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傳》節選——苦樂行者 | 紀念梁先生逝世46周年
原標題：《梁思成傳》節選——苦樂行者 | 紀念梁先生逝世46周年
梁思成實地調查古建築的意義，實際上早已超出了建築學本身，而是在獨闢蹊徑地體味和發揚著中國的傳統文化。
梁思成加盟中國營造學社最大的貢獻，應該說是對古建築研究開創了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使營造學社不至於落入窠臼。這個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
不過，中國的建築向來是以木材作為主要原料，而木材是極易焚毀和腐朽的，屬於「非永久材料」。另外，中國封建王朝時限漫長，更迭頻繁，戰亂不斷，每次戰亂期間都是珍貴古建築的厄運期。特別是戰勝為王者，為了彰顯自己的武力和軍隊威風，往往以焚毀戰敗者的宮室為榮耀，這以項羽當年入關燃起的那場「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為濫觴，以後幾乎每次朝代更迭都不能倖免，因此「古木建築之所以罕而貴也」。當然，在一些氣候條件適宜且保護得當的地方，木構建築還是可以留存的。
對此，梁思成深信不疑，因為他當時已經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獲得保存完好的漢代木簡中得以證實，堅信保存千年的古木建築一定在中華大地上有所留存。確實，恰似灼灼綻放在荒山野嶺里的孤寂寒梅一樣，眾多珍貴的古建築就散布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正靜靜地等待著它們春天的到來，雖然已經等待了數百上千年，但它們並不曾喪失希望，始終相信懂得欣賞它們卓越風姿和獨特美麗的人正在向它們走來。是的，梁思成就是它們正在等待且值得等待的人。然而，即便是兩情相悅，那些「深藏閨中人未識」的古建築到底在哪兒呢？
是的，梁思成苦於不能得知到底應該到何處去尋找這些珍貴的古建築，因為他的手邊沒有一份關於古建築的信息資料，哪怕是短短几句簡單的旅遊性介紹也好。正在一籌莫展之際，識聞廣博的梁思成突然想起了流傳在華北地區的一句諺語，即「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其中，正定菩薩就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伽藍之一——正定隆興寺里。於是，梁思成當即決定先從北京附近的華北地區開始他的古建築調查之路，而華北之行就從正定的隆興寺著手。隨後，梁思成在做文字資料準備工作的同時，還向清華大學土木系第一任系主任施嘉煬先生借來了幾種測繪儀器。一切準備就緒，只待選定起程的時間了，可就在梁思成等人即將前往河北正定時，一個偶然信息卻改變了他的正定之行，也改變了中國建築史上第一次科學調查之路的行程。
這個信息來自於他的學長楊廷寶，後來楊廷寶先生這樣回憶說：「有一次我偶爾去到用作公共圖書館和群眾教育展覽廳的北京鼓樓，我看到在一樓巨大的穹頂下的一面牆上，掛著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廟照片。照片下面的說明清楚地寫著：『薊縣獨樂寺』。當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狀時，他很興奮，說我看到這張照片非常走運。」隨後，梁思成立即驅車前往鼓樓，當他見到那幅照片上那寺廟巨大而奇特的斗拱時，他不僅聯想到當年他看到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在中國旅行後所發表的相似照片，確信薊縣這座寺廟一定是一處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築，而且當即就決定改變他正定之行的原計劃，先行前往薊縣調查獨樂寺。這時是公元1931年的秋天，正當梁思成等人準備前往薊縣時，適逢在天津的日本人因為「九·一八」事變後唆使一些流氓漢奸襲擊國民黨政府，劫持末代皇帝溥儀事件的發生，致使天津局勢一度十分混亂。於是，梁思成等人不得不耐心地等到第二年的春天，才使薊縣之行得以實現。
