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率波動的文化根源
@海德沙龍：美國的犯罪率在過去一個世紀經歷了一次大起伏，犯罪率在30年代中期快速下降，此後持續了三十年低谷期，60年代後期急劇上升，整個70、80年代都維持高位，然後從90年代初再次快速下降，新的低谷期持續至今，對此，各路學者都試圖尋找原因，給出解釋，但還沒有一種解釋得到普遍認可，在這篇訪談中，刑事司法學家Barry Latzer提出了他的一些獨到看法。
譯者:@Drunkplane-zny(@Drunkplane-zny)
校對:混亂閾值(@混亂閾值)
來源:大西洋月刊
網址：http://t.cn/RHrSIkh
Barry Latzer是少數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同時擁有實踐和理論知識的學者之一。在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和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任教的同時，他還對被指控的罪犯提起訴訟或為之辯護。他的新書《美國暴力犯罪的起落》用了一個多世紀的犯罪數據積累起一位從業者對暴力犯罪浪潮為何起落的深刻洞見。從我們下面的對話中你會看到，這是一本對爭議話題毫不避諱的著作。
David Frum：你書的結尾給出了這樣一個預言：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的犯罪率下降趨勢不是永久的，而是反覆發生的犯罪高潮和低谷之間一個暫時的低谷。你能簡單解釋下這一令人憂慮的說法的基礎嗎？
Barry Latzer:樂觀的看法是，始於1960年代晚期終於1990年代中期的犯罪浪潮只是一個特例，我們現在正身處一個「永久的和平時期」，在可預見的未來犯罪率都會很低。悲觀主義者則相信Eric Monkkonen關於犯罪率的周期理論，該理論指出，長時間跨度內社會對暴力的控制力時強時弱，從而導致犯罪率曲線如過山車般起伏。當下的時代潮流偏向於社會控制的減弱，包括減少拘禁判決和放鬆政策限制，而其思想背景是認為刑事司法系統太種族主義、太不公平和太昂貴。如果Monkkonen是正確的，我們不久便會看到犯罪率的上升。
樂觀主義者強調，導致60年代犯罪率高企的因素已經不復存在：高犯罪率人群的移民潮和人口遷徙沒有了，人口統計曲線上年輕人的高峰已經過去。他們也許還會加上如下有利因素：少數族裔持續成為中產階級，曾經導致犯罪率飆升的毒品（比如可卡因）在窮人中的泛濫不存在了。（只要海洛因和類鴉片仍舊便宜並且他們的使用者仍相對富裕，當下的毒品危機就不太可能導致重大的暴力犯罪。毒品和酒精禁令通過兩種方式催生暴力：販賣的黑幫集團為了地盤相互廝殺；上癮的窮人為了購買毒品便會去進行搶劫和其它犯罪活動。）
Frum:也許通過仔細審視犯罪率曲線達到高峰的1890-1935年和發生陡降的1935-1965年，我們可以得到對今天的犯罪情勢的一些洞見。在你看來，犯罪率在前一階段陡然上升而又在後一階段深度回落的原因是什麼？
Latzer:我不會把1890年當作20世紀第一場犯罪浪潮的發端。北方的大城市在1890s年代犯罪率很低。然而在南方，黑人暴力犯罪增加而引發鄉村白人的恐慌，導致了私刑和罪犯租賃政策（convict lease policies）在該地區的流行。北方的城市從1910年代開始遭受暴力犯罪的侵擾，部分源於南方義大利人的遷入。典型的義大利移民犯罪包括謀殺、人身侵犯和由所謂的黑手黨、義大利幫派發出的暴力和死亡威脅，這些幫派主要恐嚇的是移民自己。
之後，隨著一戰爆發，墨西哥移民的到來增加了犯罪總量，就像從南方來的黑人移民高峰一樣。戰爭點燃了一場黑人為了追求經濟狀況改善而向大城市遷徙的運動，但不幸的是，也帶來了黑人社區內部的高犯罪率。另外，1920年的禁酒令導致了販酒幫派之間的暴力衝突，他們為了爭奪地盤而大打出手（雖然並不針對城市的原有居民）。
暴力犯罪的高峰在1930年代初到來，當時「漂亮男孩」Floyd、「娃娃臉」Nelson、John Dillinger、Bonnie和Clyde Barrow實施了一系列銀行劫案。隨之而來的還包括震驚世人的「林登伯格孩童綁架案」和受其啟發而掀起的一股綁架浪潮。約翰·埃德加·胡佛指揮聯邦調查局追查、逮捕和殺死這些「全民公敵（他本人語）」，他也因此聲名鵲起。到1934年，FBI和地方執法機構已經成功地消滅了這些人。
1930年代中期犯罪率開始下降，同時「羅斯福新政」開始推行。這看起來像是前因後果：失業率和貧窮得到遏制，所以暴力犯罪便消失了。但實際上可能另有原因。其一，1933年禁酒法被廢除了，這有助於謀殺率的下降。其二，銀行劫案和綁架案浪潮的消退部分源於執法部門逮捕了那些高調的罪犯。其三，大蕭條導致工作不好找，於是黑人和墨西哥人的人口遷移及來自義大利的移民減少了。最後，1937年至1938年經濟嚴重下滑，暴力犯罪仍繼續減少。美國公眾被大蕭條嚴重傷害——1939年68%的美國人處於貧困線以下——但這並沒有導致暴力犯罪的增加。
