紀錄片《中國》的拍攝花絮，收藏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檔案。
由於作者的筆觸細膩，並能伸向事物的本質和特徵，我對書中的很多人物都過目不忘。除了以獨立或主要篇章敘寫的蕭紅、父親、母親、爺爺、婆婆、女兒、一個眉發和皮膚統統雪白的休學女生、一個萬里飛來武當山參加武術節的美國樂手，在其他的大量篇章里她也總會瞅准空子，零零散散地塞進一些與她生命有緣的人物。舅舅舅媽，表哥表姐，老師同學就不說了，觀光泰國，她記下了一個很早就要死去的人妖，造訪新加坡，她記下了一個很晚不能結婚的導遊，還有一個和她交換吃食又放飛刀砍了她鞋後跟的瘋婦，一群大山深處看似羞澀怯懦轉眼卻潑皮大膽的情歌好手，一代一代古城上津的美艷女子。在北京西四大街的街頭，一位大嬸懷裡抱著一個簸箕用筷子蘸肉餡兒動作飛快地包餛飩時永不墜落的一弔鼻涕，不小心也被她觀察到了，那一弔無比柔韌的鼻涕經過她漫長時間的提心弔膽，判斷等候，以至於離而復回，依然在一簸箕餛飩的上空懸而未決，其驚險的程度不下於瘋婦放出的飛刀，同時又堪比巴爾扎克筆下的高老頭垂死之際，他深愛的大女兒眼中那一滴始終也沒有掉下來的淚。
我為這一弔鼻涕欣喜不已，一個寫作者對於生活的觀察、想像和表現的能力，決定了讀者對她熱愛的程度，觀察得越細緻，想像得越奇妙，表現得越精彩，越能讓讀者津津樂道，久久不忘。當然我在這裡僅指文學的技巧，若是涉及思想和意義，巴爾扎克在那一滴淚里融入了金錢社會的醜惡和父女親情的悲哀，我們與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間的距離卻在，街坊大媽的那一弔鼻涕只反映了天氣的寒冷和工作的繁忙，除此還沒有更加深刻的社會內容。但是，從這裡已能看出作者可怕的觀察力，驚人的想像力和非凡的表現力，有朝一日她就會把這一弔鼻涕掛在巴爾扎克也會看上的地方。
作者對北京西四的精彩回憶，讓我也回憶到三十年前。我剛到北京的時候，單位分給我的臨時住房在府右街光明衚衕9號院，與住在53號院的神童和右派作家劉紹棠是鄰居，那裡過去一站地就是西四，再過去一站地就是西單，騎車和步行一會兒就到。也可以花一角錢乘坐102、103次無軌電車，所謂無軌電車就是地下沒有軌道，頭上有一根辮子順著空中電纜向前行駛的載客工具，現在已經沒有了。她的舅舅能夠住在西四一個大大的四合院里，並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沈從文、冰心等人一道下放五七幹校鄂南的向陽湖，證明也不是普通人物。不過我那時不知好歹，嫌這個四合院的內部沒有設置廁所，房東為了防賊一到晚10點就緊鎖院門，這對我的讀書寫作非常不利，後來我就買了一架行軍床放在編輯部，每天夜裡整個外文局大樓就我一人，任何時候可以上任何廁所。我對府右街的印象淺於西四的原因，是我住在府右街時經常去西四書店，西四通往西單的十字路口有一個紅樓書店很有名氣，我每月的工資除了吃飯基本上都花在那裡。我很想從這本書中看到這個書店文革時賣的是什麼書，要有也可以順便發表幾句看法，可惜她的眼睛重點放在百貨商店的花衣服和玩具水桶上，要麼就是為了對付安東尼奧尼，書店被改成肉鋪了。
不僅是街頭大媽，她對命里相遇的所有人都懷有巨大的好奇心，並迫切希望知道對方的前世今生。譬如遠方的旅遊者驚羨於鄖西女子的美貌，她能跨越時空，展開想像，追思遙遠的大唐時代，錦繡江南向長安進貢佳麗，船泊此行必經的上津古渡，這些不願與楊玉環們為伍的女子冒死逃逸，為了自由寧可嫁給附近的民夫，在這裡生根開花，此後像果樹一樣世世代代結下香艷的果子。一篇遊記，只有碧水青山，舊街古樹，土產美食，再美麗的辭句念過之後也就念過，但只有寫到人，寫到生靈，便是書中那隻為了後代而吃掉丈夫的名叫黑寡婦的紅背母蜘蛛，也會讓同是生靈的讀者產生更多的聯想和哲思，並且記住生命曾經有過的樣子。
