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該被推翻的黎元洪為何擔任起民國都督？苦等外款，姍姍來遲的黃興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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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沒有那一次像武昌起義那樣具有戲劇性的了。一個本應屬於被推翻的人，一夜之間，成了起義後新成立的政權機構的長官。從此局面變得複雜起來，以至於影響到辛亥革命的整個過程。這就是清新軍第二十一協協統黎元洪被強迫做了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的都督。正是由於有了這個湖北軍政府，不久便演化成了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數十年來，人們對此議論紛紛。1954年12月，一些武昌首義的親歷者聚首武昌，回顧這一事件時，仍唏噓不置。1 又過了將近四十年，晚出的研究者仍對此指指點點，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可以值得研究之處。我的看法是，造成這個戲劇性演出結果，與黃興等革命黨人對武昌起義的認識有關。

黎元洪

眾所周知，黃興是辛亥革命的元勛。黃興的名字與孫中山並列，成為照耀辛亥革命那一段歷史的雙星。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他們有關，辛亥革命的弱點當然也與他們有關。

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薛君度先生研究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時說過：「孫黃合作，是最理想不過的。一個是興中會會長，一個是華興會會長。一個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領袖，一個是長江流域的革命領袖。一個在海外奔走，鼓吹籌款，一個在內地實行，艱辛冒險。一個受西方教育，一個是傳統的知識分子。」薛君度還寫道：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最初兩次，發動於同盟會成立之前，地點都在廣東。其餘八次，發動於華南與西南，計廣西和雲南各一次，廣東六次，大都由黃公主持，幾乎是無役不與。中山先生親臨陣地者，僅廣西鎮南關一役而已。在海外奔走，固然重要，組織財源，均實賴之，但如果無人肯在內地冒險，革命還是不會成功的。薛君度引黃中黃（章士釗）早年在《沈藎》一文中所說：「吾聞之：在海外談革命者萬人，不如在本國，不如在內地實行者得一人」，來證明他說的道理。他的結論是：「黃公是肯冒險和深入虎穴的人。」2

鄂軍都督府今景

黃興不僅是同盟會領導的幾次武裝起義的實際主持者，在同盟會成立以前的華興會時代，他就試圖在他的家鄉湖南發動反清武裝起義。黃興是一個主張用武裝起義推翻清朝的堅決的革命者。說他是實行家云云，主要是指此而言。對此，所有的研究者似乎都沒有異議。

問題在於：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中，只有武昌起義的策劃最久遠，規模最宏大，戰鬥最激烈，影響最深遠，業績最瑰麗。獨獨這樣一次起義，黃興不了解其發動底蘊，未參與直接領導，起義時不在現場—未親與其役。3對於這樣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人們往往為尊者、賢者、親者所諱，未於置疑。

人們已經知道：在組織武昌起義的過程中，孫中山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沒有參加。因此，武昌起義使孫中山感到意外。就是黃興，在獲知武昌起義的確報前，對迅速發展的湖北革命活動情況，顯然也缺乏了解。4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黃興是出身於武昌兩湖書院的湖南士子，從日本歸國後還同兩湖書院有過聯繫。湖南、湖北的革命者中，有許多人是他的同學、學生和朋友。華興會的發起者中也有湖北人。華興會在湖南發動起義，約定湖北共同響應。黃興在湖南、湖北的革命者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響。擔負同盟會的領導工作後，雖然多年離開兩湖地區，他應該對兩湖地區的革命活動和潛力有所了解。但他與孫中山決策的八次起義，沒有安排一次在兩湖地區。他籌備「三·二九」廣州起義時，曾於1911年初派譚人鳳攜款北上湘、鄂，組織援應，如他在「三·二九」起義前致函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書中報告的：「此間諸事已著實進行，規劃以兩粵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為布置」5失敗後致加拿大同志書中所說：「當時以廣東為主動，而雲南、廣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隸數省為響應，各處皆有黨人在新軍中預備反正，擬廣東一得手，則以次續起。」6可見對於湘鄂並未給予特殊注意。