薊縣，原屬河北，今歸天津，向來是中國北方的軍事重鎮。不過，位於北京之東90公里處盤山之麓的薊縣，雖然山清水秀，風景宜人，但當時只是一個極為閉塞落後的山區小城。經過打聽，梁思成幸運地得知每天早上6點竟有一班長途汽車從北京出發直達薊縣。於是，梁思成和學社社員邵力工，以及當時還在天津南開大學讀書的弟弟梁思達一同前往。對於這段經歷，60年後當梁思達回憶時，依然是激情滿懷：「二哥去薊縣測繪獨樂寺時，我參加了。記得是在1932年南大放春假期間，二哥問我願不願一起去薊縣走一趟，我非常高興地隨他一起去了……」不過，「從北京出發的那天，天還沒亮，大家都來到東直門外長途汽車站，擠上了已塞得很滿的車廂，車頂上捆紮著不少行李物件」，而「那時的道路大都是鋪墊著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樣的橋樑，當穿過遍布鵝卵石和細沙的旱河時，行車艱難，乘客還得下車步行一段，遇到泥濘的地方，還得大家下來推車」。就這樣，當梁思成他們到達薊縣時，雖然已經是黃昏時分，渾身上下落滿了灰塵，一個個都變成了灰頭土臉的「土地爺」，但這是他們第一次離開主要交通幹線，到達他們從未見識過的僻野鄉村，所以每個人都感到十分的興奮和有趣，稱這是他們最難忘的一次「旅行」。遺憾的是，對於這樣的旅行經歷，當時身懷六甲的林徽因卻無緣參與，如果她能夠得以嘗試這第一次的話，一定會以詩人的心靈體味出別樣的情懷來。
獨樂寺建築群，當時保留有兩處單體建築，一是前面的山門，一是中央的觀音閣。山門是一座面闊三間進深兩間的單層四阿頂建築，青磚紅瓦，屋脊呈鴟尾式，這是梁思成鑒別這座建築年限的一個確證。因為中國古建築屋脊裝飾之特徵，唐朝時是鰭形尾，宋以後則為吻，二者之間的變化程序從無實例，而獨樂寺山門的屋脊呈鴟尾式，也就是上為鰭形下為吻式，很顯然處於唐宋之間的過渡形式。由此可知，獨樂寺應為宋遼之物。後來，梁思成等人又從有關碑記和史料中，明確得出其為遼式建築無疑的確證。這是後話。觀音閣是一座外表兩層實為三層的木構建築，整座建築主要是圍繞一尊高約16米的十一面觀音塑像而建造，因此二三層樓板中央不得不留出一個上下暢通的天井，使這尊塑像由地面得以直接聳立到二三層，給人一種仰視觀瞻的角度。確實，觀瞻者來到二層時，可以達到觀音塑像下垂左手的高度，到第三層則可細觀菩薩的面容和舉起的右手。這種尺度適當而巧妙的比例安排，使觀瞻者與菩薩之間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種低微與崇高的對比感覺。
在建築的結構上，獨樂寺使用的是中國傳統的柱、斗拱和梁枋的構架方法，即第一層框架運用斗拱構成底層的屋檐，中間一層的斗拱構成上一層的平座，而上一層斗拱構成整座建築的上檐，所有木材以框架結構一層層地疊加起來，使三個單層殿堂以框架的形式重疊而成一座整體建築。不過，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的柱式，雖然是清式那種講究柱與柱之間保持一定比例距離的形式，但柱子的高度卻並不隨著柱子的直徑而有所變化，柱頭被削成了圓形，且柱身也稍微向內傾斜，這是明清時期木構建築中所罕見的柱式做法。最有特點的，是獨樂寺觀音閣的斗拱形式，不僅按其功能起到一種承檐、承平座或承梁枋的作用，安置在柱頭、轉角或補間等處，而且各個不同且都雄大堅實，並不像清式斗拱那樣成排並列，纖細弱小，幾乎完全變成了一種純粹的裝飾。
在對獨樂寺進行細緻測繪後，當梁思成訪問當地耆老縉紳關於獨樂寺的歷史時，他們則眾說紛紜，有說是唐朝貞觀十年建造的，也有說是尉遲敬德監修的，還有乾脆將二者合而為一說是「貞觀十年尉遲敬德監修」，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對此，梁思成認為「敬德監修」向來是中國匠人所尊崇的一句俗語，凡是年代久遠的建築都一概說是「敬德監修」，這不足信。另外，即便真的是「敬德監修」，那也是指獨樂寺創建之初，或者屬於其歷史中的一段，並不能確切地說現在留存的觀音閣和山門就是唐時「敬德監修」的建築。