二戰期間，犯罪率繼續下降，部分原因是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離開街頭被送往營房。當戰爭結束，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暴力犯罪急升期，但犯罪率在戰後持續下降並在1950年代的繁榮中保持了這種勢頭。沒人確切知道為何犯罪率在1950年代保持了低水平，但一些因素起了作用。儘管非洲裔美國人的犯罪率高於平均水平，但其社區的犯罪率當時處於歷史低點。當時毒品和酒精的使用也在降低。大蕭條導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因此年輕男性的數量也下降了。活力充沛的經濟在短時期內造就了龐大且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很少實施暴力犯罪。總的說來，1950s年代是低犯罪率的黃金年代。
Frum:剛才的回答顯示了你的新書最得罪人的一點：你相信不同的文化族群顯示出持久且不同的犯罪傾向，這些族群帶著各自的傾向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我想不用我來告訴你，這個看法和其暗含意味在犯罪學家中激起的爭議甚至大於在其他人群中引起的爭議。在這裡你能儘可能精確地闡述一下你的立場嗎？我稍後會提到幾個反對意見並請你作答。
Latzer:首先，從生物學和遺傳學的角度看，文化和種族是十分不同的。要不是18、19世紀的種族主義，在今天的美國，黑人與白人也許不會有如此顯著的文化差異。但歷史不可能被修改，只能被研究，有時則被譴責。
不同的人群相互區別，正如他們認為的那樣，他們擁有多種多樣的文化特性：飲食、宗教、語言、藝術等等。他們也共享相同的信念和價值。關於這點，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爭議。如果在這一點上犯錯，那麼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整個基礎都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上。
如果文化差異不能解釋這一點，那麼什麼可以？
針對暴力犯罪，學者們對族群就作為解決個人衝突方式的暴力行為的偏好特別感興趣。傳統上，一些鄉村族群會發展出「榮譽文化」——對個人侮辱強烈敏感。我們在19世紀的南方白人和南方黑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一點，同樣也包括20世紀初移民美國的南方義大利人和南方墨西哥人。這些族群回應輕慢的方式是攻擊性的犯罪，受害者大多是他們的同類人。
這種榮譽文化解釋了非洲裔美國人中的高暴力犯罪率，他們同南方白人一起生活了一個多世紀，已經將這種價值觀內化了。當黑人在20世紀遷移到北方後，他們也帶來了這種暴力犯罪的高發率。Elijah Anderson的著作《街頭法則》描述了這種現象，而Thomas Sowell的《黑人紅脖和白人李泊儒》則有助於解釋這種現象。【譯註：原文中為《Black Liberals and White Rednecks》，應是筆誤。此書名應為《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
說到黑人，其暴力行為的最大變化是60年代後的高搶劫率和與之相伴的白人高受害率（搶劫是一種針對陌生人的犯罪）。導致這些後果的因素包括：戰後大規模的黑人遷移潮(1960年代有80萬黑人遷往北方城市，70年代這個數字為180萬)；黑人嬰兒潮一代進入熱衷暴力的年齡（青少年後期，剛成年時）；年輕人中的犯罪流感讓受感染的年輕人覺得犯罪很酷，小夥子們相互模仿並開始行兇搶劫而不受懲罰；帶著大量現金和值錢之物的白人搬到北方城市也增加了他們成為受害者的可能。
在解釋為何低收入人群占暴力罪犯中的絕大多數時，指向貧窮和種族主義的犯罪理論擁有優勢。但它們其實只是解釋了為何比較富裕的人群能剋制自己不進行暴力犯罪。答案就是中產階級（無論其種族）施行暴力犯罪的代價巨大。更富裕的人群在遭遇人際衝突時會明智地尋求法律和其它非暴力的解決方式。窮人，尤其是年輕的男性窮光蛋則不會。他們在已經建立的社會金字塔中感覺不到自己有多少籌碼。
對暴力而言，文化上的解釋要比其他諸如貧窮、種族主義等解釋更優，因為它解釋了處在相似困境中的群體為何擁有不同的暴力犯罪率。對此，我最喜歡用1980年代邁阿密的海地人來舉例。當時有一幫黑人乘坐簡陋的船隻非法到達美國。他們經歷過殘酷的奴隸生活，不懂英語，一貧如洗，而且不受歡迎。但是他們的暴力犯罪率卻比同時期的、同座城市的非洲裔美國人要低得多。除了文化差異還有什麼能解釋這種現象？
讓我們回到當下。你為大部分試圖解釋1990年代中期以來犯罪率下降的的理論做過概述：《魔鬼經濟學》理論——將犯罪率下降歸功於1970年後日益普及的流產；將（犯罪率）下降歸因於鉛中毒減少的理論；以及歸功於1990年代中期經濟繁榮的理論。為什麼這些看法是錯的？你又作何解釋呢？
Latzer:墮胎理論近來遭到一些嚴峻的方法論上的批評，導致Steven Levitt【譯註：《魔鬼經濟學》作者，墮胎理論的主要倡導者。】做出動搖其理論的重大讓步。不過拋開這個不談，不管是墮胎還是鉛中毒理論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不能解釋在緊鄰經濟大衰退之前的年份犯罪率高漲。
