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精英墜落與世界秩序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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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班農的說法，美國的命運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遺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
最近，美國自稱為民粹主義者的班農（Steve Bannon）在日本演講時宣稱，美國的命運不掌握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手裡，不掌握在班農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個著名政治人物或偉人手裡。美國的命運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遺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為他們突然明白了，隨著科技、互聯網、通信技術的進步，草根運動不會再讓你沉默。
班農是特朗普選舉時的關鍵人物，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班農也一度為官，但後來退出特朗普體制，開始到日本和歐洲各國從事民粹主義運動。班農的這番話是有所指的。第一，美國精英已經沒有能力掌握國家發展的命運；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視，但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發展，為小人物鬧革命創造了機會；第三，小人物革命的發生是有可能的，勝利也是有可能的。實際上，特朗普當選總統的政治大背景，就是班農等人長年累月所從事的民粹主義社會運動。
不過，班農的這番話也不完全對。小人物的確可以鬧革命，但問題在於，革命之後又怎樣？平民鬧革命並不新鮮，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但革命之後往往又是老樣子。或者說，革命能夠改變小人物的命運嗎？以美國為例。特朗普的確想代表「小人物」（這裡指特朗普想代表的美國白人）改變美國（「使美國重新偉大」），但這位總統真的能夠改變美國現狀嗎？是使之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或者沒有本質變化？這些問題都很難有明確的答案。
這裡就有一個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普羅大眾）之間的關係問題。就政治來說，誠如義大利社會學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論述過的，無論古今，無論怎樣的社會，無論怎樣的統治方式，社會都是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或者精英和大眾兩部分的。這是因為，第一，統治者永遠都是少數；第二，社會尤其是政治領域的等級性不會變；第三，參與程度可以有不同，也就是統治方式會有變化，但統治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兩位學者因此也以精英類型的變化來解釋歷史的變化。
1. 精英墮落導致失序
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世界各國內部秩序所面臨的問題，儘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墮落無疑是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2014年，美國社會曾經討論白人統治集團的問題（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一些人認為，美國過去的輝煌和該集團一度掌控了政治、經濟和教育資源有關。不過，這個集團的成員如今不再風光，也對自身喪失了信心，失去了擔當領導的責任、力量和興趣。
美國現在沒有了統治階層，只有一個包括人稱精英團體在內的管理階層，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識界精英組成的貴族階層。這個討論發生在奧巴馬任總統期間，其背後的政治動機不言自明。但這個討論也是在檢討傳統政治精英階層衰落或墮落，所帶來的秩序危機問題。
今天的西方，精英階層墮落的跡象和標誌隨處可見。所謂的Paradise Papers不斷揭露世界各國精英階層多年來逃稅的故事，英國女王和各國最高權貴都在名單上。不管精英逃稅的背後有什麼原因，但作為統治階層的精英都逃稅了，這個統治階層一定是衰敗了。
政治統治階層是西方民主社會的主體。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識政治。儘管精英之間也有不同的利益，但這些精英大都來自「職業政治家」（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語）家庭，接受同樣的教育，具有相似的價值觀。只要精英之間有共識，即使不同精英（或者黨派）輪流執政，也能維持體制的運作。同時，精英群體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還須追求政體社會或國家的利益，用義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話來說，統治階層之所以能夠成為統治階層，就是因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階級。
的確，從經驗來看，西方國家的制度建設大都發生在大眾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間。儘管西方一直強調製度對政治人物的制約，但前提是政治人物會自覺地遵守制度規則。政治精英之間有遵守制度規則的共識，制度就可以有效運作；一旦精英之間失去共識，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會遭到破壞。這類事情在世界各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經濟精英階層的衰落也是顯然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論述的「道德情操」，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新教倫理」，構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數代企業家群體。這是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的經濟基礎。資本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競爭也是進步的動力，但競爭具有包括道德在內的目的性。
