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虜廷雜記》與契丹史學
《虜廷雜記》已久無完璧傳世，是一部佚書，現在我們僅能憑藉保存在宋元史書、筆記中的某些片斷窺其原貌。
契丹族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而且在遼代還曾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本民族的歷史學，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已無從見到完整的契丹史書原本了。《虜廷雜記》作者趙至忠雖非契丹族人，但他早年任職契丹朝廷，書中所記史實，當有所本。我們在考訂此書流傳原委的同時，附帶研討契丹史學源流及其特點，庶幾可填補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項空白。
一
《宋會要輯稿》兵一七之一載：「慶曆元年八月，以契丹歸明入趙英為洪州觀察推官，賜緋衣銀帶及錢五萬，更名至忠。」據此推測，趙至忠叛遼附宋事，當發生在本年內——即遼興宗重熙十年（1011年）或前此不久。就在這一年的正月間，北宋與西夏在好水川發生大規模戰事，宋軍大敗。遼認為這是可乘之機，於是積極準備攻宋，而宋亦在與遼接界處設關河，治壕塹，加緊備御。宋遼之間關係緊張，構成了趙至忠投宋得以成功的有利條件。
關於趙至忠投宋前在遼朝的經歷，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有如下記載：
又有趙志(至)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渭之阿保謹。」未知孰是。
本書作者歐陽修自序末署「治平四年九月乙未」，上距趙至忠歸宋已歷二十六載。據以上引文雖不能直接判明歐陽修是否已見到了《虜廷雜記》，然謂阿保機本應作「阿保謹」云云，則恰與該書記載相合(引文見後)。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
《虜廷雜記》十卷，契丹降人趙志忠撰。記虜廷雜事，始於阿保謹，迄於耶律宗真。李清臣云：「志忠仕虜，為中書舍人。得罪宗真來歸，上此書及契丹地圖，言虜中甚詳。」
既然趙至忠歸宋即以此書作進見禮，則此書自應是著成於投宋之前，然若如果真此，則書名實不應稱「虜」。
《直齋書錄解題》卷五載《陰山雜錄》一書：
陰山雜錄十六卷，不著名氏，莆田鄭氏書目雲趙志忠撰。志忠者，遼中書舍人，得罪宗真，挺身來歸。歐公《歸田錄》雲「志忠本華人，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今觀此書可概見矣。
《陰山雜錄》雖書名，卷數與《虜廷雜記》相異，但兩書同系趙至忠所著，且內容同系記載契丹史事，故很可能是同書而異名。陰山是契丹民族的發祥地，趙至忠身為契丹朝廷史官，為迎合契丹人的民族感情，在其記載契丹史事著作名稱上冠以「陰山」二字，自然是十分合乎情理的。故《陰山雜錄》當是該書原名，而《虜廷雜記》則系至忠投宋後所改易。
此外，書中尊稱阿保機為「太祖」，亦顯系遼臣口吻。如《通鑒》卷二六六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胡注引《虜廷雜記》原文云：
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又諱斡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逆退其舊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為王。
這一段，顯然是趙至忠於投宋前寫就的。然書中亦有不盡然如此者。如《通鑒》卷二六九粱均王貞明二年十二月考異引《虜廷雜記》則云：
阿保基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後族姓曰蕭氏。王族惟與後族通婚；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通婚。
這裡對阿保機直呼其名，並稱其為「北主」，顯然不當是遼臣之所為，而是站在了宋人立場上。看來，趙至忠投宋前《陰山雜錄》雖已成書，但到了宋朝之後，在此書公開流傳時又做了一些改動，然而改猶未盡，故有的地方稱阿保機為「太祖」，有的地方又直呼其名，有時稱其為阿保謹，有時又不得不隨俗改稱其為阿保機。
二
最初，五代和北宋時期的史書中關於契丹的事迹，多采自使臣歸來後的報告及歸降人的述說。這些使臣及降人在遼的親身經歷至為有限，因此所述多系得自傳聞，因此不盡可信。趙至忠投宋以後，由於《虜廷雜記》一書的流傳並被廣泛引用，因此，中原人所掌握的契丹史事不僅較前大為豐富，而且也更為可靠了。試將《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中關於契丹史事的記載做一比較，即可了解這一點。
薛居正卒於太平興國六年(981年)，他所著《舊五代史》向來以「敘事詳核」為世人所重，然其中《契丹傳》卻甚為簡略，只有一卷。較其晚出之歐陽修《新五代史》，由於注重筆法而敘事失之於過簡，但儘管如此，《四夷附錄》專記契丹事者還多達兩卷，內容較薛史《契丹傳》豐富得多。薛史記契丹史事雖欲詳而不能，歐史則雖欲簡亦大詳於舊，出現這種情況，其最主要原因顯然是因為修史時資料條件有所不同。
薛史所無而為歐史新增之契丹史事，多系采自《虜廷雜記》。如關於阿保機「不受代」而自立為王事，《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傳》是這樣記載的
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為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阿保機為主，乃怙強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王。
成書於建隆二年(961年)的《五代會要》對此事的記載，亦大致相同。該書卷二九《契丹》條載：其八族長皆號曰大人，稱刺史，內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唐末有邪律阿保機者，怙強好勇，不受諸族之代，……。
