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氣象——簡析王維、李白、杜甫詩歌的風貌
一、概述
盛唐氣象是一個時代的性格形象，是對盛唐詩歌的精神面貌、藝術風格的共性的概括，是盛唐詩歌所共同表現出來的基本面貌。它的提出肇始於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答吳景仙書》），以後歷代詩家對此進行了不同的闡述和分析。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氣象，這蓬勃不只由於它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這時代性格是不能離開了那個時代而存在的。盛唐氣象因此是盛唐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林庚《盛唐氣象》）」，「蓬勃的朝氣，青春的旋律，這就是盛唐氣象與盛唐之音的本質（同上）」。
盛唐氣象既然是時代的產物，那麼，考察它的形成和發展，我們就應該和盛唐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藝術等聯繫起來。事實上，眾多的唐詩研究者也正是從這個角度進行闡發、論證的，代表性的論文如葛曉音的《論初、盛唐詩歌革新的基本特徵》（《中國社會科學》，1985,2）、霍然的《唐代美學思潮》中的「唐代美學思潮的展開」部分，這兩篇論文側重點不同，但都在詳實的資料、嚴謹的論證基礎上，精闢地對「盛唐氣象」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本文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即詩歌本身對「盛唐氣象」進行分析。
研究唐詩，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唐詩的分期，研究者一般把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四個階段，雖然在具體年代的明確分期上存在歧義，但四期說卻沒有過動搖。按照四期說，從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712—762）這半個世紀稱為盛唐（《唐詩鑒賞辭典，序》，上海辭書出版社），這個時期的詩人主要有孟浩然、王維、崔顥、綦毋潛、祖詠、儲光羲、常建、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李白、杜甫等，可謂英才薈萃、群星璀璨。所以，這一時期的詩歌形成了百花齊放、奼紫嫣紅的繁榮景象。邊塞軍旅的大漠雄風、征戰苦寒，田園山水的詩情畫意、鳥語花香，無不展示著蒸蒸日上的時代魅力。在藝術風格上，正如明.高棅描繪的：「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唐詩品彙.序》）。
盛唐時代的詩人們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氣象」和「建安風骨」以來的我國古典詩歌中的優秀傳統，以積極熱情的生活態度謳歌、描繪自己的時代，塑造出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格的藝術形象，這個形象的藝術體征，就不可能離開那個時代而存在。普列漢諾夫在《論西歐文學》寫道：「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它的時代的表現」，並指出：「它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是由這個時代的趣味、習慣、憧憬決定的，而且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質由他的時代的性質而定的這種關聯也就愈強烈愈明顯。」在文學藝術的發展史上經常出現因受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具有一定時代的共性，即形成居主導地位的美學傾向和文化潮流的現象，「盛唐氣象」正屬於這種情況。然而，一個詩人風格的形成，不但與社會和時代的環境有關，也和個人的生活經歷和藝術實踐密切相連，因此，他的作品表現時代共性的同時，又往往保持著鮮明獨特的個性，這個創作規律規定了「盛唐氣象」在盛唐詩人們的筆下必然同中有異、氣象萬千。
事實上，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跨度上，因為時代環境、生活態度、社會經歷和個人思想的不同，「盛唐氣象」在盛唐詩人們的筆下是表現著不同風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大詩人是王維、李白、杜甫，在他們筆下，我們彷彿能看到那豐富多彩的生活畫面、那熱情洋溢、執著追求理想的唐代先民，彷彿能親身感受到那充滿朝氣、充滿巨大感染力量的時代氛圍。
二、被歪曲的王摩詰
