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過去和未來的全球史：對塞巴斯蒂安?康拉德關於「什麼是全球史」的訪談
欄目說明
湯因比基金會 （Toynbee Prize Foundation,TPF）1987年成立於美國馬薩諸塞州，致力於通過多種學術活動促進全球史學家的聯繫，是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的附屬組織。近年來，該基金會網站刊登了一系列對全球史研究領域前沿學者的訪談文章。為促進華語學術界對國際學術前沿的關注，經基金會網站「訪談」欄目授權，本號推出一系列由該網站刊發的訪談文章的中文版。
作為過去和未來的全球史
——對塞巴斯蒂安·康拉德關於「什麼是全球史」的訪談
什麼是「全球史」，這是講授全球史的教師們面對的一個常見問題。我們屬於歷史專業中一個發展最快、最具爭議、變化最快的次級領域之一，我們在備忘錄中的旅遊時間安排——去伊斯坦布爾待一周，下一周再到東京——讓我們那些長年累月待在同一個狹小的國家檔案館裡埋頭苦幹的同事們感到難為情。為學習外國語言花費的數年光陰開始有了回報，因為一位全球史教師不僅能夠閱讀外國報紙，還可以讀懂外國同行為計劃在某個期刊中發表的文章所寫的評審意見。對於我們來說，生活似乎是很美好的。
但是，當教師把全球史作為一個領域講授時，他會很猶豫。當然，考慮到聽課的是研究生，採取這樣一種策略似乎是可行的，即布置一堆用全球史視角研究世界不同地區的專著：這個星期是關於中國的，下一個星期是關於甘比亞的。但是如何將這些對不同地區的研究整合為一種共同語言（one common language）與研究美國和東亞的專家在一個研討會上對話呢？然而更加糟糕的是，如何將這些教給那些反感閱讀專著的本科生？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什麼是全球史？》（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6），這是最新一期「全球史論壇」的主題
幸運的是，像我們在前幾期全球史論壇中所提到的那樣，先前對這一困境束手無策的全球史學者們，手頭已經出現了許多可以供他們使用的關於這一領域的優秀導論性著作。大家也許只想起了迭戈· 奧斯坦（Diego Olstein）的書，因為它算是近期用英語寫作的這類著作。或者對德語讀者來說，2011年的一本著作可以滿足這一需要，也就是奧地利的經濟史學家（也是湯因比基金會之前的受訪者）安德里亞 ·卡門西（Andrea komlosy）的著作（《用全球視角思考歷史》，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譯者注）。隨著全球史這一領域不斷發展，也變得越來越複雜，可選擇的入門教材也越來越多。其中，有一本這樣類型的著作成為了本期全球史論壇的焦點，書名也很貼切，叫《什麼是全球史？》。作者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現代史教授塞巴斯蒂安· 康拉德。
塞巴斯蒂安· 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全球史中心教授，國際知名的全球史學家。
康拉德的《什麼是全球史？》一書被宣傳為一種「問題導向」的全球史研究方法，它提供了一種我們如今很需要的批判視角，它使我們在對全球史保持熱情的同時也能停下來思考。它出現的適逢其時，全球史領域急需向它的學生們解釋什麼是全球史，也為了批判性地探究自身的局限。最近，湯因比基金會執行董事蒂莫西 ·紐南（Timothy Nunan）有幸與康拉德教授交流並探討康拉德教授的最近著作，了解他對這一領域今後幾年發展愈加成熟後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有何看法。
在談話一開始，我們詢問康拉德是如何走上專業歷史研究這條道路的。他解釋道，他成為一名歷史學家不是早就註定了的。他在海德爾堡，一個德國西南部的大學城中長大，他開玩笑說，雖然他家裡到處都是歷史書，但是他一年級的歷史課成績是所有科目中最差的。對他來說，比起研究學問，自己似乎更有可能從事法律工作。但沒想到，早期的海外遊歷讓康拉德開闊了眼界。青少年時期他曾經在美國待過一年。後來，當他在海德爾堡服一年民役（Zivildienst，為期一年的公共服務，當時所有出於良心拒服兵役的德國公民都被強制要求參加這種服務）的時候，他與一個日本家庭在一起生活了一年，這使他了解到了日本文化和日語。
沒過多久他去了波恩，在那裡他攻讀的是歷史學以及東亞研究的雙學位。在這些年裡，他除了努力提高自己的語言技能外，還與在大阪和東京的日本同事建立並保持著聯繫，同時他也和美國同行保持聯繫，之前遊歷美國的經歷為他提供了便利。我們詢問康拉德，能否為那些對是否堅持走學術道路感到猶豫不決的本科生和剛成為博士的學生，提供一些建議，以此來幫助他們度過這一煎熬而迷茫的時期。
「做好你自己該做的事！」他笑著說道，「如果你要完成一個重大的項目，你的身體里一定要有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在一個人的學術生涯里，你會碰到各種各樣的突發事件和偶然情況，這些會引導你或者改變你的學術計劃。人們如果想保持對於工作的熱情，就必須要為自己去做一個項目。而選擇項目的訣竅就在於，既要考慮到內在動力，又要注意到各個領域的發展方向。
