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金代女真人對契丹文化的承襲
金建國前女真人因受遼朝統治，與契丹人頻繁往來，其文化在一定層面上受到契丹文化的影響。遼亡後，契丹人處於金朝統治之下，隨著契丹人不斷被遷徙、分散，女真人長期與其雜居相處，兩族的文化交融更加全面和深入。由於契丹文明曾高於女真文明，所以女真人對契丹文化在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繼承和吸收。筆者不憚鄙陋，擬對這一問題做以論述，請學者老師批評指正。
一、女真人對契丹風俗習慣的承襲
金滅遼後，絕大多數契丹人歸金朝統治，女真人與其雜居相處，促使女真人接受了諸多契丹的風俗習慣。正如張博泉先生所說：金朝之初承遼制，後又承宋制度，特別是契丹人的禮俗對女真人有重要影響。[1]
（一）女真人對契丹人服飾的承襲
金代女真人在服飾文化上對契丹多有承襲。女真人「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顱後發，系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但是「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於衣服，尚如舊俗。」[2]隨著與契丹人接觸日漸加深，一些女真人在衣著打扮上承襲契丹風俗，《金史》卷四三《輿服志下》記載：
婦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編綉全枝花，周身六襞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皂及紺，直領，左衽，掖縫，兩傍復為雙襞積，前拂地，後曳地尺余。帶色用紅黃，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皂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逍遙。此皆遼服也，金亦襲之。
可見此時女真人已經改變了衣尚白的舊俗，衣服的顏色和樣式都承襲契丹服飾文化。這在考古學方面也有所印證。黑龍江阿城亞溝石刻圖像創作於金代早期，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認為其中婦人之像的服裝與契丹婦人相同。[3]
（二）女真對契丹歲時節日的承襲
金代的節日慶祝活動也承襲契丹文化，如拜天禮。拜天是北方很多少數民族共有的習俗。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拜天習俗，但金滅遼後，女真人拜天的具體禮儀過程明顯存在受契丹人影響的痕迹。如《金史》記載：
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外。其制，刳木為盤，如舟狀，赤為質，畫雲鶴文。為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於常武殿築台為拜天所。[4]
除拜天禮外，「射柳、擊球之戲，亦遼俗也，金因尚之。」[4]826射柳本是契丹人祈雨的習俗，稱為「瑟瑟儀」。《遼史·禮志》記載：
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於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質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稗薦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方畢，子弟射柳。皇族、國舅、群臣與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則賜敵烈麻都馬四疋，衣四襲，否則以水沃之。[5]
女真人承襲了契丹人的射柳習俗：
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球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4]826
金章宗時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4]260可見，女真人承襲契丹人射柳的習俗，但內涵有所改變，即不再是遼時的祈雨活動，而是重五時一種節日體育競技活動。如金世宗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上復御常武殿，賜宴擊球。自是歲以為常。」[4]131
（三）女真人對契丹禮儀的承襲
金初在禮儀方面基本承襲遼朝，其中很多是契丹禮儀。這可以從使金的宋人的記載中得到證實。如金初宋使盧益出使金朝，太祖阿骨打賜盧益等花宴，「國主（阿骨打）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漢兒。左企弓已下悉搢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2]31可見，當時金朝的宮廷禮儀都是仿效契丹。另外，宮廷禮樂直接借用契丹樂。宋朝著作郎許亢宗使金時所見「樂部二百人，乃舊契丹教坊四部也。」[2]570天輔三年（1119年）宋使趙良嗣使金，金留飲數日，此間金太祖「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宴」，並對趙良嗣說：「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歡。」[2]19契丹吳王妃的歌舞應該都是契丹宮廷樂舞。宋人馬擴在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金朝時所見，他在《茆齋自敘》中寫道：「十一日，辭朝，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6]由此可見，金初宮廷舞樂禮儀都是直接承襲契丹的。
女真跪拜禮也當是受到契丹禮儀的影響。《松漠紀聞》記載契丹人的跪拜禮：「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7]《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女真傳》記載了女真族跪拜禮：「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喏，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搖肘，動止於三為拜。」[6]109也就是說，契丹人和女真人行跪拜禮都是單腿跪下，拱手三拜。因此王可賓先生認為女真族日常所行跪拜禮或許源於契丹，即使不是源自契丹，也當深受契丹影響。[8]
二、女真對契丹文字的承襲
契丹文字在金朝曾發揮重要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為金初女真政治、軍事服務。女真建國之初沒有文字，信息要靠口頭傳授。《金史》卷五八《耨碗溫敦思忠傳》記載：「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復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複數千言，無少誤。」但是「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複，其言已文。」[4]2713從此女真人開始用契丹降人或俘虜以契丹文記錄事件。