對於王維，最著名的一段論述莫過於「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北宋，蘇軾《東坡志林》）。在人們的眼裡，王維以山水詩著稱，特別是他後期描寫隱居終南、輞川的閒情逸緻的作品。人們一般以天寶初為界，將王維的思想和創作分為前後期。前期熱情、後期隱逸。而人們更多注意的是他後期的作品。如劉大白《中國文學發展史》對他的前期創作一語帶過，游國恩等五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也側重在於他的山水詩的評述。在人們眼裡，他似乎是個「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的形象，這其實是對盛唐時期的王維的一個絕大的歪曲。林庚先生早在1985年發表的《唐代四大詩人》一文中已經指出這個現象並分析了原因，可惜未引起重視（對於原因，限於論題，本文不加以論證）。林先生在文中首先指出王維在盛唐享有盛名，但他在當時有影響的詩篇並不在山水詩方面，而是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描寫了各種題材的真實地反映了廣泛的現實生活的作品。林先生在文中寫道：「王維彷彿是那時代中一個純凈樸素的歌手，並不在突出自己什麼……他的生活中既缺少戲劇性，他的詩歌也寫的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他並不超越時代，而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將這個時代所帶來的新鮮氣氛傳達出來。如果說，李白是在追求盛唐時代可能會得到的那些東西，因而成為一個集中的表現，那麼，王維則是反映了盛唐時代已經得到的那些東西，因而成為一個普遍的反映」，將王維與李白並提，評價可謂高矣，而這恰恰更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王維在藝術上的多方面造詣使他成為盛唐文化的完美體現者，在詩歌創作上的多方面的藝術才能（五、七言律詩、絕句、歌行、樂府等），也使他的詩歌體裁無所不備，再加上他在盛唐之初就已成名，因此他完全擔負得起歌唱盛唐、反映盛唐的重任。那麼，「盛唐氣象」在他的筆下有什麼特點呢？
1、朝氣蓬勃的青春氣息，明朗豐滿的藝術形象，構成了王維詩歌的總體氣氛。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是描寫邊塞風光的名句，它被王國維譽為「千古壯觀」，它意境雄渾、畫面開闊，充滿激情。實際上，在盛唐時代，這種邊塞豪情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信心上的，沒有生活中的無往不在的蓬勃朝氣，所謂邊塞風光也許會被那荒涼單調的風沙所淹沒。
著名的《渭城曲》是一首富於時代特色的名篇：「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自古行旅離別，「黯然銷魂者」（江淹《別賦》），然而，我們在這裡感受到的是依依深情和充滿希望，而毫無蕭索寂寞之意。從晴朗的天宇，到潔凈的道路；從青青的客舍，到翠綠的楊柳，構成的是一幅色調清新明朗的圖畫。寫離別情緒哀而不傷，基調明快，這就是盛唐詩歌的特色。
而那令人難忘的南國紅豆：「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紅豆》），這裡的「相思」，可以說是愛情，可以說是友情，也可以說是鄉情，它含有非常廣泛的思想感情，卻又形象鮮明，令人難忘。至於那「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送沈子福歸江東》）的這片生機盎然的春光；那「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漢江臨眺》）、「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送邢桂州》）的高遠雄渾的氣勢；那「瀑布松杉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送方尊師歸嵩山》）、「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山中》）的自然飛動的情緒，無不通過大自然的各個方面表現出時代生命的脈搏，不是圖畫，勝似圖畫，正是盛唐人的青春氣質，使平凡普通的田園山水煥發出了奇特的色彩。
盛唐時期王維的精神狀況乃是《少年行》中的那種生氣蓬勃的少年精神：「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少年行其一》）、「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少年行其二》），這裡洋溢的乃是對遊俠少年的豪邁性格和浪漫生活的歌頌，對他們的俠肝義膽和血氣方剛的肯定。而在對邊疆軍將的描繪中，更是以「報讎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百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麒錦帶佩吳鉤，颯沓青驪躍紫騮。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燕支行》）的昂揚激烈的情緒盛讚了如火如荼的雄強軍威，表現了那個時代人們的英雄氣概，充滿著隆唐盛世的旺而不渴的強大生命力和舉世矚目的陽剛之美。
2、以積極熱情的生活態度，全面地反映了盛唐時代的各個側面。王維很少寫特殊的體裁，也不著意於表現題材中的特殊部分，這使他的詩歌更富有普遍的意義。王維的詩歌今存四百多首，涉及到盛唐社會生活的多個側面。