果然，當梁思成等人返回北京後，通過林徽因查閱《日下舊聞考》引錄清同治間李氏刻本《盤山志》所載的內容，梁思成得知：「獨樂寺不知創自何代，至遼時重修。有翰林院學士承旨劉成碑。統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請談真大師入獨樂寺，修觀音閣。以統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大閣一所。重塑十一面觀音菩薩像』。」由此可知，自統和也就是北宋初年上溯到唐朝初年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其間經歷五代十國之亂，獨樂寺即便不遭毀滅，至少傾頹不堪，到了統和年間確實需要好好重修一番了。而重修觀音閣是在統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也就是公元984年，這距李誡修撰《營造法式》的公元1100年不過116年，而距唐朝滅亡僅僅只有77年的時間，可見獨樂寺確屬當時所見最古老之建築。
除了通過文獻考證獨樂寺年限之外，梁思成還請清華大學蔡方蔭先生採用土木工程中的比較計演算法進行測定，遂可確認其為遼式建築無疑。這一結論，實在使梁思成欣喜萬分，隨後他又參照《營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對獨樂寺的結構和木作制度進行分析、整理、研究和總結，更加確定獨樂寺為遼式建築，並寫出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於公元1932年刊登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二期上。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一經發表，立即引起了中外學界的極大關注和震動，特別是對於日本學者而言，此後他們再也不提由他們代勞來測繪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實例的事了。確實，梁思成這第一次外出調查古建築的薊縣之行，不僅發現了當時中國最古老的一座木構建築，而且寫出了中國學界第一次用科學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築的調查報告。而這一調查報告，則反映了梁思成通過實物精密測繪與《營造法式》的相互印證，初步探明了宋遼建築設計規律的過程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堪稱在這方面是開天闢地的第一篇重要論文。對此，有文章評價說：梁思成的「這篇處女作不僅一舉超過了當時歐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國建築的水平，而且就透過形式深入探討古代建築設計規律而言，也超過了日本人當時對日本建築研究的深度。」另外，作為一篇關於古建築調查報告的學術文章，梁思成在寫作中除了嚴守學術界向來十分講究的嚴謹和條理外，還使用了今天學術界難得一見的生動文筆，使其獨具特色而別緻的治學風格初見端倪。
1934年，結識了美國學者費正清夫婦，圖為梁思成、林徽因與費夫人合影。
在這諸多次調查古建築的行程中，有兩次需要特別指出，一是公元1934年8月梁氏夫婦與美國學者費正清夫婦同行山西晉汾之游，一是公元1937年6月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佛光寺之行。兩次外出調查古建築之行，對於梁思成來說不僅行程不同，意義也極為重要，故不能不予以特別記述。