這種「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的說法，顯然是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簡單劃一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多半是由於傳聞不盡可靠，而中原史家又以訛傳訛的緣故。《虜廷雜記》對此事的記載則不然，因有契丹朝廷的歷史資料做依據，趙至忠對此事做了具體、翔實的敘述。《通鑒》卷二六六梁開平元年五月胡注引該書云：
凡立王，則眾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長會眾部別選一名為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為眾所害。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錄》對此事的記載不因襲宋初諸家「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的舊說，而明顯地是參照上引《虜廷雜記》的記載做了敘述。
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八部之入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眾，以阿保機代之。
歐史不取其他史書所載阿保機代欽德(《遼史》作「痕德堇」)可汗而立的說法，而以遙輦為取代對象，與《虜廷雜記》相一致(後者以遙輦作「阿輦」，見本文第一節引文)，兩者都把遙輦當成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作為姓氏。
唐末五代，阿保機乘中原紛亂之際，多次南下，俘虜漢人北歸，在草原上建立漢人的居民點——漢城，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為其日後壯大契丹王國的勢力，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據《遼史拾遺》卷一引《陰山雜錄》載：
梁滅，阿保機帥兵直抵涿州。時幽州、安次、潞、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皆為所陷，俘其民而歸，置州縣以居之，不改中國州縣之名。
此事不見於《舊五代史·契丹傳》，在《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中則有記載：
是時，劉守光暴虜，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
歐陽修所說的「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與趙至忠所說「置州縣以居之，不改中國州縣之名」完全是一個意思。在趙至忠投宋之前，中原人並不知道契丹統治者在北方草原上建立了這樣許多「不改中國州縣之名」的漢人居民點。例如薛居正就只知道阿保機在西樓邑——即後來的上京城南有漢城。《舊五代史·契丹傳》載：
天祚末，阿保機乃官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之制於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
五代時期，中原使節至契丹，見到阿保機王都南有漢城。薛居正根據他們的見聞做如上記載，並以「漢城」為一確指地名而不是類名，這顯然是以偏概全。中原人的這一錯誤認識，是趙至忠到來後才得到糾正的。
此外，上引《舊五代史·契丹傳》表明，當時中原人只知道契丹有「西樓」而不知有四樓。《通鑒》卷二六九後梁均王貞明二年年末《考異》引《虜廷雜記》載：
(阿保機)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亦載阿保機有四樓：
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
對比以上記載不難看出，歐史關亍「四樓」的記載正是來自趙至忠。
關於趙至忠及其著作對宋元時期筆記、史書的影響，還可以列舉很多。例如《遼史》中有關於青牛、白馬的傳說，把契丹八部始祖附會成一對神人和天女。這一傳說在契丹流傳甚廣，並被視為本民族的信史。宋人了解這一傳說，亦是首先通過趙至忠。據范鎮《東齋記事》卷三載：
契丹之說，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為夫婦。生八男子，則前史所謂君長者也。此事得於趙志忠。志忠嘗為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雖載八男子，而不及白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予嘗書其事於《實錄·契丹傳》，王禹玉恐其非實，刪去之。予在陳州時．志忠知扶溝縣，嘗以書問其八男子迭相君長時為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約是秦漢時。」恐非也。
由此可知，當趙至忠歸宋之前，宋人是不知道契丹人有這樣一個用以解釋本族歷史的動人傳說的。范鎮可能是從趙至忠《虜廷雜記》中了解到這一傳說的，然後又致書趙至忠，要求證實。范書中關於這一傳說的記載，顯然不是採用趙書原文。《契丹國志·初興本宋》記此事云：
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雇合流之水與為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
《契丹國志》一書是葉隆禮采輯諸書所載契丹史事而成，其中摘自《虜廷雜記》者亦不少。葉隆禮是南宋末年的江南人，限於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條件，他都無從直接了解契丹事迹，因此，趙至忠的著作自然成為他編書的絕好資料。如前所述，至忠投宋後曾改易其著作，故書中忽而內遼而外宋，忽而又內宋而外遼，此種情形，亦見於葉隆禮書中。此為因襲痕迹之一。又如《契丹國志》卷二二《四至鄰國地理遠近》條，王國維認為「當出趙志忠《陰山雜錄》諸書」。此外，卷二三《族姓原始》條，亦顯然系摘自趙書。至於上述《契丹國志》所記青牛、白馬傳說，其情節與范書所記大致相符，而較《遼史》簡略，亦即尚保持著該傳說的早期面目，估計即是采自趙至忠書。
