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第一部中國史學史專著——《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史》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定價：￥65
[日] 內藤湖南 著；馬彪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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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藤湖南（1866—1934），是近代日本歷史學界的巨匠，是日本京都學派的開創者。內藤湖南在中國學方面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從對中國稀見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證、編輯、出版，到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劃分，對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論證，以及在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目錄學史、敦煌學、滿蒙史地等領域，也都卓有建樹。內藤史學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進行總體性把握，他關於中國歷史最著名的理論即是「唐宋變革」論，至今仍是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重要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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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馬彪，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秦漢史）博士，1987年起執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95年赴日先後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訪問學者，2002年起迄今為國立日本山口大學人文學部歷史學專業教授。多年從事秦漢史的教學與研究。代表作有專著：《秦漢豪族社會研究》（中國書店2002），譯著：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中華書局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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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介
《中國史學史》在湖南的龐大著作群之中，可謂名著中的名著。至於此書的成書始末，正如其嗣子內藤乾吉以及高足神田喜一郎在原著序、跋中所敘述的那樣，是根據他在京都大學講課的內容結集成書的。史學，是人類對自身經歷的過去予以自覺認識的學問，湖南是將中國上古至清代這樣一個長時期的歷史認識軌跡，作為一部龐大的史書著作史予以描述的。
本書不僅是著者賅博知識的產物，又加之原本有著一種講述的形式，所以絕非容易讀懂之作。著者歿後，內藤乾吉等雖對原著附以章、節目錄，但也只是為讀者提供了一些便利，至於探索本書的旨趣則仍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一邊探索著者本意一邊閱讀此書的話，就能使人體會到著者對中國史學發展主線的清晰描述，以及對其背後存在之時代思潮史所作的深層闡述。
然而，對於本書這種驚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說這與湖南對於中國學術出眾的知識，對中國文化發展的非凡見識是分不開的，進而應該加上一點，即還有他本人與中國文化之間關係的特殊方式。本書中他提到了歷代中國學者的見解，並屢屢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有時也批判以往的見解，這應該說正意味著他是把自己也置身於中國史學史之中的。
——谷川道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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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中國史學史》中文版序
例言
第一章 史的起源
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發達
第三章 記錄的起源
第四章 史書的淵源
第五章 《史記》——史書的出現
第六章 《漢書》
第七章 《史記》、《漢書》以後史書的發展
第八章 六朝末唐代出現的史學變化
第九章 宋代史學的進展
第十章 元代的史學
第十一章 明代的史學
第十二章 清朝的史學
附錄
中國歷史思想的起源
章學誠的史學
中國史學史概要——從《史記》至清初
跋
後記
歐洲「歷史主義」與中國史學——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譯後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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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
今天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史記》，評論中既有十分確切之處，也有不夠充分的地方，甚至還有與司馬遷本意不相吻合的情況。《刺客傳》、《遊俠傳》就是這樣的例子，尤其是對《遊俠傳》以往都是抨擊司馬遷不該建立此傳的觀點。其實，《遊俠傳》是司馬遷筆法中最為巧妙的作品，其意義在於承認了在那種政府制度不完善的時期，在民間所運行的某種代替政府而施行事實上社會制裁的職能。這有些類似於日本德川時代末期的情況。將《史記》與《漢書》的《遊俠傳》、《貨殖傳》作比較的話，就不難看出司馬遷與班固對此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也可以看出不同時代的差異性。《史記·貨殖傳》記述了司馬遷生活的年代中，由於政府管理的不健全，每個人都不遺餘力地發奮競爭，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的現狀。《遊俠傳》則描述了作為社會不平等所造成的結果，產生了以個人力量制裁不平等之遊俠人物的情況。然而，至漢代中期，宣帝嚴肅了政令，那種民間的個人行為也變成了對政治的妨害。所以，《漢書》對此是從政府管理的立場出發，視遊俠為有害於社會安定的人物。不過，也不能因此就一味指責班固治史不問義法，畢竟是不同時代之間觀點上的差異而已。大體上說，司馬遷作為歷史所撰述的列傳，有著承認個人能力的特色。這是因為畢竟自春秋末直至漢初，是一個憑藉個人能力而自由競爭的時代。司馬遷一面承認個人能力的社會作用，一面又針對大一統時代的天子應當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考察古今制度，並提出了採用最為正確有益於教化的要素，他是意在表達那種不應以君主好惡改變制度，制訂禮樂、封禪、平準並非真正意義上治理天下的方法。為此，他參考古今，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大體而言，在司馬遷本人來看，《史記》是一家之言的著述，特點在於表達了這一主旨，而不僅僅是歷代事實的羅列。《史記》是有在編纂上的微妙意圖和論斷中體現出自己一家之言的特色。當然，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種根據一己方針撰寫歷史的做法還有個是否正確的問題，但是由此而總結出貫通古今沿革的真理這一點，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雖然就其撰述目的而言，自有其繼承《春秋》之意，但是就《史記》這部著作來說，已經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歷史著作沒有多大差別了。
今天，《史記》不僅在司馬遷著述的主旨上，而且在其他方面對我們也都是頗有教益的。例如經學家可以在《史記》中窺知漢初經學的遺迹，即《公羊》學、《詩》的《三家詩》、《尚書》中的今文被保留了下來。另一方面，在司馬遷所採用的諸子百家之書中，有著可以用來辨別今本諸子百家書籍哪些部分可信的材料。比如，就像方苞根據《史記》研究《戰國策》那樣。但是，這些都不是司馬遷所能預期的，而是偶然的產物。作為歷史的本體，由於《史記》在真正的記錄之外，還包括了從當時的傳說和學問研究成果推斷之曆法，所以在當時已經是非常科學的著作，但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的話，仍有很多缺點。尤其是書中採用了許多口頭傳說的材料這一點，從今天以事實考證為主的歷史學來看，則不能不說是最大的缺點。儘管如此，我們又確實無法片面地認為在古代口頭傳說的價值就一定不如文字記錄。雖然口頭傳說無疑是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的，但是口頭傳說畢竟是沿著各自途徑，為了各自目的才傳授下來的，而不考慮其他流派。似乎與書寫文書的人一樣為著自己的目的，而不顧其還有別的意義這一點確實存在。將各種出於不同目的所形成的口頭傳說予以彙集，就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差異，並從中找出真相，司馬遷就特別注意了這一點。雖然在他的寫作中，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有一些不可能不記載的事情卻沒有記載。但司馬遷彙集各種材料進行判斷，選取自認為最為雅馴者，這在當時的歷史編纂法來說，幾乎可以說是最佳的判斷了。正如鄭樵、章學誠所云，司馬遷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綜合史家，而且在他之後再未出現過這樣的綜合史家了；不僅如此，就連其著述的真意長期以來也未能被人所理解。雖然，這在宋以後才逐漸變得分明起來，至清朝基本得到理解，但是即便在今天也很難說已經得到了足夠的理解。尤其在日本，學者對《史記》的意見更是淺薄而不足取的。
（節選自：第五章 《史記》——史書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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