1）王維的邊塞詩現存30多首，而通常稱之為邊塞詩人的李頎，卻只有不到10首的邊塞詩。實際上，王維的邊塞詩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像《隴西行》、《隴頭吟》、《老將行》、《少年行》等都是名篇。
2）王維的山水詩歷來膾炙人口，數量眾多，在中國山水詩的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
3）王維早年「少年識事淺，強學干名利」（《贈從弟司庫員外絿》），銳意進取，仕途順利，後來謫貶濟州，以後經張九齡提拔拜右拾遺，而隨著張受權奸排擠下台，王維的政治熱情重新冷卻，在這個階段中，他寫的《獻始興公》、《寄薊州張丞相》、《被出濟州》、《濟上四賢詠》、《酬張少府》等詩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對當時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反映。
4）婦女題材的作品。代表作如《息夫人》、《洛陽女兒行》、《早春行》、《西施詠》等。在這類作品中，王維不僅揭露了權貴驕奢淫逸的生活，也委婉地表達了對婦女的同情，具有一定進步意義。
5）廣泛地抒發了人們日常生活中各種細緻入微的感受，如離別（《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相思（《伊州歌》）、鄉情（《雜詩，其二》）等。這類作品大多充滿詩情畫意，又洋溢著健康、樂觀的情緒，給人以美的享受。
3、作為盛唐時代的代表詩人，王維一方面積極地歌頌生活中健康、美好的事物，以浪漫的情緒、青春的氣息和明快的風格為人所稱頌，另一方面又以嚴肅的生活態度，對某些黑暗、不公正的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批判，這也是構成「盛唐氣象」的一個重要內容。如他在《濟上四賢詠鄭霍二山人》中指出「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對上層社會中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身居高位、享受特權的現象深表不滿。在《寓言二首》里，他也對封建社會的不合理現象進行了直接地有力地抨擊，表現出詩人對社會的認識是清醒、深刻的，這在《老將行》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老將行》寫一個自幼英勇、身經百戰而被統治者棄置不用的老將，當聽到外族入侵又雄心勃勃地奉詔出征，詩中既表現出老將的高尚節操和愛國熱忱，又揭露了統治者的冷酷無情、賞罰蒙昧。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盛唐時代政治昏庸的一面，這不能不使我們佩服詩人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清醒的政治頭腦，然而，這首詩的意義不僅僅在此。當我們反覆體會這首詩時，我們會發現，詩中雖然有對現實的不滿和揭露，但更多的是對現實的歌頌和讚美，是充溢全詩的一種令人振奮的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和建功立業、壯志報國的激烈胸懷。即使在「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的待遇下，老將仍舊保持著「願得燕弓射大將，恥令越甲鳴吾軍」的熱忱不令人感動嗎？何況，在「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中山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須兒」的經歷中；在「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的勢不可擋、金戈鐵馬的軍旅生涯中；在「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的令人激動、扣人心弦的緊急軍情中，不都洋溢著那個時代的從軍報國、積極進取的精神和血氣方剛、龍騰虎躍的勃勃生氣么！在揭露的同時接受現實，在抨擊的同時充滿希望，這就是「盛唐氣象」。
三、現實的李太白
李白和王維都生於盛唐前夕約十多年，盛唐之初，他們正當青少年時期，面對著朝氣蓬勃的時代，高唱出爽朗不盡的「盛唐氣象」，但無論從內容或形式上，更富有時代精神，更代表「盛唐氣象」的無疑不能不是李白。這不僅由於李白在詩歌上的才能和天分，而且由於在盛唐那個青春煥發的時代，沒有人比李白更天真和自信，沒有人比李白更誠摯和執著。儘管在後人心目中，李白的名字往往和「詩仙」這個純屬美學領域的評價聯繫在一起。實際上，無論是李白的詩、李白的文，還是李白的生活、行為方式，全都牽動著開元、天寶間整個社會的注意。這正像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指出的那樣：「這裡不只是一般的青春、邊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視世俗，不滿現實，指斥人生，飲酒賦詩，縱情歡樂……『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以及國舅磨墨、力士脫靴的傳說故事，都更深刻地反映著那個時代初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的情感、要求和想望，他們要求突破各種傳統約束羈勒，他們渴望建功立業，獵取功名富貴，進入社會上層；他們抱負滿懷，縱情歡樂，傲岸不馴，恣意反抗……」李白在他的詩歌里，奏出了盛唐藝術的最強音。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李白作為時代的典型人物，不僅是他的詩，而且是他的人，都無不洋溢著時代氣息。談及「盛唐氣象」，如果單純地談論他的詩歌，是不全面的。在李白的生活、創作中，時代精神完美統一，他也因此成為那個時代的集中、典型的代表人物。
