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箱子里很難找到新的解決方案

思想者小傳

李友梅　上海大學教授。1994年畢業於法國巴黎政治研究院，獲社會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長、教育部高等學校教育指導委員會社會學副主任委員、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社會》雜誌主編、上海高校智庫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等。長期關注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實踐，並致力於構建中國轉型社會學理論範式的創新研究等。

2017年，有關全球化的討論如火如荼。在我看來，當前的全球化遠非最初意義上的那種簡單互聯，而是逐步向深度邁進。這裡討論的深度全球化，其特徵中既有所謂「逆全球化」、「再全球化」，也有走出「傳統結盟」格局的全球化。全球化邏輯的變化越來越不確定，人類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有全球性。在這樣一個新老機制疊加交錯、複雜重組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各地區都不同程度面臨著社會治理的新挑戰，而這些新挑戰的生成機制有著一些共同原因和相似表現。因此，應對這些新挑戰，不僅需要我們對影響未來的全球化趨勢有更深刻的洞察，而且需要我們不斷跳出傳統思維框架，以更具創新思維的想像力來調適判斷力、提升轉化挑戰的能力。

今天，當我們站在歷史新起點來思考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經驗總結及理論構建之時，必須進一步提升思維方式的更新能力。人們習慣的思維方式總是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找到一個建立在最優決策基礎上的治理方案，或在對各種影響因素及其關係可確定性的想像之上，構建人類行為與交往普遍適用的理想範式。從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們既曾受惠於傳統的治理思維，同時又日益受制於傳統的治理思維。但是，當前及未來中國和全球發展及其引發出的治理問題可能將是傳統的治理思維、治理技術、治理體制無法有效照應的。這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從老的箱子里找到新的解決方案，而亟需構建新的治理理論。而且，這一理論不僅可以超越既有治理理論的思維慣性，又能超越西方與東方這種「二元」的思維邏輯。

全球化在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層面不同步

當前，我們正在步入一個全球事務的新時期。生產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高新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貿易、投資和全球性生產網路的強化等，將會進一步改變和影響我們的未來。

全球化使人們更為密切地聯繫在了一起，使不同社群的共生共在成為一個具有根本性的主題。全球化的過程實質上意味著不同的文化、觀念、市場、組織和制度等要素不斷被捲入相互適應的過程，由此再生成全球治理的新機制新規則，並使各民族國家都共同認可和接受交易、分工、溝通與合作的新方式。

然而，當前一系列世界政治社會格局變動（如英國脫歐、歐洲移民危機）表明：推動持續全球化的多重因素正日益受到阻滯，區域性實體成為全球事務主要角色的作用正在減弱，推動不同世界觀之間進行意義深遠的溝通交流變得艱難。

全球化在影響各國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同時，也使各國自身的社會整合能力經受考驗。在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的全球競賽中，沒有任何因素是自動或永恆的。當前，我們已經望到一個「人才的新時代」，與之相應的是對想像力和創新力的人力資本的競爭。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重要引擎的社會發展已經極大地超出許多人的想像，「未來已來，將至已至」。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交往溝通範式等或將面臨巨大變革。同時，傳統國際關係在加速動搖，多數國家面臨著越來越具有共同性的問題：一方面是生產變革帶來的過剩勞動力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是對全球精英人才的爭奪。

此外，包括信息、交通、人工智慧在內的新科技發展進步，正日益深刻地影響著所有的工作領域。「機器逐漸取代人」的趨勢並不止於製造業，也不止於發展中國家。人工智慧替代現有勞動力的現象將越來越普及，參與科技創新的國家都將面臨勞動力轉型的緊迫問題，而那些無法實質性參與科技創新發展進程的國家則可能面臨被拋棄或被邊緣化的風險。全球化極大地影響社會運行的許多基本機制，使得傳統社會治理模式不斷面臨改革創新的緊迫性。人們必須思考社會再組織化所依賴的一系列新制度安排是什麼，以及如何達成這些制度安排等問題。

全球化還使社會治理賴以展開的民族國家框架受到挑戰。全球化其實是一些幾乎同時發生的社會轉型之間相互強化、相互依存的過程。在新的發展階段，相關國家面臨的挑戰性和不確定性越來越複雜，亟待重建全球社會治理的新秩序。但是，這個日益全球化所需要的公共治理體系，會通過何種機制形成？這是一個需要破解的新問題。

當前，全球化內部存在著一個重要的結構性不平衡，即社會生活層面的全球化與經濟活動層面的全球化不同步。具體表現為，經濟活動的規則和機制實現了快速的全球化（如關於經濟治理的國際機構），但社會治理仍然局限於單個國家，甚至是比較滯後的。這兩種空間的制度與制度、規則與規則間存在不匹配和不協調。如果說早期或上一輪的全球化顯現的特質主要集中於有形的貨幣和物質資本、工業化和商業化的人力資源、跨國公司、證券市場、貿易體系等邊界清晰、可測量的要素維度，那正在或即將經歷的新一輪全球化將極大消解上述可見的身份、邊界、框架等傳統屬性，從而使得各個國家的社會生活及其治理迅速擠佔了同一個技術、歷史與需求的空間。顯然，這對建立在單個且互有差異的民族國家基礎上的傳統社會治理形成了巨大挑戰。正是在此意義上，新一輪全球化發展是深度化的。

可以說，全球化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等傾向加劇，使得超越「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不確定性上升；各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趨勢基本形成，並且國內經濟社會轉型與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日益交織在一起，使「各國為己」的全球化既想脫離「傳統結盟」又深受「傳統結盟」的制約。可以說，深度全球化使得各國、各地區參與全球治理的力量，正同時深受本土社會治理轉型與全球治理秩序新格局的雙重影響。當前，如何通過秉持多元演化的世界觀，找到包容而非排他的思路來解決自身社會治理與全球治理面臨的大問題，還需要聚焦社會治理新挑戰的地方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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