武昌首義

這種未給予特殊注意的情況，適暴露了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在反清武裝起義的戰略決策方面的失誤。事實上，兩湖地區尤其是湖北，對武裝起義一直在謀划進行之中。自華興會、科學補習所起義失敗後，武、漢軍學各界亟謀進行，的無少懈，且屢有表現。革命組織時加改進，且愈益嚴密，革命派的輿論宣傳也緊鑼密鼓，予以配合。尤當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湖北革命黨人益感緊迫，起義準備工作加快進行。5月，湖北的兩大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初步達成聯合鬥爭的協議。7月17日和26日，漢口《大江報》連續發表《亡中國者和平》、《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的時評，鼓吹武裝起義。9月14日文學社、共進會幹部集會，正式決定放棄小團體名義，聯合籌划起義事宜。與會人員同感缺乏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遂決定派遣居正、楊玉如赴滬向中部同盟會籲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蒞漢主持大計。居楊二人於16日買舟東下。楊玉如回憶他們於舊曆七月梢（即陽曆9月20日左右）抵滬。7據居正回憶，二人抵滬後，「初訪宋鈍初於《民立報》，次訪陳英士於馬霍路，再訪譚石屏於北四川路，報告湖北近事……連日在英士寓所，召集上海機關部會議，決定南京、上海同時發動；令余詳述事實，函報香港，托呂天民攜往，請黃克強速來，宋鈍初、譚石屏均準備同時赴漢。」8但是上海中部同盟會諸公對武漢情勢遲疑不決，相互推脫，竟不克及時啟程。武漢方面連電催促，楊玉如只得在9月25日先期離滬。至於呂天民一路，據《黃興與中國革命》記述於9月29日抵香港，過了三天，才獲黃興接見，到10月3日才能給中部同盟會一個肯定的答覆。9

從這個答覆和黃興幾乎在同時寫給馮自由等人的信中，可知黃興對湖北情勢已經有了較為真切的了解：「始悉鄂中情勢更好，且事在必行」10 「即無外款接濟，鄂部同志不論如何竭蹶，亦必擔任籌措，是事成騎虎，欲罷不得」11，「察看長江一帶情勢，有如騎虎，不能罷手。即無吾人提攜之，彼亦將自發，有不可收拾之日」12，「似此人心憤發，倚為主動，實確有把握，誠為不可多得之機會」13。比較「三·二九」廣州起義的準備來看，除未獲大量資助外，武昌的群眾基礎、幹部力量及新軍內應的把握，均比廣州好得多；在武昌發動起義，不像在廣州那樣有較為濃厚的軍事冒險意味。但黃興在廣州起義時意氣風發，積極主動，懷抱必死決心，一往無前。而面對武昌即將爆發起義，雖認識到了必須前往指揮的重要意義，卻顯出猶豫不定、畏葸不前，一則說「弟之行止尚不能預定」，再則說「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14，就是沒有燃眉至急、立即束裝就道的表示。直至武昌起義之翌日，宋教仁來電催促，又延遲一個星期，才於10月17日（15）離港北上，24日抵上海，28日抵武昌。這時，湖北軍政府成立已經18天，黎元洪發現湖北軍政府已粗具基礎、清廷未必能輕而易舉把它打下去，因而愉快地履行起都督的職務來了。讀史至此，不禁扼腕者再。由於黃興的晚到，終於失去了由同盟會領導人直接掌握起義領導權的良機，從而使武昌起義後的政治局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試想：如果黃興懷有像在「三·二九」廣州起義那樣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他的步調就會快得多。黃興9月30日致馮自由信表明，他在此前已知道「今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16，可見中部同盟會已將居楊赴滬的情況及時通報了他。既如此，他就不應當對上海來使如此怠慢。呂天民並不是尋常流輩、普通信使。1905年8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呂天民是最早入會的雲南籍留學生，被舉為雲南主盟人，1911年4月參加了黃興直接領導的廣州起義，7月參與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此番來港，必有大事，怎麼能讓他滯港三天而不見呢。呂氏9月29日抵港，黃興應在30日與他把晤，以便及時了解湖北情勢，這樣至遲可在10月2日束裝就道，馳赴鄂中。香港至武昌，按當時行程，10日可到（黃興實際上走了12天，加上在上海的淹留）。如果那樣，10月12日趕到武昌，被囚在湖北咨議局的黎元洪一定會十分樂意地把都督桂冠推卸給黃興，起義將領們一定會舉手支持，而不會像後來那樣弄出許多周折。我甚至推想，只要黃興能在10月17日以前（那天黎元洪正式宣誓就都督職，次日武昌軍民開赴漢口劉家廟與清軍作戰）趕到武昌，取黎元洪而代之的可能性極大。而黃興在17日以前趕到武昌是完全有把握的。「是時革命軍盼公到鄂，幾成絕望」17「大家對孫中山先生非常信任，把黃興當作天兵天將」18，只要黃興在17日以前趕到，以他當時的崇高威望，一舉統率鄂軍政府，是在情理之中的。

