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鮮卑語、契丹語和滿語的關係
鮮卑人和契丹人的語言中，除了蒙古語和突厥語外，與滿語相關的成分較多，其中有些成分的語音形式和音節結構與滿語更為接近，這為探索滿—通古斯語族語言和蒙古語族語言的歷史演變研究提供了線索。如，《魏書·官氏志》記載的代北姓氏中很多詞語與滿語相關。
表1 《魏書·官氏志》記載的代北姓氏及其語音構擬
《元和姓纂》載：「北人謂地為拔」，賀拔氏為「總有其地，眾皆稱賀」。夷館《女真譯語》「卜·阿」一詞語義為「地、地方」，滿語做ba。契丹語「捺缽」對應著滿語的na ba，語義為「地方」。
《魏書·蠕蠕傳》稱蠕蠕為「東胡苗裔」，該傳記君主及大臣稱謂的幾條「魏言」。如，
「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1] 2291
「(永興)二年，太宗討之，社崘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眾，部落立社崘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1]2291
「大檀者，社崘季父仆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眾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1]2291
「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1] 2293
「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言唯也。」[1] 2294
「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1]2295
「(延興)九年，予成死，子豆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恆也。」[1] 2296
「那蓋號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1] 2297
「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丑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1]2297
「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1] 2300
「阿那環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攬也。」[1] 2303
「太和十一年，豆侖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眾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1]2310
以上「魏言」的漢語詞語語音構擬和阿爾泰語系語言之間的對應關係見下頁表2。
據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在上古時期，中國東北腹地的東西部分別由穢人和貊人所佔據。居住於東部沿海的「東夷別種」穢人和居住於西部草原的東胡系貊人是東北腹地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族群，[2]二者的文化是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礎。雖然漢代以後史書把穢貊並稱，但在早期，這兩個族群的界限是十分明顯的。
表2 「魏言」漢字記音及其語音構擬
公元前3世紀以前的東北亞系青銅文化分為兩個主要的文化系統。一個系統由先秦時期的貊人(貉人)創造，分布於遼西和遼河平原，該文化具有濃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另一個系統由先秦時期穢人創造，分布於遼東、吉長和朝鮮半島全境，該文化缺少游牧文化色彩，漁業和農業較為發達，受中原系文化影響很少。從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世紀，貊人遷入穢人地區以前，此文化格局未發生過大的變化。與西伯利亞地區古人類短頭闊面低顱的人種特徵不同，中國東北地區古人類屬於長頭型高顱的古東北華北類型。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貊人自遼西地區東遷後，逐漸統治了中國東北東部的穢人部落，二者融合形成穢貊族群，是構成後來東北腹地土著的基礎成分。漢魏時期的夫余、高句麗、沃沮、東濊等部族，都是在此族群的基礎上形成的。「濊貊」一名，晚至《遼史·屬國表》中尚有記載：「東北九夷之五為鳧臾」，「鳧臾，東方國名」。在早期中國東北的部族中，穢貊―夫余系統的部族，不僅人口眾多，而且其文化也相對發達。在穢貊族系中，夫余佔據了東北九夷之五，在上古時期對中國東北地區影響較大。直到唐代，渤海國王大武藝致日本天皇的國書中，尚自稱「復高麗之舊居，有夫余之遺俗」*。
現今居住於中國東北東部的滿族和西部的蒙古族，在人種特徵和語言的音節結構、語流音變上是有著較為顯著的差別的。當穢貊族系的部族消亡之後，東北世居民族繼承其文化，成為東北民族文化的底層。女真人和滿族繼承以穢系文化為主，契丹人和達斡爾、蒙古等民族繼承以貊系文化的為主。