對於這些技能，康拉德補充說，有興趣從事全球史項目的人需要花些時間去了解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原始資料和學術研究情況。確實，當康拉德前往柏林自由大學，在於爾根·柯卡（Jürgen Kocka）的指導下（這是他的博士導師）完成第一篇論文（在德國，Promotion相當於美國的PhD）時，他發現他的靈感不僅來源於那些研究更加傳統的德國歷史問題的同門學生，還源於一起討論他的研究成果的日本學者。於是，他開始了博士論文的寫作，考察在戰後面對二戰的慘敗，德國和日本的歷史學家是如何改寫和重新定義他們民族的過去的。
對日本方面資料的獲取和作為本土德國人掌握德國資料，很明顯是這個項目的兩個必需條件。但是，他補充道：「往往是日本學者的評論，幫助我在關鍵時刻重新思考這個項目。我本來已經確定論文的初版沒問題了，」他解釋道，「但在研討會上與日本學者的交流促使我以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來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這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道理：學習外語不僅僅是一門文字學技藝（paleographic skill），更是通往不同學術視角和學術對話的大門，而這些僅僅發生在比如東京、伊斯坦布爾或聖保羅，視具體情況而定。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康拉德拓展了他學術研究的範圍。他開始在德國首都寫作他的第二篇論文（大學授課資格論文Habilitation，指博士生為在德國大學中獲得正教授資格所寫的論文，這篇論文最終出版成書（2006年德語初版，2010年出版英譯本），題目叫做《德意志帝國中的全球化與民族》，2006年他第一本著作的英譯本也出版了，書名叫《尋找失落的國度：西德與日本的歷史書寫》（加州大學出版社）。
康拉德的第一部著作《尋找失落的國度：西德與日本的歷史書寫》
在撰寫這些著作以及其他著作的過程中，康拉德處於歷史學一個更大的轉變時期，也就是全球史轉向不僅出現在德國還在世界其他地區出現。他與另一位著名的全球史學者于爾根·歐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也許不是巧合，他也是一位受過良好訓練的東亞歷史學家）合編了一部關於跨民族化（trans-nationalizing）的德國史，還與湯因比獎基金會主席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也是一位研究東亞的德國歷史學家）合編了一部關於另一種視角下的世界秩序的的著作。後來他又撰寫了一部德國殖民簡史（2008年在德國出版，2012年英譯本初版）。
當這些出版物如洪水一樣的向我們湧來的時候，可以預見的是，康拉德去往了新的地方。他在2007年離開柏林，前往位於義大利的歐洲大學研究所（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在義大利度過三年後，他回到柏林，擔任柏林自由大學現代史教授。
在他四處奔走的那些年，康拉德開始發表全球史領域的著作，並在向德國讀者介紹這一領域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與許多志同道合的學者就跨國進程的問題合編書籍或撰寫文章，如研究非洲史的專家安德魯·艾科特（Andreas Eckert），他是柏林洪堡大學非洲史教授。在2013年，出版人C.H.貝克（C.H. Beck）出版了康拉德的書《全球史導論》。不久，康拉德就產生了把這本書翻譯成英文的想法，以方便美國讀者閱讀。他向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提出了這一建議。大多數的審稿人都表示贊成，但還有一兩個人希望康拉德不只是把他的著作翻譯成英文，而是能重寫這本書，針對這一領域的問題做更為深入的探討。
康拉德的《全球史導論》
康拉德猶豫了一陣子。很顯然，重寫這本書本質上意味著要做更多的工作。他說：「更進一步地講，這是一個飛速發展的領域，我所做的任何系統性概述都可能在未來五年看起來顯得過時。」然而，他還是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試圖去寫一本教材，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更少框架性概述，而更多以「問題導向」的方式去探討在他將初稿送到貝克那裡後僅僅一兩年內出現的更突出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僅是許多學者和同事已經完成的著作里所提出的問題，也包括新近編輯出版的著作中的問題，像塞穆爾·莫（Samuel Moyn）和安德魯·薩托里（Andrew Sartori）編輯出版的《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就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包括如何解釋非全球化還有思想的擴散，而與此同時，物質聯繫使得這種轉變變得自然，如果轉變不是不可避免的話。
