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恥究竟該誰背鍋？南宋士大夫給出一致答案，卻引發千年爭議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1月9日，金軍攻陷北宋朝首都開封，入城後大肆搜刮財物、燒殺擄掠，繁華的汴京城幾乎淪為一片廢墟。同時，金軍俘虜了來不及逃走的北宋太上皇趙佶、欽宗趙桓及後宮嬪妃、皇室宗親和達官顯貴數千人，浩浩蕩蕩地揮師北還，北宋由此覆滅，後世稱其為「靖康之恥」。

宋徽宗趙佶蠟像

眾所周知，北宋經濟水平在當時可謂全球領先，文化、思想、經濟極其強大，突然被少數民族政權滅掉，讓天下人都處於極度震驚之中，長時間都未能反應過來。事實上，北宋滅亡有其客觀原因。自秦漢以來，國家組織機構日趨完善，富庶程度更是秦漢隋唐等朝代所無法比擬的。可是北宋雖處於文明高峰，但國家機構仍存在重大缺陷——抵抗外敵風險的能力極低，一旦被敵軍攻克國都，就會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

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疆域圖

北宋時期，遼、金、西夏、大理、吐蕃等政權並立，北宋處於外敵包圍之中，汴京更是因位於平原而無險可守。在北方，大宋王朝缺乏長城進行防禦，各游牧民族又迅速崛起，使北宋的整體安全形勢空前嚴峻，邊患比以前各朝更為嚴重。雖然宋初通過強大的河北軍以步制騎，將強大的遼軍擋在國門之外，但隨著與遼帝國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軍精銳已經轉移到陝西軍，河北軍的實戰能力已經很差。

當失去遼帝國這個活長城又錯信郭藥師時，河北軍再也無法抵擋來自北方的彪悍鐵騎了。而陝西軍又被西夏軍隊牽制，加上主心骨童貫突然死亡，士氣迅速消散。雖然緊急派出了一些部隊馳援，但未能對金軍形成有效打擊，反而導致西夏防線空虛，令瀕死的西夏軍隊將戰線東移了不少。

西夏國主蠟像

這些客觀因素，接下來就要談談到底該由誰來承擔責任。這個話題自南宋開始就長盛不衰，成為文人和史家議論不休的話題。很多人首先會想到童貫。他在陝西戰場立下赫赫戰功而被重用，可他為了再立新功，竟然蠱惑宋徽宗違背祖訓，挑起宋遼戰爭，從而導致了北宋毀滅。他的同夥蔡京、王黼（fǔ）、趙良嗣，甚至宋徽宗本人都是北宋滅亡的主要責任人。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人們不由得反思這些拍腦袋決策的人是如何進入國家中樞的，而這才是北宋滅亡的根源。許多人埋怨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閹割了傳統的「尚武精神」，也有人認為是儒學造成中華民族整體孱弱。更可笑的是，有人認為這鍋該由朱熹理學來背，絲毫沒注意「靖康之恥」三年後朱熹才誕生。

宋太祖趙匡胤劇照

在衣冠南渡之後，人們對這場國難進行了深刻總結，基本認定禍首就是——王安石。是不是很不可思議？讓我們來看看士大夫們的理由——「靖康之恥」並不是重文抑武所造成的，而是因為「聯金滅遼」這一愚蠢決策。倘若保持其現有格局，遼國因被金國牽制，壓根不敢輕舉妄動。一旦遼國滅亡，金國直接與北宋接壤，揮師南下再無後顧之憂。更要命的是，在這場戰爭中，北宋軍隊幾乎毫無戰鬥力可言，這就讓金國野心進一步膨脹，視北宋為毫無反抗之力的肥羊。

王安石雕像

眾所周知，歷代均不乏「政治弱智」之流，這本無可厚非，可當這群人掌握國家決策大權，局面就變得格外可怕。為何蔡京、童貫、王黼等人能夠身居高位且沆瀣一氣，破壞大宋長久以來穩定的決策機制？在筆者看來，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共同身份——新黨。

客觀地說，王安石推行的「熙寧變法」非常正確也格外及時，堪稱宏觀經濟學標杆。但他造成的「新舊之爭」，卻成為「靖康之恥」的源頭。雖然王安石有著千年不遇的卓越才華和崇高的個人品格，但悲哀的是，他卻極度缺乏識人之明，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可用之才，偏偏還掌握了國家機器。

《欽定宋史》清代刻本

像呂惠卿、曾布等人，都是打著改革幌子以攫取私人利益的政治投機者。《宋史》中列出了21位奸臣，北宋就有14人上榜，其中又有12人為新黨成員。宋神宗趙頊年輕時，格外信任王安石，是新黨的鐵杆支持者，後期卻極度後悔，轉而支持舊黨。此後歷代皇帝與太后，都在新舊兩黨之間反覆切換，不斷將黨爭推向高潮。遺憾的是，最終勝利者是新黨。

宋神宗皇后畫像

按照北宋的政治體制設計，皇帝、台諫、文官相互牽制，政治平衡性極高。可是因為新舊之爭，新黨為謀求打壓反對派，無原則地與皇帝合作，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風氣在曾布、呂惠卿身上已有體現，在蔡京、童貫身上更是發揮到了極致。

在以前，「聯金滅遼」這種拍腦袋決定是絕對無法通過的，然而卻偏偏在宋徽宗時期通過了，這無疑表明皇帝、宰相與軍隊已經沆瀣一氣，所謂的議事流程與制約機制形同虛設。從這一層面而言，王安石變法改變了此後北宋的政治生態，使得國家權力架構發生劇變，最終滑向了君臣混亂的亡國狀態。

現代仿建的北宋睿思殿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王安石得承擔主要責任，這種顛倒事情因果的歸罪方式顯然不公平。北宋立國之初定下的基本國策，是根據晚唐五代軍閥混戰而設定的，在百年後已經不再適用，改革因此成為必然。然而在傳統禮法的束縛下，祖宗之法不可變，所以王安石只能從經濟層面下手。由於矛盾根源和矛盾解決方面不一致，這就註定「熙寧變法」會走向混亂。

所以說，北宋國策與發展現狀之間的矛盾是「因」，王安石變法是「果」。只要原因存在，這樣的結局必會出現，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最後大宋王朝出問題了，改革者王安石自然要背鍋，但像南宋士大夫那樣將主要責任一股腦推給他，則是一種忽視根源的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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