三
遼朝模仿中原封建王朝的制度，在朝廷上設有史官，如上所引《東齋記事》載趙至忠即曾在契丹朝廷上任史官，但這是興宗時期事。遼設史宮，始於聖宗時期。《遼史》卷四七《百官志》云：「室昉監修，則知國史有院。程翥舍人，則知起居有注。」又云：「聖宗統和九年見監修國史室昉。」「聖宗開泰五年見起居舍人程翥。」此外，《遼史》卷一三《聖宗本紀》亦載：「﹝統和九年正月﹞乙酉，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等進《實錄》，賜物有差。同上卷八〇《邢抱朴傳》載：「﹝統和四年﹞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昉同修《實錄》。室昉與邢抱朴監修、進呈的《實錄》，據《遼史》卷七九《室昉傳》載，共二十卷，當只記載聖宗一朝史事。《遼史·聖宗本紀》共八卷，較前此諸帝本紀獨詳，即是因有此《實錄》為依據的緣故。至於聖宗以前諸帝實錄、國史應是興宗以後追記和補修的。因此必然非常簡略且不免多有疏漏，而《遼史》記載契丹立國初期歷史因以這些追記和補修的實錄、國史為依據，故亦同樣簡略、疏漏。《遼史》卷一〇三《蕭韓家奴傳》載，興宗曾「詔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為二十卷，一進之。」其中屬於聖宗以前史事，當多依據傳說追記。因此，把神話視為信史寫進書中，不獨趙至忠《虜廷雜記》為然，這當是契丹史學特色之一。
契丹立國初期的歷史，因系事後追記，故記載多有不實。這是契丹史學的又一特點，而尤以《虜廷雜記》一書表觀突出。如《通鑒》卷二六六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胡注引該書云：「有韓知古、韓穎、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其中康枚當是《遼史》卷七四的康默記，而王奏事可能即是王郁之父王處直。據《遼史》卷七五《王郁傳》，郁於神冊六年(921)「奉表送款，舉室來降，太祖以為養子。」其時，阿保機稱帝已久，而其父處直則根本未曾至契丹，因此，王氏父子二人都不可能與韓知古等共勸阿保機不受代。
此外，因系追記之故，契丹史書中關於立國初期的紀年，多不可靠。《通鑒》卷二六九後梁均王貞明二年十二月《考異》引《紀年通譜》云：
舊史不記〔阿〕保機建元事。今契丹中有曆日，通記百二十年。臣景枯三年冬北使幽薊，得其歷，因閱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始著神策之元，其後復有天贊。按《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不然虜人恥保機無號，追為之耳。
「天顯」是耶律德光年號，薛居正、歐陽修都是這樣記載的。《舊五代史·契丹傳分載，天成三年，「德光偽改為天顯元年」。《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亦載，「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阿保機死於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因此，以上兩種說法是一致的。而《遼史》則以天成元年以後為天顯，與以上記載不合，而與上述契丹歷年號的排列順序則完全一致。《紀年通譜》作者見契丹歷，是宋景祐三年——即遼興宗重熙五年(1036年)的事，而《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亦正是此時由蕭韓家奴和耶律庶成等編定的。而阿保機年號亦當系此時追為之或追記的，此即契丹歷所載並見於《遼史》的阿保機年號：神策(冊)、天贊、天顯。趙至忠投宋時，此契丹歷已編就，估計他未能見到，故所記阿保機年號有所不同。上引《通鑒》卷二六九後梁均王貞明二年十一月《考異》引《虜廷雜記》云：「〔阿保機〕自號天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又曰神冊，國稱大遼。」順序恰好顛倒過來。而「國稱大遼」，據《遼史》卷四《太祖本紀》記載，應是滅晉以後的事，時為大同元年(947年)。然而是否我們就應當屏棄趙至忠的說法而完全相信《遼史》呢？顯然不行。因為《遼史》及其所依據的契丹歷為晚出，幸賴趙至忠保存了原始的說法，我們始知《遼史》所記阿保機年號不足憑信。
如前所述，契丹史館是模仿中原王朝的史官制度設立的，因此中原封建史學的好傳統亦為其繼承。忠於史實，秉筆直書，這是我國古代優秀歷史學家的好傳統，契丹史官發揚這一好傳統者，亦不乏其人。《遼史·蕭韓家奴傳》載：
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於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為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為賢。」帝默然。
蕭韓家奴忠於史官的職守，絕不為取悅於興宗而歪曲歷史。興宗出獵，熊虎傷死數十人，他據實直書。興宗命去之。他非但不肯從命，而且當面指斥興宗不如穆宗。據《遼史》卷七《穆宗本紀》載，他「荒耽於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鵝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作為一個史官，指斥興宗還不如這樣一個暴君，這雖然是恰如其分，但亦必然要觸怒統治者。忠於職守的史官，妨礙興宗為所欲為。於是，他很可能要除之而後快。趙至忠於重熙間去遼而歸宋。其原因似可從這方面求之。特別是他要冒死把自己編纂的契丹歷史帶到中原去公諸於世，不更加說明他是一個非常忠於職守的史官嗎。
（本文原刊於《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4期。為方便閱讀，已省去所有注釋；如需引用，請以原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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