1934年8月，北京的氣候異常悶熱，梁思成為了整理上一年調查應縣木塔的資料，一直沒能離開北京。這時，他與妻子林徽因打算前往北戴河避暑，林徽因打算邀請兩年前結識並成為摯友的費正清、費慰梅夫婦共同前往，沒想到費氏夫婦也正好想邀請他們一起前往另一個地方：山西汾陽峪道河消夏避暑。這裡因為有廣勝寺，在1933年發現了趙城金藏，也正好在梁思成的考察的計劃之中，於是梁氏夫婦便決定同往山西。
梁林和費氏夫婦在一處外籍傳教士的別墅里安頓下來後，便開始以峪道河為中心，向周邊的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和趙城等處進行他們共同的古建築調查之旅。對於這次難得而又難忘的晉汾之游，費慰梅女士曾有生動的文字記述了他們同行中的甘苦：
我們四個人每天三頓飯都在一起吃，頭一天我們就發現他（指梁思成）愛吃有辣椒的菜。這個沉默寡言的人在飯桌上可是才華橫溢的。我們吃飯的時候總是歡鬧聲喧。飯後他就專心致志地研究當地的建築，找尋古建築物，或者翻閱他帶來的歷史地理書籍來進行準備。他擬制了一個考察計劃，準備從在我們北邊大約90英里的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趙城，一共搜索8個縣。
……
第二天一早，我們租用了兩輛驢車，雇渡船過了河，向介休前進了25英里。黃昏時分，我們在那裡第一次見識到閻錫山的窄軌鐵路。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生鏽的、有軌電車大小的鐵軌，安在公路上邊用泥巴隨便鋪成的鐵路路堤上。由於公路路基本身就沒有經過夯實或碾平，鐵軌高高低低、東倒西歪不成樣子。一個工人也看不見，這個路段顯然被認為已經完工。我們要趕上正在進行的鐵路建設，那就還得再往南去。這裡的鐵路緊挨著河邊修築，迫使我們那敞篷的土造驢車，四個輪子上也就是四塊木板那麼寬，只好從鐵軌後邊溝里一條狹窄的通道穿行。
我們在一所很好的旅店投宿，考察了這座城市。寺廟很令人失望，但街道和房屋卻給我們從義大利中部城市移植過來的印象。狹窄的街道上排滿了帶有雉堞的高牆，而巨大的拱門則是十字路口。我們通過敞開的門道可以窺見一些兩層的居住庭院，但是沒有時間和機會去仔細研究它們。後來，我們聽說這些深宅大院曾是19世紀山西家庭錢莊的老窩，他們把匯票賣給那些想在中國的各地之間轉移資金的官員們。這就避免了在重兵保衛下運送銀錠的麻煩，並使新的金融階級得以興起。
第二天，我們終於在靈石遇上正在幹活的鐵路工人。現在我們的困難更大了，因為在我們的需要方面又遇上閻錫山部隊的競爭。能夠帶我們再往南邊去的有輪工具只有人力車了，它們窄到足可以通過當地的小道，而拉車的人又能應付臨時發生的事故。一切都被徵用去搞鐵路建設了，但一個聰明的旅館老闆用出奇的低價給我們找來了三輛。我們把行李都裝上就徒步上路了。我們需要一個過夜歇腳的地方，我們住過的那座寺院已住滿工人、士兵，而當地的旅館又糟透了。我們只好再向前走，等再走了8英里到了常家莊時，天已黑下來，我們也累極了。我們已無法再走。村裡住房的高牆頭對我們來說現在已不具吸引力，而是充滿敵意。
在絕望中我們把一座門樓當成了公用的避難所，把我們的行李搬上去佔地方。誰知這裡早有兵士們住著，他們很惱火，大吵大嚷起來。最後來了一名少校，他答應在一所私人住宅中給我們一間屋，來換取我們騰空他的房子。我們接受了。那一晚我們就睡在以前在外邊羨慕過的高圍牆的宅第中一間精緻的樓上房間里。它的窗戶朝北開向一座內花園，它的門朝南通向一座陽台，俯視著天井裡的雕樑畫棟。這很可能是閻錫山從一家富有的山西銀行家族徵用來給他的官員住的。
第二天早上，我們就急於繼續往南趕。但是少校又來了。他顯然為梁思成那紳士般的行為和顯赫的家世所打動，堅持要陪我們遊覽一下城鎮。離別時雙方的一些禮儀又使我們進一步延遲，我們直到半晌才得以脫身。給鐵路建設者們運送給養的卡車把路上的土坑變成了無底的泥漿洞，而為鐵路的彎道進行的爆炸又用石頭和垃圾堵塞了我們的通路。一輛人力車損壞了一隻輪子。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下，進展當然很慢了。拉車的人每兩個小時就停下來休息和吃東西。到天黑的時候，我們還在離霍州（霍縣）7英里的地方。