吉林市東團山「南城子」古城先為古穢城，後為夫余王國前期王城宮城，夫餘人和漢人在這裡生活。考古學家李文信先生指出，夫余文化雖屬定居農耕文明，但遺物「頗多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色彩」，「頗受匈奴文化之影響」，「總之此種遺物，不特非漢人所應有，亦東北高句麗各族遺迹中所未常見者。考之文獻，亦可為前說之證據，非好奇立異之論也。」*
有學者據史書記載北夫余之裔豆莫婁語言與契丹同，以及布里亞特蒙古的族稱和「夫余」二字的上古音相似，斷定夫余屬蒙古語族。儘管庫莫奚和契丹都出自鮮卑宇文部，《魏書》卻認為契丹是匈奴南單于的遠親，語言「與鮮卑頗異」。[4]因此,不能排除西遷的匈奴人中有夫餘人成分的可能。曾經統治過夫餘地區的匈奴人，以及來自宇文的鮮卑人，與高句麗及慕容鮮卑關係十分密切的契丹人，其血統中東夷部族的成分要比從大興安嶺遷入蒙古草原的北部鮮卑人濃厚得多。中國東北腹地的滿語支部族及西伯利亞南部、伏爾加河中游部族的語言，在音節連接處有相同的語流音變,即母音間單獨輔音弱(濁)化；重疊輔音不弱化；較強的輔音與送氣音相連時通常強化。[4]
與鮮卑語和蒙古語相同，契丹語、蒙古語、布里亞特語、滿語和鄂溫克語等語言之間存在c和s對應關係。如，契丹語：撒剌「酒樽」——蒙古語：「盤」——滿語：cara「一種器皿」——日本語：sa ra「盤、碟」——琉球語：ta ru「樽」、蒙古語：?ügedür「昨天」——布里亞特語：üsgelder「昨天」、鄂倫春語「樺樹」——鄂溫克語salba「樺樹」。黑龍江、嫩江流域的一些民族語言里也存在擦音、塞擦音和塞音的交替現象，如，滿語：salu「鬍子」——蒙古語：saqal「鬍子」、四夷館《女真譯語》：聽·答·埋「選」——滿語：sonjoro「選」。此類音變規律在上古時期支配著東北亞地區多數語言的演變，具體音變包括：ph—f—h—零形式、th—c—s—?—零形式、kh—k—x—?—零形式。如，滿語：usiha「星星」——琉球語：posi「星星」——日本語：hosi「星星」、韓國語(朝鮮語)：dal「石頭」——蒙古語：「石頭」、韓國語(朝鮮語)：dol「土塊」——滿語：dalga「土塊」——日本語：do ro「土塊」、蒙古語：ulaγan「紅」——滿語：fulgiyan「紅」——韓國語：bulg da「紅」——阿伊努語：hure「紅」、契丹語：烏「水」——蒙古語：usu「水」——布里亞特語：u?u「水」、蒙古語：sara「月亮」——布里亞特語：?ara「月亮」。
朱泓先生根據豪欠營、山咀子兩處遼代契丹族墓地出土顱骨的分析結果，認為遼代契丹族基本上可以歸入西伯利亞(北亞)蒙古人種，但也含有少量的東亞蒙古人種或者北極(東北亞)蒙古人種因素。遼代契丹人與漢代鮮卑人在基本體質特徵上有某種接近的趨向，其顱骨多以圓顱、闊顱、顱形略低的正顱形為主要特徵，同時伴有扁平而寬闊的面部形態，這點和遼墓壁畫上所體現的很一致。契丹源於鮮卑、匈奴血統，而非當地的土著祖先。[5]朱泓先生提出：「在匈奴族中，低顱、闊面類型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其北部人群中」，在「匈奴人的南部人群及其先世的人種構成中體現出一種東亞與北亞人種相混合的性狀，他們一般具有較高的顱形和略窄的面寬」，因此，拓跋鮮卑的祖先類型並非低顱性質的居民，其中的低顱現象可能來源於和北部匈奴人的混血。[6]由此可知，鮮卑人、南部匈奴人和契丹人有著來自中國東北地區的人種因素，但其中具有低顱、闊面人種特徵的血統主要來自西伯利亞地區。這和鮮卑、契丹語與東北腹地民族語言相接近的辭彙結構及從西伯利亞向東北地區滲透的語音特點相互吻合。
契丹語中還有與鮮卑語或更早的語言相通的成分。《遼史》中的契丹語漢字記音，入聲字的韻尾及疑母字的聲母已開始脫落，接近金元之後的近代音，詞中母音間的塞音弱化為擦音甚至脫落，相似於現代達斡爾語。
表3契丹語漢字記音及其語音構擬
從表3詞語的讀音來看，鮮卑、契丹等語言在音節結構上接近滿語，但音節連接處的發音習慣和音變規律卻接近於蒙古語和達斡爾語。
《魏書·官氏志》中的鮮卑語和契丹語的語音與現代蒙古語有所區別，古代穢貊人對於蒙古族形成之前崛起於中國東北幾大部族的影響是強烈的。雖然鮮卑語和契丹語的有些詞語與蒙古語共有，而女真語或滿語里沒有，但也有些詞和滿語的關係要比和現代蒙古語更為密切。
西遷的匈奴人在語流音變上已顯示出具有和滿語支民族相同規律的跡象，北朝時期的鮮卑語和遼金時期的契丹語中存在與滿語有著密切聯繫的詞語，這不僅和這些民族的發源地偏南，受到東北腹地古代民族的強烈影響有關，而且由於這些民族曾經長期同構成滿族先世的人群有過相互的滲透與融合，到遼朝滅亡時，較多的契丹人融入女真時帶來了自己的語言文化。
參考文獻：
[1]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王建新，劉俊瑞.先秦時期的穢人與貊人[J].民族研究，2001(4).
[3]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戴光宇.三家子滿語語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朱泓.契丹的人種類型及其相關問題[J].內蒙古大學學報，1991，(2).
[6]朱泓.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和契丹[J].北方文物，1994，(2).
作者戴光宇
【作者機構】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
原文載《滿語研究》 2014年第2期P5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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