很快，康拉德就重新開始了研究，深入鑽研那些非常有價值的問題，也就是所有嚴肅參與全球史研究的人都必須意識到的問題，儘管可能沒有答案。可以說，《什麼是全球史》這本書涵蓋了其中大多數問題。一些章節涉及全球史書寫中所謂的「時間尺度」（the scales of time）的問題（德語Zeitschichten），即我們如何調和兩種不同的敘事，一種是關於解釋短時段時間框架（short-term timeframes）內變化的敘事（例如，涉及到政治管理或是變化的政策），還有一種是解釋較長時段時間框架（longer-term timeframes）內變化的敘事（例如宗教改變帶來的影響或是氣候的變化）。還有一些章節涉及全球史寫作中的立場道德性（ethics of position）的問題（比如說，我們是否存在用亞洲中心主義取代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還有的章節仍然在探究融合和聯繫出現的方式，而這些也促使各種全球史視角的出現（比如，帝國與科技以及其中的影響因素，像通過植物和動物媒介而擴散的某些疾病）。
考慮到我們和康拉德交談的目的，這篇訪談記錄僅僅只能涵蓋這本內容豐富的著作中的幾個方面。儘管如此，我們首先詢問康拉德一個可能存在於這個領域初學者腦海中的基本問題：需要用「全球史」這一術語來囊括整個世界、整個星球嗎？
康拉德解釋道，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你所詢問的是哪個階段的全球史。他指出，在二十世紀早期，當人們對現代化理論的普遍適用性充滿信心，或者說馬列主義得到廣泛傳播的時候，這種觀點在意識形態上不會有什麼問題，即認為這個世界是由不同民族國家鑲嵌組合而成的，它們始終追求同一個目標，這些目標包括進步、現代性、或生產資料的民主化。「總體性」（totality）是一個關鍵詞，同樣地，「全球史」意味著囊括整個世界以講述文明興衰的故事，或者描述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形成，而這個體系註定了邊緣國淪為中心國商品傾銷地的悲慘命運。
然而，康拉德闡述道，隨著各種更具批判性視角的出現，它們批評現代化理論的適用性，反對作為一種普遍道路的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越難越按照自己的想法堅持原先關於世界的總體框架。學者們對於行為者以一種政治概念來想像未來（並非總是導向某種無可爭議的「歐洲」理想）變得更為敏感。而在冷戰結束以後，愈加明顯的全球經濟融合趨勢意味著世界不同地區是相互聯繫的，這一點清晰可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學者們越來越懷疑， 將 「全球化」 作為一種主敘事的正確性，因為具體國家或地方的歷史可能會被生搬硬套到這一「全球化」敘事中。
全球化在進軍中：在迪拜的快餐。但是這種經濟全球化等同於一種主敘事嗎？
康拉德強調，在今天，最吸引他的莫過於將全球史視角運用到對特定地點研究的著作。這些可能會像安德魯·薩托瑞（ Andrew Sartori）的《全球概念史中的孟加拉國》（Bengal in Global Concept History）一樣，探討了在非西方的世界中像「文化」這一概念的出現；或者如唐納德·萊特（ Donald Wright）的《世界和非洲的一個微小之地》（The World and a Very Small Place in Africa）中，探究那些經歷了結構性變化的非常具體的地點（書中說的是西非的甘比亞）所經歷的曲折變化和被迫捲入世界（inflections and entanglements）的過程。總而言之，這一研究視角的轉變意味著少一些脫離實際的空想，多一些通過學習特定地區的語言、檔案和概念（通常是非西方的）為基礎的研究——這些都對發展該研究領域有好處。
因此，康拉德指出，他對於「一種全球史視角」（a global history perspective）術語的運用，並非是建議學者使用「全球史」這樣的支配性概念。正如他在《什麼是全球史？》一書中闡釋的，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對某些聲稱全球史是「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這種觀點認為，這種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被設計出來是為了讚頌某種經常包含了經濟不平等的一體化過程。另外一些學者，譬如迪佩斯·查卡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這位2014年湯因比獎的獲得者——指出，西方富裕國家的學者擁抱全球史的狂熱是一種學科冒險（discipline risks），這加深了在世界範圍內「無知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ignorance）。不僅在全球史研究項目中學習語言和為查找檔案而進行的長途旅行是昂貴的；而且在一些國家，全球史研究方法往往和一些國家中的民族情感是相衝突的，譬如在衣索比亞或奈及利亞，這些國家的國家地位和獨立的成就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更為脆弱。