1、對於人生執著而熱情的態度，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盛唐精神在人格上的表現。
李白作為盛唐精神的具體體現者，有時會令人感到迷惑：他究竟在追求什麼？你看，他追求功名，遂有「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使寰區大定，海內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的志向；他追求神仙，遂有：「不向金闕游，思為玉皇客」（《草創大還贈柳官迪》）的狂吟；他追求林泉之樂，遂有「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峰壑」（《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的感發；他追求醉鄉中片刻的沉迷，遂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月下獨酌》）的快語……功名、神仙、林泉、醉鄉……都是李白，又都不是李白。對功名的執著，他不及杜甫；對神仙的專一，他不及羽客；對林泉的雅愛，他比不上陶謝；對酒杯的貪歡，他也無劉伶的昏醉……然而，也只有李白，能把功名、生活、信仰、藝術貫穿一起，而貫注其中的則是布衣知識分子的鋒利的銳氣、一種向門閥世胄挑戰的反抗精神、一種在海內清晏、政治開明的歷史瞬間大有作為的生活勇氣。
少年的李白正值唐王朝的黃金時代，「開元之治」激發了人們的雄心壯志，於是李白懷著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仗劍出國，辭親遠遊」，但「遍干諸侯」，苦無結果，他自己說是「南徙莫從,北游失路孤劍誰托,悲歌自憐」 。天寶元年，李白以文名奉詔入朝，自以為可以大展宏圖、奮發有為，但玄宗不過借他裝點太平而已。天寶三年，李白因遭讒受謗而被迫「賜金還山」（葛曉音《李白一朝去京國以後》一文對此論證甚詳），隨著天寶年間政治的日益腐敗，他對現實的認識逐漸加深。其後十年間，李白主要盤桓在梁宋一帶，，這是盛唐社會矛盾和政治危機激化的十年，現實使李白的頭腦日益清醒，而拯世濟時的理想也日益明確。安史之亂爆發以後，李白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戰亂給人們帶來的苦難進一步激發了他報國的決心，於是以一片挽救祖國危亡的熱情參加了永王軍幕，詩人的悲劇就這樣產生了。永王以叛亂被誅，李白也因此被流放夜郎。但即使遭此打擊，他濟世報國的熱情也沒有改變，甚至在歷盡磨難、老病纏身的情況下還要求參軍平定史思明之亂（《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這種不計個人恩怨的高尚品格，百折不撓的積極進取之心，說明李白絕對不是超然世外的。事實最雄辯地說明了李白的心中所思所想。天寶亂前，李白堅持和平主張，是為了愛祖國愛人民；天寶亂後，李白不斷地爭取參加收復失地的軍隊，也是為了愛祖國愛人民，這就是李白的愛國主義精神的體現。
同時，李白作為在時代大潮中翻江倒海的人物，他總是在追求更高的理想，因此就不免出現與現實的矛盾。李白對於阻礙社會發展的勢力總是採取抨擊和蔑視的態度，對時代總是提出更高的要求，這正是盛唐精神中理想和信心的體現。這些理想和追求未必都能得到實現和滿足，但卻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盛唐時代蘊含著的蓬勃向上的力量。
李白的一生都在為理想而熱情謳歌，從而成為盛唐時代最富於豪情的詩人，所以被譽為「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涌;白雲從容,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胡應麟《詩藪》），千百年來，李白當之無愧地成為「盛唐氣象」的集中代表。
2、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波瀾起伏的感情基調，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美感力量——盛唐氣象在詩歌上的表現。
時代造就了李白，李白也沒有辜負他的時代。李白一生為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盡了最大的努力，雖然他走過的是一條在政治上不斷失敗的道路，但卻在不斷地追求和反抗中登上了盛唐積極浪漫主義詩歌的頂峰。他詩歌中的那豐富的想像、解放的個性、通俗而飛動的歌唱，青春與浪漫的氣質，無一不是屬於那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些表現為太陽般的鮮明的形象，感染了無數的人們，這就是李白的光輝成就。
