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說北京不適合當首都，那他認為大清應該建都在哪？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雙方在日本馬關的談判中，日方可謂是牢牢按住了大清的死穴。只要李鴻章一在條款上討價還價，伊藤博文就恐嚇他，說要揮師西進，直取北京。
伊藤博文的威脅顯然是奏效的。身處北京的慈禧和光緒，是真的害怕有朝一日讓日本兵打到紫禁城，鬧出大清太后和皇帝無家可歸的大笑話，因此只好考慮「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用國家邊陲疆土，來換取京都的一時安寧。他們給遠在日本的李鴻章發了一道上諭，責令李鴻章儘快答應日本人的要求，讓對方趕緊撤兵。
「如竟無可商議，即遵前旨與之定約。欽此。」
光緒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用璽，標誌著有史以來，中國第一次正式向日本這個一衣帶水的後輩晚生屈膝投降。
光緒簽字，是代表大清國承認戰敗，但並非所有中國人都已屈服。李鴻章可能覺得，他在日本差點丟了性命，給大清「省」下一億兩白銀，已經非常不易。可在大部分中國人看來，日本獅子大開口所提的條件，仍是不可接受的。
許多有識之士提出，遼東和台灣絕不可棄，應該撕毀《馬關條約》，與日本再次決一死戰。而且，這些人不全是空有一腔熱血的憤世嫉俗青年，他們的建議中，不乏具有可行性的舉措。
有人認為，日本舉國出征，國內防守勢必空虛，應再派水師直搗倭國本土，用圍魏救趙的方式解北京兵圍。也有人提議，既然日本以攻佔北京為要挾，那隻要大清遷都，日本就失去了手中的籌碼，則毀約再戰，相持日久，最終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這兩種建議，都有一定的道理。在這裡，我們重點談談第二種：遷都。
遷都之議，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就有人提出過，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並未實際施行。三十五年後，洋人再次威脅京師之時，人們又再次想起了遷都這一方案。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康有為。
康有為是大清遷都論的忠實擁躉。據康有為自稱，在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提出過遷都的建議。
至於為何是「自稱」，我們後面再講。
康有為第一次提議遷都，是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康有為在當時，寫下了一篇洋洋洒洒近兩萬言的《上清帝第二書》，闡述了他關於遷都拒和的策略。這也是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
說句題外話，「公車上書」，並不是指康有為從廣東搭公車到北京上書。公車是舉人的代稱，舉人也就是學子。如此看來，中國在國際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國內學生運動，這倒算得上是第一次。
康有為在上書中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四大方略，其中遷都，是釜底抽薪的「定本」之計。
定本，定的是國本，是天下之本。只有國家根基穩固，才能練兵自強，變通新法。如今大清屢遭外侮，國本不固是主因之一，其根源在於近代以來，北京天險盡失。距離海口過近，使北京成為無險可守之地，這也導致清方在談判桌上處於極端被動的難堪處境，「日本之於台灣，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島已割。」若坐以待斃，以後每個國家都來威言恫嚇一番，大清都得乖乖割地，最終難免落得瓜分豆剖的下場。
對於新都的選址，康有為也在上書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瀋，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梁， 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康有為將自已認為合適的建都之地，選在了西安。
康有為想以西安為大清新都，看中的是它深居內陸，遠離出海口，又有函谷關、潼關天險可守，可以避免戈登所說的，「洋兵易於長驅直入，無能阻擋。」而更直接的好處，是暫時遠離了遼東日本軍隊的威脅。如此一來，則是戰是和，還能從長計議。
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康有為提出遷都西安，是有其可取之處的。日本傾舉國之力來伐，若清廷真能下定決心，與日本進行持久戰，最終也許能拼一個「慘勝」的結果。這對許多國人而言，是比屈辱求和要好得多的結局。
然而，康有為畢竟是遠離朝堂的草野之人，此時的他，還不知道光緒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一個扯線木偶。因此康有為的目標很宏偉，但提出的實現方法卻很幼稚，根本無法操作。他認為，只要皇上向群臣「講明利害」，就能「急斷乃成，亟法漢高，即日移駕，奉皇太后巡於陝西。」
據說康有為這份上書被都察院駁回，沒有讓光緒讀到。如果光緒讀到了，不知道會不會在心裡大罵康有為一頓：你讓我效法漢高，可老子的權力，能比得上劉邦的一根腳指頭嗎！
另外，即便慈禧和光緒真的為了暫避風頭，遷都到西安，但要他們卧薪嘗膽，向日本「示之以雖百戰百敗，沿海糜爛，必不為和」，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與日本進行長期全面抗戰，而實際上彼時之大清朝廷，對此既無充分遠見，也無足夠魄力。況且，那個享受慣了奢華生活的慈禧老太太，又怎麼吃得了這種苦呢？
上位者們只想儘快息事寧人，加上中日議和也已是既成事實，因此最終遷都西安之議，也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參考資料：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
《上清帝第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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