隨著宗教衰落和世俗化進程的加速，唯有金錢能衡量自身的價值。也就是說，唯有更多的資本，才能夠衡量資本的價值。在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資本階層已經表露無遺。這場危機本身就是資本造成的，危機發生之後，美國政府動用了納稅人的錢拯救市場，但在華爾街得到這筆龐大的「救濟款」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紅」獎勵自己的失敗和不負責任。
知識階層的墮落，對秩序危機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視的。在西方，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知識界造就了強大的文化批評精神。這種文化批評精神（儘管有時顯得過分）一直是西方進步的動力。今天，這種批評精神被大大減弱，甚至在消失。儘管在一些知識分子當中仍然殘留著批評精神，但更多的知識精英主要是論證資本的合法性或權力的合法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
儘管一直被視做為資本服務的經濟學，也應當為包括2008年次貸危機在內的經濟危機負責，但其主導地位不僅很難撼動，而且一直在強化。政治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西方學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擴張到非西方國家為己任，自覺地成為西方民主的「傳教士」，但忽視了對西方自身體制弊端的批評。
在與權力和資本結合的過程中，知識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識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民眾的信任。無論在英國的脫歐公投期間，還是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民眾已經不去理會知識界（包括媒體）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於「假新聞」。儘管知識界提供的分析遠比「假新聞」有效和真實，但在民眾看來，知識界只是權力和資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
概括地說，在西方形成了一個權力、經濟和知識三結合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這是一個「自我服務」的集團，其利益追求很難超於本階級（階層）。這構成了學理上所說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深刻矛盾，而這個矛盾也是西方內部秩序危機的結構性因素。
2. 政治精英「消費社會」化
然而，精英階層的墮落也是對環境變化的反映。換言之，精英墮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戰以後，西方（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曾經就消費社會對現代政治的影響有過一場持久的爭論。為什麼這場爭論產生在二戰之後？這是因為當時的西方經歷了高速經濟增長，向「富裕社會」轉型。
這種轉型對精英階層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政治精英的行為開始「消費社會」化，即從傳統的以「道德」為基礎的行為，轉型成為以「大眾」為基礎。現在人們不再爭論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經完全接受政治以「大眾」為基礎。
這種轉型至少產生了幾個方面的深刻影響。第一，精英階層本身的經濟機會大增。例如在美國，所謂的「出類拔萃之輩」往往選擇經商而非從政。第二，大眾民主崛起後，政治從「生產」政治轉向「分配」政治。「生產」政治所依靠的是企業家（資本）階層，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則是大眾的「選票」。第三，傳統上，國家（政治）只是資本（經濟）的代理（馬克思語）。但當「選票」成為政治基礎時，資本對國家的影響力減少。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資本找到了「合理」與「合法」的途徑，流向世界各地，逃離「選票」所帶來的壓力。
第四，基於「選票」的政治為「大眾」躋身政治精英層提高了機會。在大眾民主時代，貧民成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這種變化的確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表明政治不再為少數人所壟斷。儘管統治者仍然是少數，但統治者可以來自貧民。
不過，「沒有免費的午餐」，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很多沒有任何執政經驗的平民一旦成為統治者，不僅執政經常出現問題，而且也經常變得更加貪婪，而且是永無止境的貪婪。前些年，英國出現議會議員貪圖小便宜的大面積腐敗。這在從前很難想像。以前是貴族統治，發財之後再去從政，但現在從政者必須首先考慮到養家糊口。
精英階層墮落之後，西方的執政就轉向了簡單的法治。因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為最方便的工具。儘管法治是西方世界近代以來最重要的政治傳統，但簡單的法治僅僅是維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難對現行制度作進一步的改善。實際上，法治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維持現狀的最有效工具。
正因如此，儘管法治在繼續，但西方內部秩序問題也在不斷惡化。沒有人會相信，簡單的法治能夠解決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在內的社會問題。這些年來，西方各國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這些主義的崛起正衝擊著西方內部秩序和國際秩序，給西方和國際社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今天西方所面臨的秩序危機，就其本質來說，就是統治階級危機，或者說是精英危機。如果精英階層繼續墮落，無政府狀態就不可避免，直至最後的秩序解體和重建。上述兩位義大利社會學家用「精英類型」的轉型來解釋歷史進程的理論，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具有相關性。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過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過程，構成了西方的進步時代。到今天，構成精英的傳統資源似乎已經用盡，或者說，傳統精英的「品德」和現代社會變得不是那麼相關了。
歷史又是一個輪迴。如何產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構精英的「品德」？這是很多國家都面臨的問題。
本文轉載於《聯合早報》2018年1月9日。刊發已經作者本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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