李白的詩歌氣質使浪漫的，這浪漫意味著更高的解放要求。是帶著不可抑制的力量，是鼓舞著更為高漲的熱情的。他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反映了現實中人對自身價值的肯定，這乃是時代的驕傲。至於他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都是對於現狀不滿而發出的有力的呼聲，是對統治者的抗議。正因為如此，他在「投杯舉著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行路難》）的困惑中卻發出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豪情逸致；在感嘆「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同時，又有「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的高亢歌唱。他在詩歌中揭示了自己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痛苦，但是，他並不因為失敗而放棄理想的追求。在《梁甫吟》的艱苦求索、不得施展的感情傾瀉中充滿著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直到詩的末尾，他仍在高揚著勝利的信心：「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臲屼當安之」，這真是「即使是享樂、頹喪、憂鬱、悲傷也仍然閃爍著青春、自由和歡樂」（李澤厚《美的歷程》），這就是典型的「盛唐氣象」。
在李白的一生中充滿了大起大落的變化，他受過皇帝的禮遇，又當過罪犯被流放；他時而縱論王霸大略，時而混跡漁商；他可以揮金如土，轉眼間又囊空如洗，這些戲劇性的變化和不同尋常的生活，造就了李白的性格，也構成了李白詩歌波瀾起伏的感情基調。如果說，王維的詩歌彷彿是新鮮的空氣，清盈而透徹；那麼，李白的詩歌則是長風巨浪，波瀾壯闊。「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江上吟》），這毋寧不是他自己的寫照。李白就彷彿是時代高潮上的一個弄潮兒，他的詩歌中澎湃著時代的風濤，充滿了強烈而集中的藝術力量。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高唱：「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在這裡，他對當朝權貴嗤笑指責，對被杖殺的李北海更稱讚其「英風豪氣」，愛憎如此分明，和朝廷完全處於對立地位。這不僅表現了李白的桀驁不馴的叛逆精神，同時對統治者的「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的顛倒黑白、殘酷暴虐的黑暗面目也做了無情的揭露，而傲視王侯、抨擊權貴的意識更是登峰造極，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李白的人生理想是要從一切世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做一個頂天立地、獨來獨往的人，因此，一切庸俗現象都會引起他尖銳的抨擊，激發他嫉惡如仇的性格。如果說他反權貴的精神是為了保持一個布衣寒士的骨氣和節操，那麼，他反庸俗的精神則是出於對凌雲壯志的追求。他嘲笑迂腐古板的儒生（《嘲魯儒》），對攀龍附鳳是鬥雞走狗之徒更是嗤之以鼻（《古風》），李白是有著使「海縣清一，寰區大定」(《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宏偉理想的，而且不做則已，一做就要直接過問天下大事，並且始終相信自己能夠達到這個目的。這便給他的詩歌帶來了一種英雄氣概。因此，即使是悲憤，也不失其豪放；即使是失敗，也不失其信心。他的詩歌因此感情充沛，波瀾壯闊，體現了盛唐時代的發展力量，而這力量又因為他的傑出的藝術才能得到了加強。
我們閱讀李白的作品，常常會感到一種異乎尋常的力量。他說：「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這是對祖國河山偉大氣魄的歌頌；他說：「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這是對壓抑人才的吶喊；他說：「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秋浦歌》），這三千丈的白髮何等動人心魄；至於他的萬口傳唱的《蜀道難》則更是足以「驚天地、泣鬼神」了。
盛唐時代是盛唐詩人們視野遼闊，朗爽不盡，而李白更是具有無邊的氣勢。「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子夜吳歌》）中的蕭蕭邊關到了李白筆下便是「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那浩浩蕩蕩的萬里長風，竟從玉門關上暢通無阻，一掃而過。長風如此，巨浪又何嘗不是：「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橫江詞》），而長江黃河更是波濤翻騰，白浪連天：「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這是何等的胸懷，何等的氣魄，所謂「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日出入行》）。
