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國人針對中國寫了一本書，周總理批示科學院，一定要翻譯出來

在戰後紛飛的年代，一些外國人來到了中國，並且站在了當時還很弱小的紅色力量這一邊，這些人在後來被我們親切地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這些人中，有一位英國人李約翰就非常有代表性。

這位出生於一個基督教知識分子家庭的英國人，原本想成為一名外科醫生，但入學後就發現外科醫生就是「鋸骨頭」，太過機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於是又改學化學。他的專著《化學胚胎學》獲得學術界的肯定，41歲時即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李約翰原本可以走上一條化學界學術泰斗的道路。然而他卻在正壯年時來到了中國，轉而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醫學。經過長時間的實地考察，一個未從接受過史學科班訓練的生物化學家，成為了中國科學技術領域的權威，並和中國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還在劍橋大學供職之時，李約翰結識了中國留學生魯桂珍，他對魯桂珍一見傾心（後來魯桂珍成為了李約翰的助手和晚年伴侶），也對中國文化一見傾心，於是他在魯桂珍的的幫助下，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科學文化。

在研究中國科學的同時，李約翰開始產生了反戰情緒，他給英國的報刊寫文章，到倫敦參加遊行，並出版小冊子，支持中國人的抗戰。

1943年，李約翰受英國政府的委派來到抗戰中的中國。此後三年多的時間裡，他出行十一次，行程五萬公里，幾乎踏遍了這個西方人眼中神秘國度的每一寸土地，積累了日後從事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豐富資料。

後來的研究表明，李約翰的任務除了研究之外，還要協助從淪陷區逃亡內地的學者們重建大學，給他們送去最急需的實驗儀器、參考書和科學期刊，並肩負著改善英中關係的重任，以便日本投降後，英國能立即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區域施加影響。

正因為如此，李約翰與國共兩黨的關係不偏不倚。不過，他與共產黨領導尤其是周恩來的接觸甚密，還結識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楨等在內的朋友，這都成為新中國建立後他與共產黨政權維持良好關係的保障。

1964年，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要將《中國科學技術史》譯成中文出版，並委託張友漁和宦鄉負責落實，這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重點項目。1994年，李約翰當選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一同當選的還有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陳省身等人。

不過，比起李約翰的院士身份，更加廣為人知的還是他留下的「李約翰難題」，李約翰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

為什麼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讓歐洲人超越了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李約翰自己給出的答案是這樣的：中國不具備宜於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他還特別提出，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

對於李約翰提出的這個難題，後來的許多學者又給出了不同的回答。對於中國來說，這個以外國友人身份提出的令人們深思的問題，或許是比李約翰的皇皇巨著更加珍貴的禮物。時至今日，這個「李氏難題」仍然會被不少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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