我欣賞本書作者寫作的姿態，這個姿態並非她的媽媽從小教導她的淑女應有的「姿雅」，而是她寫作的時候身心端正，目不斜視。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在國人心中的崇高與神聖地位不同，我們現在已身處一個文學功利化的時代，太多的寫作者是東張西望，觀風看草，抑或盯著一些重要機構和人物的臉，兩隻非文學的眼珠軲轆轆地亂轉，察其顏色而定調宮商角徵羽。幸運的是，我從這本書的絕大多數篇章，從那些最能牽動人心的文字中，發現了作者的心無旁騖，寫爺爺就想著爺爺拄著拐杖急切移動的碎步，寫女兒就想著如何解答女兒與芳齡不符的憂思，寫曾經同過寢室因為貧病而休學的女生，她只是偶爾地想起來，後悔自己當初沒有多給一點關心和幫助。「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寫她——這個連名字都叫不出的姑娘。似乎只有記下她，心裡才能獲得些安慰。」
遑論他人，就連那位叫不出名字的姑娘本人，不管在世與否都不會知道，在一個遙遠的地方，一個更深夜靜的時候，一個無法入睡的女子在燈下為她寫了這麼多牽腸掛肚的文字！相比那些寫作目的過於明確的同行，她的寫作目的是多麼的不明確！她放棄了目的，以及技術，直接讓記憶的沉浮提供寫作的人事，時代的陰晴決定文字的色調，親友的悲歡選擇作品的旋律。她要讓自己做一個誠實、率真、純粹的寫作者，自己不受委屈，也不要為了自己而委屈書中那些已經受過委屈的人。
文中沒有標出篇名，一篇也沒有，這是我的故意，我是想說這本書需要通讀。它幾乎在每一篇里都隱藏著作者這條記憶之河的某種秘密，哪怕一些看似閒情逸緻的風花雪月，草木山水，也都無心地泄漏著她對世事的思考，和對人生的感悟。浪花輕濺，點點都是長河的水。
2017年12月31日夜寫於北京舊居聽風樓
補記（題為《一本書的遭遇》）：
2013年的7月，是我三年中最輕鬆也最快樂的一個月。三年前母親去世，我把父親接到北京，朝夕相守，共同居住了一年半的時光；恩師劉道玉先生八十壽誕在即，京城同學選我為之作傳，以作賀禮，我竟寫了洋洋八十萬言，分上下兩卷出版，並於2012年11月23日赴母校武大作演講報告，次日代表全體同學獻禮於壽宴之上；母親突然離去是因醫院失責，我的網上聲討和法律訴訟得到支持，2012年9月26日法院開庭審理，宣判勝訴；同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頒發我孝星獎章；也是這個9月，兒子在美國考取博士；我本人則寫完傳記，接著又寫了關於母子的長篇小說，初稿近五十萬字。
重要的是這一系列的大事，全部發生在這三年，雖是悲喜交加，卻也艱苦卓絕。最困難的是對醫院的追責受到對方的反撲，以周女士和她的男朋友楊先生的火力最猛，因此我當時的口號是：白天給老爹做飯，晚上給恩師寫傳，抽空再打一打王八蛋。當這所有的大事都勝利完成之後，家鄉十堰市的共青團書記蔣科帶了人來，邀請我回鄉參加一個有關青少年教育的活動，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答應了他，然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踏上南去的列車。我躺在軟卧車廂，扳著指頭總結自己的成績，盡了子孝，報了師恩，懲了罪人，得了獎章，替母親出了惡氣，教育上也結了碩果，文學上還獲了豐收，這麼想著就睡著了。
團市委的活動結束，市作協主席滕家龍召集一幫朋友設宴歡迎我的還鄉，滿席舊雨新知，首次見面的蕭鴻座位挨著家龍，由此我便明白了她在本市的地位。宴畢回到酒店，我戲作小詩一首，烙在自種的小葫蘆上贈予家龍：「世上有二者，得名天下一。龍君賜其號，嚴生奮其須。聖宮縱酒後，道館品茗時。應惜雁未舞，幸卻冷香襲。」家龍稱我為「天下第一二」，並由我的學弟市政協副主席嚴炳洲書寫贈我，然後再去飲酒品茶，我將此事烙進葫蘆，第七句影射蕭鴻席間沒有表演。次日我回竹溪，看望離京後和姐姐住在一起的父親，然後返回北京，和家鄉朋友的歡聚暫告一個段落，其間見過一次蕭鴻的名字，印在家龍主編的一本刊物上。