李白一生大半過著浪遊生活，因此，他寫下了大量遊歷名山大川的詩篇，他的酷愛自由、追求解放的性格也常常藉此表現出來。李白喜愛的山水往往不是寧靜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絕壑的大山、天外飛來的瀑布，這些景色特別契合他那叛逆不羈的性格，《夢遊天姥吟留別》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夢境的描寫，尤其令人目眩神迷，最後由夢境幻入仙境，更完全是色彩繽紛的神話世界。淋漓揮灑、心花怒放的詩筆，寫出了詩人精神上的種種歷險和追求，好像詩人苦悶的靈魂在夢裡得到解放，這其實是對現實世界中黑暗現象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排遣憂愁的反映。「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這才是李白的真心話。李白的這類詩歌當作如是觀，李白的尋仙訪道、沉迷杯酒亦當做如是觀。
在李白的山水詩里，更多的則是對祖國壯美河山的禮讚。李白的腳步曾走遍了長江黃河兩岸，在他的筆下，既描繪了祖國山河的壯麗雄偉，表現陽剛之美，如廬山的飛瀑，蜀道的奇險，《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中籠罩著神話氣氛的華山，《將進酒》、《公無渡河》中奔騰咆哮的黃河，《關山月》中的長江風浪，都寫得驚心動魄，表現了詩人的壯志豪情和廣闊胸懷，反映了追求自由反對羈絆的鮮明性格；又描繪了大自然的明媚秀麗，表現出一種陰柔之美，如《渡荊門送別》的「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夜下征虜亭》的「山花如綉頰，江火似流螢」、《尋雍尊師隱居》的「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秋登宣城謝脁北樓》的「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清溪行》的「人行明鏡里，鳥度屏風中」等，這些景色描寫同樣充滿健康明朗的氣息，體現了盛唐時代特有的安怡、寧靜、和諧的氣氛，同樣也反映了詩人對光明的憧憬。正是李白的這類詩篇，使多少足不出戶的人們認識了祖國的壯大美麗，激發起對祖國河山的由衷嚮往，這就是盛唐氣象的魅力罷。
四、屢受不公的杜子美
唐代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中的最高潮，也是中華民族古代最令人嚮往的時代，站在時代定點上，歌唱出整個民族的面貌與命運的最偉大的詩人是李白和杜甫。雖然在年齡上他們相差十一歲，生活、創作的時期也有先有後，如李白大部分的活動是在安史之亂前，杜甫大部分的活動是在安史之亂後，但他們都是同盛唐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然而，歷代詩家、研究者談及盛唐氣象卻多提李白，即使涉及到杜甫，也把他規劃入另一種「盛唐」（代表如李澤厚《美的歷程》、霍然《唐代美學思潮》，當然，他們是從美學及美學思潮的角度出發的），這其實是一種誤會。但即使在詩歌成就來看，我們翻一翻中國文學史或歷代詩話詩論，會驚奇地發現，唐代一些著名的詩集如《河嶽英靈集》、《中興間氣集》都不選杜詩，即使在經過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揄揚，經過韓愈的「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的高度評價以後，晚唐《極玄集》仍不錄杜詩。與此相對的是，在宋代杜甫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如王安石編杜歐韓李四家詩，以杜為第一，秦觀推杜為「孔子大成」，鄭尚朋推杜為「周公製作」，黃庭堅推杜為「詩中之史」，楊萬里推杜為「詩中之聖」，王元美推杜為「詩中之神」，羅景綸推杜為「詩中之徑」，可謂日隆中天，無可匹比（其原因見《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本文不再贅述）。這個有趣的文學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為什麼眾多的論杜者不言「盛唐氣象」？老杜筆下是否已無「盛唐氣象」？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我們認為，在老杜筆下，盛唐精神仍然貫注其中，盛唐氣象也同樣存在。上述那些盛譽，其實正是源於盛唐氣象的巨大魅力。杜甫作為和李白齊名的偉大詩人，他們都以追求理想的強烈性和面對黑暗的鬥爭性照亮了整個詩壇。他們是懷著兩樣的心情，並肩站在時代的巔峰之上：李白是帶著青春朝氣高歌自己的時代的，杜甫是帶著深沉襟懷、樂觀精神描寫自己的時代的，孕育他們的，都是開元、天寶「盛唐」安定繁榮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只不過他們前後的時間差異使他們的創作題材不同而已。