接下來，康拉德談到了關於對雙方學術衝突加劇的恐懼——一方是富裕的西方學者，他們斷言一種鐵板一塊的全球史研究路徑具有優越性，而另一方是來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學者，他們在這一項目中被簡化為本土對話者（native interlocutors）的角色。通過運用「全球史視角」一詞，康拉德強調「全球史」僅僅是一種對於聯繫和被迫捲入過程的關注，這種關注能夠豐富對個別地區的研究，並超越任何局限於地圖上國家邊界內的研究來重塑民族國家的歷史。
譬如，當我們將俄羅斯當作一個「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時，我們看待它的方式可能會改變，因為俄羅斯擁有幾千萬穆斯林公民；類似的，比如 「太平洋史」（Pacific history）或通常的海洋史的概念可能會幫助我們將對蒙巴薩和孟買、菲律賓和洛杉磯這些地方的研究結合起來，而這些地區之前可能不會被必然聯繫在一起。不過最後，康拉德承認，作為一種研究視角的全球史不需要綱領性的概括（be programmatic），一些民族國家視角下長期論辯的研究課題在全球史中也是非常恰當的，儘管這些問題是爭論的焦點。
我們的訪談繼續推進，接下來討論到康拉德在書中大篇幅論述的另一個問題，即與「橫向與聯繫」（ horizontality and connections）相對的「縱向的權力」（ verticality and power）。我們問道，相比於這一概念在全球史早期的流行，全球史有什麼新發展？在意想不到的地區之間，過多的聯繫是否潛藏著某些風險？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康拉德提供了一些歷史背景。他強調，我們並非從阿諾德·湯因比的時代只跨越一步就邁向了今天的跨國研究路徑。他提醒我們，在20世紀70、8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比較史學十分流行。歷史學家們曾思考，為什麼社會革命發生在俄國而不是德國，或者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是在中國發生。
然而，康拉德提醒道，隨著時間流逝，這種方法的局限性凸顯了出來，它經常受到持普世進步論的現代化理論的質疑。比較史學這種笨拙的方法傾向於抹平各國案例中的異質性（在俄國，並非每一寸土地都發生了革命，工業革命也僅僅在英國的特定地區中發生），而且虛榮心讓人們在比較中傾向於強調國家的「特殊道路」，這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預先設定的一套比較方法。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德國歷史道路的「特殊性」是什麼，取決於跟哪一個歐洲國家比較，當然前提是比較者接受擁有「特殊道路」範式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方式。
康拉德指出，由於以上這些原因，隨著時間推移，歷史學家的工作興趣轉向全球視角，更少關心比較，更多關心聯繫。或許現在「全球史」下的主流研究路徑還是跨國史，很多研究生在追蹤思想、貿易、動植物和礦物的跨國交流，——或許用交換這個辭彙可以更好地描述那些被冠以「跨國」的事物——這些事情經常在帝國內部發生。
但是，正如康拉德在《什麼是全球史？》中所言，這種研究路徑存在一定風險。「聯繫」，他解釋道，「經常是權力作用的結果而不是產生權力的原因。」他認為，好的全球史研究要對引發交換的大結構因素保持警覺（通常指帝國層面和「縱向」結構，而不是微觀或「橫向」的）。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抽象，因此康拉德在書中敘述了更多細節。「在越南、日本或中國的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開始閱讀馬克思時」，他解釋道，「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某種思想跨文化流通的佐證。相應的，傳統的歷史寫作勾勒出了這種傳播的過程和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國家被接受的情況，並且探索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對那些亞洲改良主義者的思想的影響。」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
但是在這條道路上隱藏著陷阱。康拉德解釋道：「對於某些問題，儘管某些方面是重要的面向，但更關鍵的聯繫位於別處。在這種情況下，『聯繫』證明了自己是社會變化的結果，社會變化導致在越南閱讀馬克思著這件事作被賦予了政治意義。這個例子中，不能認為馬克思著作影響廣泛只是因為它論證有力。懷揣夢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被當時的主流力量和觀念進行了塑造，他們對馬克思著作文本的翻譯、引用和篡改也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閱讀馬克思著作，作為一種聯繫，在這裡主要是社會、政治和文化轉變的產物（而不是他們的源頭）。