第二，契丹文字是金初女真人學習漢文化的媒介。「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4]1558隨著契丹文字在女真皇族子弟中普及和推廣，越來越多的女真宗室子弟熟練掌握契丹文字，並藉此學習先進的漢文化。「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勖「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4]1559
第三，契丹文字對女真文字的創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完顏希尹仿漢人楷字，依照契丹字制度創製女真字。《金史·完顏希尹傳》記載：
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直字。天輔三年（1119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4]1684
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頒行女真小字，《金史》記載：熙宗亦制女直字，與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4]1684
女真大字的創製，是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而成的。至於女真小字的創製是否也參照契丹字制度史籍並未記載。但是從女真字與契丹字都有大小字之別來看，它們之間應該有繼承或者是相通之處。這一推斷是否正確，還有待於發現實物資料進行印證。
女真小字創立之後，熙宗「詔百官誥命，女真、契丹、漢人各用本字。」[4]73大定九年（1169年），出使金朝的樓鑰說：「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真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為別。」[9]可見，在女真大小字頒行後，契丹文字仍沿用不廢，漢文、女真文、契丹文成為金朝的三種法定文字。[10]直到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契丹字才被停止使用。主要原因是契丹字直到金朝中期以前都充當著漢文與女真文的媒介，必不可少。海陵正隆元年（1156年）頒布參加國史院書寫官考試的條例，規定：
女直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真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以熟於契丹大小字，以漢字書史譯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韻，以契丹字出題。[4]1182
從此段史料看，選任女真書寫官，考試內容是把契丹字譯成女真字，契丹書寫官考試內容是把漢字譯成契丹字。當時國史院書寫官中的契丹書寫可以把大量的漢文儒家經典翻譯成契丹文，之後女真書寫把這些已經被翻譯成契丹文的漢文典籍翻譯成女真文，然後供女真人閱讀、學習。據此可知，當時女真字尚不成熟，無法正確表達漢文典籍的意思，必須轉譯成契丹文，然後再譯成女真文。
大定初年，世宗曾命耶律履以契丹小字翻譯《唐史》。《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記載：「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契丹）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11]耶律履以契丹小字譯《唐史》，之後再由契丹文譯成女真文，以供女真人閱讀。這表明即使到金朝中期女真字已經頒行六十多年後，契丹字依然是女真統治者所習慣使用的文字。
據《金史》記載，大定六年（1166年），「選諸路學生三十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徒單鎰）在選中，最精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4]2185也就是說，世宗時期女真貴族子弟仍然學習契丹文字。世宗時還規定猛安謀克世襲時，「自今女真、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即許承襲。遂著於令。」[4]1675大定二十年（1180年），世宗在與臣僚談到女真進士科時說：
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後人議論。丞相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4]1141
由此可見，直到世宗時期女真文字還遠沒有契丹字義理深微，女真字甚至可能在文字的表述上會出現辭不達意現象，所以世宗擔心設立女真字進士科，會因為女真文的粗淺而遭到後人非議。這也從側面說明直到世宗朝，契丹文字仍為女真人所倚重。
另外，廣大契丹人處於金朝統治之下，其中定有許多契丹人不識女真文。公文、詔令不譯成契丹字或者漢字，下達到地方可能無法讀懂，影響政令執行。在這期間契丹字起到了傳達政令的作用。這也是金朝一直把契丹字作為官方法定文字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女真字的逐漸完善，大定間耶律履「徑以女直字譯漢文」獲得成功，故朝廷選派「貴胄之秀異」的人跟他學習。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為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同年十二月，「詔罷契丹字」。[4]220由此可見，金朝罷契丹字主要的原因是章宗時期女真字與漢字能直接互譯，契丹字的使用價值大大減弱，相應金代官署中的契丹族譯史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此外，林威博士認為章宗罷契丹字和裁減寫契丹字的官員是為了消除契丹文字以及契丹族文化對金朝的影響。[12]
綜上所述，金代女真人對契丹文化的承襲，使女真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豐富了女真王朝的文化寶庫。特別是對契丹習俗文化和契丹文字方面的承襲，加速了女真人的文明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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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好問.元好問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651.
［12］林威.蒙元時期契丹人研究[D].山東大學，2004:19.
［作者簡介］夏宇旭（1974—），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師範大學東北史地研究中心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東北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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