事實上，「兩種盛唐」的主張者也承認，「它們一個共同特徵是，把盛唐那種豪雄壯偉的氣勢情緒納入規範……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種磅礴的氣概和情勢，只是加上了一種形式上的嚴密約束和嚴格規範」（李澤厚《美的歷程》），「杜甫美學觀念產生與形成的時期，與李白等盛世之巔上的美的創造者並無太大的質的不同，也是由開元、天寶當年那個富裕強盛、如日中天的社會環境決定的」（霍然《唐代美學思潮》），既然如此，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認為「真正的盛唐之音只是前者，而非後者」（李澤厚《美的歷程》）呢？林庚先生說：「杜甫雖親身經歷天寶亂後的一些年月，而其安身立命之處，沉鬱頓挫之際，實又孕育植根於盛唐時代」（陳貽新《杜詩評傳.序》）確是不刊之論。
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老杜筆下的「盛唐氣象」罷。
1、銳意進取、蓬勃向上、壯志凌雲的前期。如果說「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是杜甫青年時期敢於攀登絕頂、俯視一切的雄心和氣概的寫照，那麼，「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馬》）的「胡馬」則反映了盛唐時代國力的強盛和廣大書生寒士渴望建功立業、封侯萬里的豪情。老杜曾滿懷眷戀地追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壯遊》），「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昔游》），還有那「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里，報答在斯須」（《遣懷》）的習俗風尚，「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壯遊》）的快意生活，以及詩人筆下那種氣吞山河、橫掃千里的壯美，所謂《望岳》「氣骨崢嶸,體勢雄渾」（仇兆鰲《杜詩詳註》）、《房兵曹胡馬》「詞語矯健豪縱,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前」（楊倫《杜詩鏡銓》）。在這些詩篇里，使我們感受到使心靈震撼的氣勢力量，感受到積極向上、不斷進取的激情。在這個時期，杜甫正值開元盛世，他的十年壯遊以及接觸到的昇平景象、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使他這時期的詩歌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與王維、李白等青春優美、健康明朗、倜儻不羈、吐氣虹霓的作品一脈相通，這就是我們今天提到的「盛唐氣象」。
然而，如果杜甫僅僅停留於此，那就不可能產生後來那樣巨大的影響，也不可能獲得並肩李白的地位，實際上，正是那些在杜甫顛沛流離、備受艱苦的歲月里產生的詩篇，才造就了偉大的詩人。
2、執著的追求，深沉的情感，頑強的精神，博大的胸懷，強烈的現實主義——杜甫的「盛唐氣象」。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盛衰轉折點，也是唐詩發展的轉折點。曾經被盛唐詩人們熱烈歌唱過的一些題材，如邊塞、遊俠，在安史叛軍的鐵蹄下已經沒有意義，而他們一心一意追求的自適其適的浪漫生活也喪失了所憑依的基礎。於是，他們有的逃避，有的沉默，但對方在殘酷的戰爭、苦難的環境里不但沒有停止自己的歌唱，反而投入了更大的熱情，以積極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實地反映著現實生活。即使在大局極危的情況下，他也從來沒有喪失必勝的信心。他密切地注視著時局的發展，用詩歌及時地反映了每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雖然他曾經和災難深重的勞苦人民一起流離失所、饑寒交迫，但一生中始終洋溢著火一般的熱情，從來沒有過低落和消沉，即使對日常生活、自然景物也無不充滿深情，這就是杜甫的盛唐精神。同李白相比，它不是更顯得實用和易於接受嗎？文天祥在獄中專讀杜詩，並在《集杜詩自序》中說：「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恰好說明了杜詩的普遍意義。清人葉燮《原詩》說：「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朋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為基」，而這「胸襟」，正是在那隆唐盛世年間培養出來的。杜詩中的信念的堅定、生活的熱情、情感的豐富，誰能說不是「盛唐氣象」的體現呢？
