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授為什麼要給縱火案中的保姆辯護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秦珍子

總有人喜歡看殺人，要是沒按他們的想法去殺，還要不高興。

去年有一場火，餘燼到今天都灼痛人心。無人不知，杭州一保姆點著了僱主的房子，讓母子4人殞身火海。

2017年8月，杭州市檢察院以放火罪、盜竊罪依法對涉嫌縱火的保姆莫煥晶提起公訴。12月21日，該案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

原告和被告都沒有等到結果——莫煥晶的辯護律師4次提出「管轄權異議」，被法院裁定駁回後當庭退席，杭州中院宣布休庭，延期審理。

2018年1月8日，杭州中院發布情況通報，表示收到新的辯護人申請。

此人來頭不小，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申請為被告莫煥晶辯護時，他的身份是——律師何兵。

如果微博的評論有刀刃，那麼這條新聞之下，都是一片血泊。

「為什麼她還沒死？」「這種人槍斃得了。」「給壞人判個死刑就那麼難？」

「壞人」「槍斃」「該死」——在眾口的刀下，莫煥晶早就被凌遲了千萬遍。而這些「判處」她「死刑」的人，沒有誰在現場，沒有誰參與過案件調查，絕大多數是讀了媒體報道就作出了「公正的裁決」。

林生斌被燒毀的家仍保留著當時的樣子 視覺中國供圖

有網友發問：「政法大學的教授為什麼要給壞人辯護？」

法庭從來都不是區分「好人」和「壞人」的地方，審判的目的，是依法判定「無罪」或「有罪」，再依法對有罪者進行懲戒。

所以，被告席上沒有「惡魔」，只有可能有罪的人。在法槌落下之前，可能必須也只能是可能。

正是因為這種可能性——可能有罪，也可能無罪，辯護制度的存在才分外有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

拋開高大的「法的精神」、漂亮的「民主意識」不談，道理非常簡單：判你有罪之前，如果不允許你為自己說話，也不允許旁人為你說話，那麼，判決權和「刀」的擁有者將為所欲為，對有罪和無罪的判定會徹底與「法」無關。

1980年，被稱為「中國最偉大律師」的張思之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擔任辯護律師。此後，他辯護名單上的「異端」越來越多。有些時候，即使對結果「心知肚明」，即使從內心深處厭惡自己的「委託人」，張思之也「堅決維護他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在中國，實現這樣的權利其實並不容易。

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可以隨時提訊被告，辯護人見被告人則相對困難。此外，檢察機關也有權對案件進行補充偵查。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個體權利的實現全賴於法。但絕大多數人並不熟悉法條和程序。辯護制度能夠提供一種「專業性」，實現相對公平的訴訟權利。此時，辯護律師不是「冷血動物」「賺錢機器」「訟棍」或「沒有良心的混蛋」，只是法的代言人，他維護的不是公眾定性的「壞人」或「罪犯」，而是人權和司法體系中辯訴制度的平衡性。

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有東條英機和馬加爵，也有聶樹斌、趙作海、佘祥林……呼格吉勒圖的生命定格在18歲，我採訪過的張高平張輝叔侄，無辜入獄10年，才平反歸來。

每個人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以有罪或無罪的身份。

「罪刑法定」是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表示，任何人未經生效判決確認，都不能被視為「罪犯」。於公安機關，叫「嫌疑人」，於法院，叫「被告人」。近年來，中國司法的一系列實踐都在彰顯「疑罪從無」的精神。有辯護制度，無罪推定才有保障。

「毒樹之果」這個詞誕生於美國，是指檢方通過違法渠道或非法線索取得的證據——「樹有毒，果便有毒」，法院審判時對這種證據應不予採納，保障程序正義的實現。在中國也一樣，理想情況下，為了儘可能讓辯護人「無可辯駁」，公安與檢察機關會更為重視「證據鏈完整」這一公訴基礎。完善而行之有效的辯護制度的存在，會凸顯「合法證據」對「定罪量刑」至關重要的作用。辯護人越在意「果」的「含毒量」，檢方越得追求證據的「含金量」。

在一個法治與法制都尚在成長中的國家，為莫煥晶這樣「沒有權勢」「沒有財富」的犯罪嫌疑人辯護，不是「多此一舉」，恰恰是「極為必要」。但我們也必須保持關注，在那方小小的「辯護人」名牌後，站著的，到底是不是動機純粹的專業者。

今天，我們也許正在維護一個「壞人」的權利。但終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不論「好壞」，當每一個人的權利都依法得到保障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了真正的、最大的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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