人力車夫們知道，正如我們即將發現的，在黑暗中走這崎嶇的道路，要拉4小時才能到達。他們就不肯再往前走了。由於沒有希望找到一個像樣的地方投宿，我們就買通車夫們繼續往前走，並且雇了一個小孩打著燈籠領路，我們自己則踩著泥濘走完全程。奇蹟發生了：我們晚上11點走到城門的時候它居然還開著。在城裡一個鴉片煙館裡，我們找到一個能夠把我們帶到中國內地傳教站的男人，到了那裡我們大聲敲門和報名。一個仁慈的中國基督教老女信徒給我們開了大門。她端來了許多碗麵湯使我們一時精神大振，然後我們就躺在帆布床里累得動不了勁兒了。
接待我們的傳教士是特里基夫婦，一對和藹可親的英國夫婦，帶著六個小孩子度日，友好的歡迎和環境的清潔整齊使我們十分欣慰。……那專註而又不屈不撓的梁思成，在雨中又考察了霍州城並發現了一些美麗和重要的寺廟，有些還是元代的，後來他指給我們看了。那些最有意思的當然都被士兵們佔住著，要進去調查是不可能的。
……雨已停了，原野在陽光中格外碧綠和美麗。我們的目標即將達到，情緒特別高漲。到那時我們都成了久經考驗的步行者了——也包括梁思成，儘管他年輕時的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瘸了腿。
即使為了給這種差勁的鐵路提供合適的路基，這段公路也必須大大加高。在附近的山頭上負責挖土的工人、士兵把黃土裝進筐里，其他士兵則負責運土，用扁擔一頭一筐，穿過來倒在公路上。然後又循環往複。這兩個相關的工作有幾百人參加。這是一個難忘的景象，它使人想起就是這樣的一行行的人沒有機器的幫助，用肌肉的力量築起萬里長城和到處都有的城牆和村牆，以及像大運河那樣的其他工程偉績。
那老是滿懷希望的梁思成，又從當地報上讀到趙城城裡有一座唐代的廟宇。這天傍晚我們進了城門就直奔那兒。不對了。他的希望破滅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築，而且沒多大意思。我們於是離開那裡到中國內地傳教站找那孤獨的女傳教士——年老的羅姆克小姐。儘管我們是不速之客，她還是給了我們熱烈的歡迎和飯前的熱水澡。她被一些單純的農家婦女包圍著，她們是她從不公正待遇、死亡線上或飢餓中救出來的。從她們的臉上表達出來的對她的愛是很明顯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講述她們的故事時，也沒有一點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發亮的臉表達了對做出這一切奇蹟的上帝的摯愛。
我們距我們最後的目的地——霍山山脈南端的上下廣勝寺的所在地還有15英里。這就意味著要離開河道，把士兵們甩在後邊。這真是那天早上的一個悅人的變化。天氣繼續晴好，因為我們朝向正東，這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能看見遠山頂上那廣勝寺的寶塔，它鼓舞著我們前進。直到我們差不多在山腳下撞上它的時候，我們才在落日的餘暉中看見了下寺。它的光彩、漂亮的設計以及眾多的斗拱說明它是建築學上的瑰寶，就好像是對我們這一番辛苦的獎賞。
是的，這就是行者梁思成等人的苦與樂。
在苦樂行者梁思成那諸多野外古建築的考察中，最應該引起中外學界特別重視的，就是公元1937年6月他與林徽因及社友莫宗江、紀玉堂等四人的山西五台山之行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僅是梁思成最感激動和興奮的一次考察，也是中國真正系統研究古建築學的一條開發之路。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一條路呢？