杜甫的詩歌，不論是敘事還是抒情，都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深刻地表現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願望，帶著濃厚的現實主義氣息。他的詩大部分政治色彩極為強烈，直接寫到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揭露了統治階級的醜惡和社會的黑暗，表現了人們的不幸和痛苦，甚至為了增強寫實的色彩，以年、月入詩，比如從《哀江頭》、《悲陳陶》到著名的「三吏」、「三別」，以及他在安史之亂期間的全部詩歌，就是一部形象地概括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之交動蕩始末的「詩史」，所謂「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 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 （葉夢得《石林詩話》）。
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對方一方面注視著生活的陰暗面，一方面又善於發現生活中光明、美好、善良的東西，即使它們非常微弱，只是一絲憧憬、一線希望、一個萌芽，他也不會漏過，而是用蘸滿熱情的筆將它們描繪下來。他以詩人的敏感和熱情待人接物，看起來很普通的日常生活，一經他點化之後，無不詩意盎然。所以每當我們翻開他的詩集，總會感到一股濃郁的生活氣息，讓我們更深更廣地領略生活的意義。很難想像，一個厭世的、否定人生的人，會對祖國、人民有什麼執著的感情。因此，杜甫的大量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雖然沒有揭示出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但可以培養人們高尚優美的生活情趣，堅定人們生活的意志，可以使人們得到健康的休息和美的享受。此類作品如《月夜》、《春望》、《贈衛八處士》、《月夜憶舍弟》、《南鄰》、《江村》、《野老》、《客至》、《絕句漫興九首》、《春夜喜雨》、《絕句四首》等。
當我們瀏覽宋元人的詩論詩話，我們會發現他們更多推崇的是杜甫入蜀以後在成都、雲安、夔州這一時期的作品。這是因為他們做詩論詩，多以律詩為主，他們把杜甫捧為「唐律之祖」，他們更崇拜的是杜甫的句法、字法，而極少注意他們反映社會現實的高度的思想性。而在中晚唐，雖然杜甫的作品屢受冷遇，但學習者甚眾。如宋代孫僅在《讀杜工部詩集序》中指出:「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煊俗」，孫僅在這裡指出諸家學杜「皆出公之奇偏」，可謂中肯，但原因他卻沒有指出來。我們認為，他們之中有的詩歌藝術性也許可以和杜甫相媲美，但他們缺乏的則是杜甫的熱愛生活、追求理想、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他們儘管也創作出許多深刻揭露現實問題的好詩，但他們已失去了盛唐人的遠大理想、英雄氣魄和通達的生活態度，於是，「苦澀」、「怒張」、「深僻」、「迂遠」、「詭怪」、「爛熟」等各種弊病也就隨之而生。皎然《詩式》所總結的「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六至」，恰好區分了盛、中、晚唐詩的藝術風貌。
「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如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匯」（胡應麟《詩藪》）。且不說前半句的評價是否公允，但「李如星如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匯」可謂精到。李白和杜甫，都以積極的人生態度、傑出的藝術才能為我們展示出盛唐盛世，而「盛唐氣象」在他們的筆下同樣令人激動，震撼人心。在言及「盛唐氣象」時，我們有什麼理由談李不談杜呢？在評價個人的文學成就時，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抑李揚杜或者抑杜揚李呢？
參考書目
1、《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2、陸永品《詩詞鑒賞新解》
3、李澤厚《美的歷程》
4、林庚《唐詩綜論》
5、陳貽焮《杜甫評傳》
6、陳貽焮《論詩雜著》
7、肖馳《中國詩歌美學》
8、霍然《唐代美學思潮》
9、宗白華《藝境》
10、於民《氣化和諧——中國古典審美意識的獨特發展》
11、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發展史》
12、劉大傑《中國文學史》
13、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綱要隋唐五代部分》
14、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
15、安旗《李白研究》
16、喬象鍾《論李白》
17、傅庚生《杜詩散譯》
18、張健業《中國詩歌簡史》
19、施蟄存《唐詩百話》
20、王水照《唐宋文學論集》
21、《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
22、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歷代詩話選》
23、霍松林《古代文論名篇評註》
TAG:全球大搜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