除了需要考察聯繫的真正面貌之外，還需要做大量的文獻和檔案整理工作，康拉德強調的是，我們還需要考察可能性存在的條件。他強調的重點在於「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正如康拉德之後指出的，「並非所有的一切都在流動，並非所有人都在遷徙。」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聯繫、流動和糾纏等辭彙，我們還需要使用阻塞、摩擦和破裂等更具有懷疑性的詞語。這不僅試用於描述思想觀念，也適用於記述那些在帝國框架內沒有充分流通的事物。
例如，在18、19世紀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孔雀花被女性奴隸用於避孕和墮胎。女性用孔雀花墮胎後，她的孩子便不會進入到圍繞非洲人、加勒比蔗糖和歐洲資本建立起來的奴隸制中去。低調的孔雀花一直靜止於海島上。康拉德為什麼強調這一點？因為他認為歷史學家需要注意那些如孔雀花一樣沒有產生聯繫或不具備綜合性特徵的事物。
但是，如果我們的語言本身不能捕捉到這種流動性，又該怎麼辦呢？帶著這個疑問，我們進入到訪談的最後一個話題——概念史。康拉德解釋了這個難題：「當我們書寫歷史時，經常會用到一些非著位（not emic）的概念，就是說那些並非來源於研究對象群體的概念。我們用來研究世界的概念不僅起源於歐洲，而且我們使用的概念一般歷史都不長，比如我們現在對「宗教」的理解大概產生於十九世紀早期。那麼當我們用這個宗教概念來研究儒教的時候會產生怎樣的曲解呢？儒教沒有教堂建築，也沒有超自然的神學觀念，似乎並不符合宗教的定義？當我們將科曼奇帝國（Commanche Empire）或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這些從未自稱「帝國」的研究對象冠以「帝國」名號的時候，我們又引發了怎樣的概念衝突呢？這些例子看上去像是學術詭辯，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宣稱要用孔子的整套認識論去抵制「西方」的諸多概念，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出這其中的政治因素了。
康拉德在這種爭論中尋求一個折中的立場，並試圖證明應該用懷疑的眼光審視所謂的「中國式認識論」或「俄羅斯思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康拉德所說的「全球史領域中的普遍性和對話性的傾向」。我們可以通過設立不同的宇宙觀來區分不同族群，但是我們還是要在現實生活中相互交流。最好的做法也許是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提出的，某些概念可能像「宗教一樣」是「不恰當但又必不可少」的。同時，努力研究當地人在交流中如何使用「宗教」或「文化」等西方概念也是很重要的。蒙古或科曼奇肯定有自己的，與西方不同的，類似於「文化」、「身份」或「國家」的概念，但也要意識到，事實上，這些文化也被捲入到了與西方概念的交往中。這樣的交互過程以其自己的方式構建起了智識生活史的價值。並且，這也為我們理解這些概念在今天的伊朗、印度、中國等國家的社會科學知識生產中的演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語境。
但是，康拉德也表示，我們或許應該對當今支撐起許多全球史學術著作的概念懷有更多懷疑精神。比如，康拉德指出，我們在用「移民」描述人類的各種遷移活動時要格外謹慎，「移民」大多數指代那種跨越邊境的移動，這一辭彙本身便傾向於將民族國家看作是移民研究的基本單位。
強調檔案研究可能是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之一。但是，如康拉德指出，有一種觀點認為，「從蒂華納（Tijuana）到聖地亞哥（San Diego）的短距離移動被稱作「移民」，而長途跋涉到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又不適用這個術語了。從有關移民的考慮中可以看出，人們默認將遷徙行動做了區分，日常人口移動是不被關注的，只有那些跨越國境的人口流動才被歷史學家視為移民。」與其將「移民」看作一個現實存在，不如認識到這種概念本身是一種「用於國家建構、帝國擴張和招募勞工的」工具（是18世紀中期被建構出來的）。這並不意味著研究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歷史學家必須放棄他們的項目，但這確實意味著，如果歷史學家研究一下邊檢人員和海關官員使用的術語如何建構起「移民」現象，歷史的內容就會更為豐富。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們的訪談只涉及到這本短小精悍的書籍（共312頁）的一部分主題。在《什麼是全球史？》這本書的其他部分里，康拉德還深入探討了其他一些問題，如全球史研究的責任或如何在不同時間的交匯點上書寫全球史。譬如，在聯繫與結構的交叉點做研究時，我們可能會搞混一些問題。當我們撰寫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時，可以採用一種全球史的視角，強調反猶主義的長期傳統，或強調大量猶太公民或臣民於20世紀40年代在自己的國家被謀殺。但在進行這種大敘事時是否可以將個人的選擇模糊化？這是否會掩蓋責任？