在梁思成、林徽因與學社同仁調查古代建築的漫漫征途中，他們雖然不斷取得喜人的成績，但始終沒有發現比宋代更早的古老建築，以至於有日本建築學者竟斷言說：中國境內已經沒有了唐代以前的古建築，如果中國學者要想研究唐代建築只能到日本的奈良去，因為那裡才有中國鑒真和尚當年建造的諸多具有典型唐代風格的寺廟建築。確實，在人口只有38萬的日本奈良，不僅擁有7處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古建築，而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建造於公元745年仿照中國唐代寺院建築結構而建造的東大寺。當然，在日本奈良隨處可見的中國唐代建築中，與大唐關係最密不可分的要數唐招提寺了。因為這座寺廟不僅是由鑒真大師按照唐朝寺院的規劃而修建，且極具盛唐的優雅風姿與宏大氣勢。據說，就連寺廟門楣那橫額上的「唐招提寺」四個大字，也是日本孝謙女皇模仿中國大書法家王羲之和王獻之的字體而書寫的。即便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自然不會相信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竟然沒有一處中國人自己建造的唐代以前建築，因為他們曾在雲岡石窟中明晰地看到過魏晉時期建造的宮殿建築實圖。另外，梁思成也曾在《清涼山志》中讀到過關於五台山上有建造於兩漢時期建築的文字記載。於是，梁思成果斷地決定將調查方向選擇在山西境內的五台山，並根據《敦煌圖錄》中收錄有五台山佛光寺的圖片，毅然把目光定格在了這一史料記載中的不朽寺廟。
作為古剎雲集的中國名山——山西五台山，因由五座山峰環抱而得名。五峰以內被稱為「台內」，以外則稱「台外」。在五座山峰之中，是一塊廣闊而平整的盆地，其中有一村鎮名叫台懷，這是五台山的中心，其附近寺剎林立，香火極為興盛。因此，這裡的殿塔佛像也就經常被京城等地的達官富賈出資修建，有的香客為了炫耀其勢力顯赫、富貴無比，竟將佛家寺院修建得金碧輝煌，可比皇家宮殿。而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千年來這一盛名的文殊菩薩道場，竟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這自然不是梁思成所要尋訪調查之地。
與台內情形相比，位於台外的寺剎因為交通不便且散布偏遠，所以祈福進香之人的足跡就鮮少涉及。而正是因為香火冷落、寺僧貧苦，致使這些寺剎很難得到重新修裝，這也就比較有利於古建築之保存。所以，梁思成等人到達五台縣後，並沒有進入台懷喧鬧之地，而是折返北行，直接向南台的外圍而去。這裡距離佛光寺還有兩天的路程，因為道路崎嶇難走，他們只能騎著毛驢緩緩前行。不過，在險峻蜿蜒的山路間行走，梁思成等人卻得以欣賞到平常難得一見的美景。對此，梁思成寫道：「田隴隨山勢彎轉，林木錯綺；近山婉婉在眼前，遠處則山巒環護，形式甚是壯偉，旅途十分僻靜。風景很幽麗。」傍晚時分，當他們終於到達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禪寺時，簡直真有了一種朝聖般的心態。用梁思成的話來說，「瞻仰大殿，咨嗟驚喜」。
確實，面對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等人顯然被那層層交疊而又宏大雄偉的斗拱所震撼，雖然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摺疊萎縮在舉勢和緩但卻前出深遠的屋檐下，而正是這種穩妥牢固的姿勢，支撐著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歷史。環視整座大殿，不僅這種形式的斗拱是梁思成等人所未見，整座大殿的結構比例和雄渾的輪廓也不是他們以前所見識過的，這種結構給人以一種強烈的震懾和感染，很明顯不是唐以後的建築風格。不過，要想確認佛光寺是否屬於唐構建築，還必須找到確鑿的實物證據。當然，梁思成明白最確鑿的證據就是通常寫在屋脊檁條上的文字。這種在新建房屋檁條上留下建造年代的習俗，在中國也不知沿襲了多久，即便今天在偏遠的農村依然還保留著。