從1970年代開始，墮胎逐漸成為一個可選項，汽油中的鉛也是在這時被去除。將時間從此時快進15到20年，在這段時間裡意外懷上的孩子被引產，這些孩子本來會成為青春期的小夥子們的一部分。這一時期的年輕人要為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顯著犯罪高峰、可卡因犯罪的抬頭負責。為什麼當時墮胎的推廣沒能降低犯罪率呢？為什麼那一代年輕人反而催生了犯罪率的明顯上升？
墮胎理論沒能對此作出解釋，相反，其只是關注從1993年開始的犯罪率下降。同樣，鉛去除理論與之類似。同樣免受鉛毒害的一代人，在1987年到1992年間製造了高犯罪率，卻在1993年較少犯事。巧的是，19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汽油中含有大量鉛，但當時的暴力犯罪卻很少。
說到經濟繁榮，人們很容易認為犯罪的減少與此有關。背後的理論是，有工作和較高收入的人缺少去搶去偷的激勵。這是正確的。但是暴力犯罪，如蓄意謀殺、誤殺、人身攻擊和強姦，不是由金錢利益驅動的。導致這些暴力犯罪的通常是出於微不足道的起因的爭吵，在強姦案中是對通過暴力獲得性徵服的渴望，或是家庭內部矛盾，這些都跟經濟狀況不相干。因此，暴力犯罪率可能在經濟衰退時下降，例如1890年代、1930年代或是2007~2009年；同樣也可能在經濟繁榮的時代上升，比如1920年代和1960年代後期。
犯罪率的升高同高犯罪文化的移民更有關係，尤其當某地的政府，特別是打擊犯罪的部門力量羸弱時。當對犯罪的管控強有力時，犯罪率往往就會下降，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移民或人口結構的變化並未伴隨著犯罪率的上升。
1990年代中期，可卡因熱潮的突然終結導致了最近一次犯罪率低谷。吸食可卡因是年輕人中的一種傳染病，一種競相效仿的現象，來得快也去得快。該風潮之所以結束是因為執法部門打壓了違法使用毒品的人和販毒團伙，因為該毒品對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危害實在太大了。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吸食可卡因突然變得不酷了——一種正面的流行病。
不過從大約1987年到1992年的整個可卡因犯罪的猖獗可算是一種意外，因為暴力犯罪從1980年代初開始便開始減少，當時嬰兒潮一代開始越過熱衷暴力的年紀。僅僅到了80年代晚期，嬰兒潮一代的子女們開始吸食可卡因，犯罪率才再次開始上升。這股犯罪潮持續了僅僅六年，之後犯罪率再次下降。
簡而言之，嬰兒潮一代的逐漸老去和之後突然出現又消失的可卡因熱潮很好地解釋了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似乎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犯罪率低谷。與左派宣稱的相反，執法力量的強化在這次犯罪率下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種強化是民眾（包括黑人和白人）呼籲的政策轉變的結果，是60年代後期刑事司法體系的軟弱導致的必然反彈。
另一方面，保守派傾向於過分強調刑事司法體系的力量來解釋犯罪率的起伏，而如我說的，這其實同移民和人口結構有很大關係。誠然，執法力量的薄弱要為19世紀南方和「狂野西部」的、以及1960年代後期北方的暴力犯罪負很大責任。當時的挑戰是，在不疏遠非洲裔美國人的同時保持有力的執法，考慮到當時低收入黑人社區驚人的暴力犯罪率，這非常困難。
Frum:1990年以來犯罪率的下降趨勢面臨一個可悲的例外：大規模槍擊案明顯增多——比如發生在奧蘭多的慘劇，一個明顯受到伊斯蘭意識形態鼓動的槍手在一個同性戀酒吧開槍打死了49人。當我們思考犯罪問題時，這類襲擊事件應該被考慮進去嗎？如果是的話，我們應該如何考慮此類事件？
Latzer:如果大規模槍擊案（masskillings）被定義成一次有超過四名受害者的事件，那麼就像普通的犯罪，大規模槍擊案是爭吵、憤怒和可即時獲得武器的後果，因為七成案件發生在私人居所。精神疾病和藥物濫用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驅動的大規模槍擊案單獨區分出來，比如奧蘭多事件（明顯的）和聖貝納迪諾事件【譯註：2015年12月2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聖貝納迪諾發生了一起槍擊案，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傷。兇手之一的賽義德·法魯克是穆斯林。】，那麼這是另一個不同的問題。
監視那些有暴力意識形態的潛在兇手會非常困難，但確實值得。限制配有大容量彈夾的速射武器也是值得的，但在政治上存在爭議。當然，國外形勢的發展也會影響事件的數量，一次事件後的模仿效應同樣如此。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不同於普通的殺人事件，順便提一下，後者造成更多的命案。
(編輯：輝格@whi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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