《什麼是全球史？》中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關於，在解釋歷史原因時如何處理不同時間片段的聯繫，這也是在課堂上經常討論到的問題。考慮到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後的經濟崛起，以及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在某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輕鬆講述一個中時段的原因，比如說中國的生產者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冷戰後期的中美合作後重新進入世界市場。
從另一方面來說，可以選擇一個更長時段的視角，考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正常」位置是什麼。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經典著作《大分流》認為，中國現在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實際上是向18世紀大分流前的經濟模式的回歸。這兩種研究路徑在表面上並沒有明顯的錯誤，但是怎樣解釋兩種觀點如何相互交織、相互制約，仍然是那些在全球視角下寫作中國歷史的學者的任務。但是，我們應該如何寫作這段歷史呢？
這些問題仍然存在，不過當師生們在規劃自己的研究項目時，可以參考康拉德的《什麼是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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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談話即將結束之際，我們詢問康拉德教授最近有哪些全球史著作讓他眼前一亮。他列舉了幾本出色的著作。其一是詹森·阿南達·約瑟夫森（Jason Ananda Josephson）的《日本宗教的發明》（Invention of Religion in Jap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這本書嘗試了康拉德在《什麼是全球史？》中所提倡的全球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在本書中，約瑟夫森探討了「宗教」的概念如何在十九世紀的日本出現。日本與西方在19世紀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對「宗教自由」的規定改變了日本人其後幾十年的精神生活。一些「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而另一些信仰體系則被視為「迷信」，比如神道，無論如何都不被看作是宗教。
除了約瑟夫森的著作，康拉德還高度評價了他的同事邁克爾·格貝爾（Michael Goebel）的《反帝大都會》（Anti-Imperial Metropol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我們在秋季號的「全球史論壇」中介紹過這本書。讀完之後還可以繼續讀佩卡·哈馬萊尼恩（Pekka Hamalainen）所著的《科曼奇帝國》（The Commanche Empire）。事實上，如果說格貝爾為如何理解歷史中的縱向權力關係提供了一個範例（即帝國大都會），那麼哈馬萊尼恩提供的範例則是關於那些如宗教或帝國一樣的「不恰當但必要的」概念如何表述現象，他的研究對象（這裡指北美科曼奇人）可能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不會用到這些概念。
當我們結束與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交談後，我們有信心可以讓《什麼是全球史？》成為更多讀者的枕邊書。全球史領域的快速變化讓解釋它的源頭和未來方向變得必不可少。但在這個「全球史」領域似乎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康拉德的著作對批判性地理解全球史有很大幫助，引人思考全球史視角的局限性。它有助於推動更細化的概念和術語的發展，而不是籠統地將若干視角都打上「全球」的標籤。
在向讀者介紹這一領域時，也闡明了仍有待完成的工作，我們相信這對課堂內外的眾人都有幫助。我們感謝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參加本期「全球史論壇」並與我們討論《什麼是全球史？》
謝謝閱讀
編輯：周婧怡 責任編輯：史宏飛
編審：張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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