而佛光寺因為架設有「平」的頂板，遮擋了梁架以上的內里結構，並與斜坡殿頂構成了一個黑暗的空閣，人如果想進入其中，只能攀上頂柱從屋檐下的狹小空隙爬進去。為了弄清大殿的建造年代，梁思成等人不顧黑暗的空閣內積沉千年的灰塵，以及難以預知的不測和危險，手持電筒堅定地爬了進去。厚及盈寸的灰塵，踩上去就像是踩在厚厚的棉被上一樣，梁思成小心翼翼地爬行著，順著並不明亮的電筒光亮，他發現空閣內竟然盤踞著數以萬計的蝙蝠，組成了一個黑壓壓不可驅散的強大陣容。而當梁思成按動照相機快門的時候，那閃光燈驟然之間發射出的強光，使這些已經聚集了千年的蝙蝠家族成員驚恐地四散翻飛，那揚起的灰塵和穢氣使梁思成一時竟透不過氣來。待灰霧散盡，梁思成仔細搜尋竟沒能發現檁條上有什麼字跡，這不由使他感到有些失望。稍頃，梁思成又不由地驚喜起來，原來梁架上那叉手的特別做法，實在是古老而罕見，屬於「國內木構中的孤例」。不過，在那些叉手木材的縫隙間，梁思成也發現了數不清的臭蟲大軍，稍不留神就踩壓碾死一片，那散發出的血腥臭味實在讓人作嘔不止。即便如此，梁思成等人為了探清佛光寺的確鑿年代，「不辜負古人的匠心」，他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探索唯恐不周。」經過三天的辛勤查勘，一直在大殿內負責地面工作的林徽因竟然說她發現一根大樑上有字跡，於是大家都仰頭瞪眼仔細觀看，果然在五根大梁的中間一根上似乎隱約有字，但卻不能識別到底是否是字跡，而「徽因素來遠視，獨見『女弟子寧公遇』之名」。
為了確證林徽因之所見，梁思成等人參照大殿台階前那經幢上的文字，果然發現有被稱為「佛殿主」的「女弟子寧公遇」幾個字，且其姓名竟然列在諸尼之前。隨後，梁思成等人為了確認題字的全文，請佛光寺住持到附近的村子裡尋找村民幫助搭建腳手架。由於「村僻人稀」，老住持花費了一整天的時間才找來了兩個老農，又費時一天籌劃終於搭建起一個簡易的腳手架。隨後，梁思成等人急切地爬上腳手架，與地面人員通過不斷傳遞蘸水的布單擦拭樑上土朱灰塵，才逐漸隱約辨認出其中字跡。因為大樑上的墨跡較為暗淡，水稍一風乾字跡便隱藏不見，於是他們竟花費了三天的時間才讀完全文，從而確認佛光寺建造於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75年。
獲此重大發現，眾人欣喜萬分，即便如梁思成這樣不輕易喜形於色的人，在後來的記述中也抑制不住異常激動的心情。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當時夕陽西下，映得整個庭院都放出光芒。遠看山景美極了，這是我從事古建築調查以來最快樂的一天！」確實，梁思成的快樂不僅僅是因為發現了當時國內唯一一處唐代建築，更重要的是找回了一種失落久遠的「民族的建築歷史與文化精神」。於是，從此五台山不僅成了佛教徒的朝聖地，也成了中國建築學人的朝聖地。
如今，作為中國建築學人嚮往朝聖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多少年來也不知有多少建築學人前往朝拜，他們朝拜的也許不單純是佛光寺這座唐代建築，更多的應該是朝拜梁思成所留下的建築學人都應該擁有的治學精神。對此，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一位名叫張錦秋的女建築師當年前往佛光寺朝拜時的感受吧。之所以選擇張錦秋一人之例，不僅因為她曾是中國國家建設部命名的全國20位建築大師中唯一的一位女性，還因為她是梁思成先生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最後一位建築學的研究生，如今她已是中國西北建築設計院的總建築師了。記得她曾這樣描寫第一次朝拜佛光寺時的情景：