過了兩年，2015年的10月，我攜妻兒回鄉為八十八歲的老父祝壽，完畢送母子二人到十堰登車，妻子回北京，兒子返美國，而我還要到我童年生活和讀書的竹溪天寶鄉，接受稱我為老師的天潤農莊莊主李彬邀請，參觀他的莊園。家龍這次沒在市裡為我舉辦宴會，卻用汽車把我拉到鄖陽一個名叫綠谷的地方，參加他們的採風活動，一行作家中又有蕭鴻，她說她出版了一本名叫《在呼蘭河的這邊》的書，回到十堰送我，但她明日又要出差，只能把書送到我下榻的美樂酒店。但是次日，她去的那個美樂酒店不是我住的這個，酒店大堂的服務生無法把書交到我的手裡，而她送罷書後隨車去了火車站。於是這個世界上出現了一件怪事，一個的確送了書，一個的確沒收到，就這樣陰差陽錯，我們又沒有了聯繫。
又過了兩年，2017年的9月，父親九十大壽前夕，我再一次帶著妻子回鄉，手機里忽然收到一條簡訊，問我是否記得一位能夠「望其項背」的人？我立刻想起一件事，兩年前從綠谷採風歸來，為了感謝家龍，也給大家助興，我在車上說不了少的話，蕭鴻坐的副駕，我對她說後面的人能夠望其項背，意思是說她的創作再領先一步，大家就望不到了。此外，給我母親生前養過丁香花，母親去世又寫了紀念文章的祝東紅坐在我的身後，她剛在全市乒乓球大賽上得了女子冠軍，我又說她踏足文壇，揮手乒壇，幹革命靠這二罈子。我回復蕭鴻說我還記得，她說她剛看到藍善清一篇寫我的文章，想起綠谷，問我何時回家路過十堰？我說我現在就在老家，為我老父拜壽，不過往返都從陝西安康，想見面只能來竹溪。 她立刻就決定來了，這時我才記起，這是個東北女子，東北有我好多朋友，都是這樣。
老父大壽的前一天，她從十堰駕車趕來，還給我捎來了市文聯首任老主席歐陽學忠，作協主席滕家龍，副主席冰客，還趕在了祝東紅夫婦、藍善清、周國軍等三輛車子的前面。見面她首先掏出一本書，正是《在呼蘭河的這邊》，展開扉頁，豎行，從右往左，四行，工筆寫道：「請野莽老師指正蕭鴻於十堰乙未年九月初七」，這個很重要，她用了老式文人愛用的陰曆。陰曆乙未年，就是公元2015年，陰曆九月初七，就是老父壽日九月初二過後第五天，我送走妻兒被家龍拉到綠谷的次日。原來兩年前她從外地出完了差，到家又去那個同名的美樂酒店，把那本我沒收到的書取了回去，勤儉節約地保存下來，打聽我何時回去再送給我。這次可算是打聽到了，當著面給，肯定能夠收到的。
這個北方女子的思維不同於常人。悠悠兩年，七百多天，她應該向我要一個地址，郵寄給我，或者快遞給我，也可以托老家到北京的朋友代交給我，這些年來我家的老家朋友不少。還有一個最好的辦法是索性不給我了，從此不再提這件事，人也拉倒。當然我也是有問題的，我應該主動把地址寫給她，畢竟是她送我書，而不是我送給她書。不過心眼這樣多的大抵是南方女子，要是這樣想我這輩子就讀不到這本書了。
這本印製精美的書她從十堰帶到竹溪，我又從竹溪帶到十堰，再從十堰帶回北京，害怕損壞四角我用衣服包著裝在行李箱里。想著它的一波三折，我的失而復得，我決定把它放在右手的桌邊，擇一個良辰吉日開始拜讀。此時還是十月秋末，我住在南城的小院竹影居，電腦里的長篇已經中斷了很久，美國之行，西藏之行，一年兩次的故鄉之行，花去了我太多時間，我想回京以後先把長篇接起來。有人寫長篇要把自己密封在一間小屋子裡，丈母娘送湯圓來也不開門，直到一部傳世之作完成以後才毛髮覆面地再現人間。我做不到，我總會為一些臨時發生的事情改變日程。隨著秋天的過去，竹影居的果蔬罷季，花木凋零，只剩下落葉和禿地的院子不好看了，按照歷年的規矩每到十一月的中旬，我要回到京西的舊居聽風樓，在一層一層的保溫牆裡舒舒服服過到明年的清明再回南城種地。我記著這次臨走時得把這本書帶上。