黃興

黃興動身遲緩的表面理由是等待外款。他在獲悉呂天民消息後，確曾給孫中山、鄧澤如、馮自由、伍平一及南洋、美洲各地同志致信籌款。但是郵路費時，籌餉不易。來款並非指日可到。據馮自由自述，他收到黃興的籌款信，已在武昌起義後二十餘日。19事實上後來黃興離港啟程時，並未拿到多少外款。呂天民轉交的居正信件說得很清楚，湖北即無外款接濟，也是事在必行。黃本應不等來款消息立即就道，才是上策。此策不行，懊悔何及。

本文作於1992年2月，曾在台北「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上宣讀，載胡春惠、張哲郎主編《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1993年；又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收入張海鵬《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1.江炳靈說：「革命中最大錯誤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作都督。與虎謀皮，沒有不失敗的。」李春萱（作棟）說：「當時附和革命的人很多，以為黎元洪可以維持秩序，事實上找他出來是錯誤的，頂多也只能舉他作副都督。」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頁。

2.薛君度：《論黃興與辛亥革命》，載薛君度、蕭致治合編：《黃興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頁。

3.這裡指狹義而言。如果把陽夏戰爭都包括在武昌起義這一時期內，則不能說黃興未親與其役。

4.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楊慎之譯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頁。

5.馮自由：《革命遺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7頁。

6.同上書，第238頁。

7.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據譚人鳳1913年後寫成的《石叟牌詞》中的回憶，居楊二人於9月25日抵滬。（見石方勤編：《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頁）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同此說。但據中部同盟會史料，譚人鳳於1911年9月25日（舊曆八月初四日）致函楊譜笙，告「鄂賓楊居二君，一今晚雇輪返，一須搬寓」（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二版，第18頁），可見9月25日是楊離滬之日，而非居楊抵滬之日。抵滬之日，楊書所記可信。居正在《武昌起義之經過》中回憶，彼9月12日到滬。李雲漢撰《黃克強先生年譜》采此說。似不確。

8.居正：《辛亥札記》，載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頁。

9.黃興：《復中部同盟總會書》，載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3-64頁。

10.《復中部同盟總會書》同上書，第63頁。

11.《致馮自由書》，同上書，第67頁。

12.《致伍平一等書》，同上書，第71頁。

13.《致馮自由書》，同上書，第66頁。

14.《黃興集》，第63，67頁。

15.毛注青：《黃興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頁。

16.《黃興集》，第65頁。

17.劉揆一：《黃興傳記》，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頁。

18.《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第16頁。

19.馮自由：《武昌起義與黃克強》，《革命遺史》初集，第2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