「……厚重、碩大的山門向我們預示著這是一遠比南禪寺要巍峨得多的寺院。頓時，一路的疲勞消失殆盡。快步進入山門，我被眼前的景觀凝住了。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古樸恢弘的寺院。由於山勢地形關係，寺廟坐東朝西，前面是二十多米進深的前院，有名的金代建築文殊殿處於北配殿的位置。相對的南側沒有屋宇而僅有一道磚牆。院子盡頭是一重高台，台上南北二側有對稱的廂房。其正西是一排券洞式平房，正中一孔大券洞內是通寬的石級，直通第二高台。高台上挺立著一對茂密的古松。在它們濃蔭掩映下屹立著巍巍大殿。啊！這就是梁先生多次對我們講述過的那個佛光寺大殿，那出檐深遠，斗拱宏大的國寶。一種神聖感油然而生。這是我學生時代就仰慕嚮往的所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終於登門造訪這座不朽的殿堂了。」帶著參禪般虔誠的張錦秋，還有幸遇到了當年見證梁思成等人考察、鑒定佛光寺的一位小和尚，不過當年的小和尚如今已是佛光寺德高望重的湛瑞法師了。張錦秋寫道：「暮色降臨，皓月當空，我獨自一人在群山環抱的寺院內徘徊。萬籟俱寂，只聽見有輕輕的木魚聲和吟誦聲。我踏著月光循聲走去，但見空蕩蕩、黑沉沉的文殊殿中閃耀著微弱的燭光，湛瑞法師獨自一人在誦經。據說這是他每晚必做的功課。這時，我深深感佩法師是個有虔誠信仰的人。一個人有高尚的情操，有明確、堅定的目標而又能為之終生奮鬥，就是幸福的。這樣的人會不畏艱苦，不懼孤寂。」是的，一個有著高尚情操、明確而堅定的目標並能終身為之奮鬥的人，就如梁思成不僅不會畏懼艱苦和孤寂，應當說他還是一位無比幸福的人。
在張錦秋的描述中，細心的讀者一定發現了她將佛光寺與一處叫著南禪寺的地方相比較。那麼，張錦秋將南禪寺與被梁思成稱為「國內古建築第一瑰寶」的佛光寺相比擬，它又是一處怎樣的古建築呢？對此，張錦秋寫道：「南禪寺大殿果然名不虛傳，它是我國現存的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築，建於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雖然只是個三開間的殿宇，但造型端麗，結構簡潔，是典型的唐式建築。平緩的屋頂、深遠的挑檐、舒展微翹的翼角、簡明受力的斗拱，側角的木柱、升起的梁枋、高昂的鴟尾、兩端升起的疊瓦屋脊、叉手、直欞窗……我們這一夥就像小學生認字一樣，逐一識別。以前從書本上學得的抽象概念一一得到印證，我簡直心花怒放。唐代建築如此洒脫地展現在我們眼前。」是的，作為又一處唐構建築，南禪寺距離佛光寺並不算遠，當年梁思成等人卻不曾給世人再添驚喜，究其原因，那隻能怪罪小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已經在中國北京的盧溝橋開了火。即便如此，梁思成和他所發現的佛光寺，至今在中國建築學界依然佔據著不可撼動的崇高地位。那麼，梁思成如此痴迷和重視古建築調查，到底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呢？
確實，梁思成實地調查古建築的意義，實際上早已超出了建築學本身，而是在獨闢蹊徑地體味和發揚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眾所周知，當時中國學界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一貫是通過詩書畫這一中國士大夫公認的途徑，而對於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神韻的建築從未給予應有的重視。而梁思成則特別認為，建築「完全是由於當時各地的人情風俗，政治經濟的情形，氣候及物產材料所提供的，和匠人對於力學之智識，技術之巧拙，等等複雜情況總影響之下產生」的，而「到了各地各文化漸漸會通的時代，一系的建築，便不能脫離它鄰近文化系統的影響。……而不同民族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又賦予建築以民族性。它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的形象往往會引起人們感情上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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