舊居的暖氣燒得很熱，在家我只穿一件襯衣還要開窗。這是原單位分給我的房子，冬天的暖氣按住房面積收費，單位退休的老同志以及年輕同志的岳父岳母們，室溫一低於25度就給北京市政府打電話，這麼一來因為窗外冷氣入室，不久我就得了感冒。但我還在堅持寫作，只是寫得更慢，同時記著讀書的事，我造了一個計劃，年內必須讀完，並且必須寫篇讀感，只有這樣才對得起作者時隔三年的一書二送。我採取的辦法是每天晚上利用洗腳的時間讀十頁，因為這時要離開電腦，時間是浪費的。我本以為燙水洗腳能使感冒減輕，卻沒想到讀得時間長了燙水變成涼水，病情反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加重。不過終歸是沒大事的，咳一咳嗽，流一流鼻涕也就罷了。
對我造成影響的是另一件事，我的眼睛出了問題，越來越看不清字，總有小片的陰影在眼前晃動，我把癥狀寫在微信的朋友圈裡，希望得到高人的指點。高人來了，家鄉太和醫院的陳婧告訴我說，老師你這是飛蚊症，趕快去做檢查！我覺得這個名字挺詩意的，在去醫院的路上還想著將來用這名字寫個短篇。不料檢查完畢嚇死我了，雖然它還有一個更美麗的名字叫玻璃體渾濁，但它第三個可怕的名字叫早期白內障。醫生建議我做手術，我不敢問這個手術是怎麼個做法，想像中可能是把眼球表面的那層渾濁的玻璃體，也就是類似塑料薄膜的東西揭下來，用刷子刷洗清亮了再貼回去。我的心中翻江倒海，嘴裡卻鎮定自若地說：好吧，讓我回去商量一下再作決定。
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車上，不跟任何人商量就決定下來。我知道凡是手術都有三種可能，一種是做好了，像年輕時那樣炯炯有神；一種是不好不壞，或者比現在還差一點亦未可知；一種是做壞了，從此變成一個瞎子，看不成書也寫不成作了。我的決定是暫時不做，年前先把桌上的這本書讀完，接著把電腦里的這部長篇寫完，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再豁出去，因為總是一瞎。我把這件事情第二次發在微信朋友圈裡，這次來了一位真正的高人，瀟湘中醫世家，著名作家詩人和文化學者，與我三十年老朋友的聶老夫子，他緊急發來雞毛信一封：「千萬別做手術，授你一方，必見奇效！」
他授我的方子是菊花五朵，苦丁一根，綠茶兩匙，每日早起以開水沖泡，將杯口置於眼下熏蒸。我聞之大喜，次日便去中藥鋪里買了菊花和苦丁，綠茶是我常年飲用之物，家裡現成，我按他的吩咐三樣備齊，就開始了實幹興邦。但仍想著這本書，幾日之後，忽然鬼使神差，暗思夫子授我之方，是將三味放入茶杯，而非飯碗和臉盆，如是碗盆可同時熏蒸二目，茶杯只能一次對付一隻，熏左眼時右眼閑著，熏右眼時左眼閑著，若是將閑著一隻眼睛利用起來，因為限於垂視，不好寫字，認字卻行，年內讀完此書豈不就有了可靠的保證？
於是每日晨起，我遵聶夫子之囑以開水沖泡菊花、苦丁、綠茶熏蒸渾濁的玻璃體時，便讓二目輪流工作，左眼讀十頁書，右眼讀十頁書，十日期滿，竟然讀完了這本《在呼蘭河的這邊》。這時候我又想起一個名叫獨具隻眼的詞來，我對這個詞的革命性的理解是，獨自用一隻眼睛觀察生活和讀書。這樣的人，借亞聖孟子一句吹牛話說：「……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感謝神奇的中醫，連同將它傳授給我的朋友，讓我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獨具隻眼地讀完了這本書，並為作者用各種語氣講述的各種故事，傷心催淚的故事苦中有樂的故事和啼笑皆非的故事而打動著。
2018年1月1日夜寫於北京舊居聽風樓
2017年10月於竹溪
作 者 簡 介
野莽：小說家，學者。著有各類文學著作50餘部，作品曾被翻譯成英、法、日、俄等多種文字。2016年出版有長篇小說《黑鳥》，中篇小說集《少年與鼠》，文化隨筆集《詩說新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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