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那麼多人的災害，為什麼媒體不報道？

颶風、洪水、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常常出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和電視的黃金時段，配上「駭人聽聞」的死傷數字，新聞滾動播出，社交網站上的討論也層出不窮。看著這一切，你恐怕不會感受到，自然災害在媒體和受眾間的待遇，也有層級之分。

和火山爆發、颶風肆虐這種 「受到媒體特殊照顧」的災害不同，有些自然災害，即使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死傷，卻鮮有人問津。

比如熱浪。1995 年，一場熱浪襲擊了芝加哥，超過華氏100度（約等於38℃）的高溫持續了一周以上。在芝加哥城裡，有超過5萬人受停電影響，20多家醫院因為人滿為患而無法接受新病人，一周之內有739人死於這場熱浪。

在美國，平均每年死於熱浪的人數超過 1500 人，是死於颶風、洪水、地震人數總和的7 倍之多，然而媒體報道卻屈指可數，甚至芝加哥城裡的人多數都表示不知情， 「大概死了幾個人吧」。

有些死傷，比另一些死傷更「值得」報道嗎？

什麼情況報？什麼情況不報？

有篇論文專門統計並研究了這個問題。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 托馬斯·艾森西（Thomas Eisensee） 和大衛·斯特龍伯格（ David Str?mberg） 研究了 1968-2002 年之間在全球 143 個地方發生的 5212 次自然災害的數據，以及在美國主流媒體中的70萬篇報道，分析了這些災害的死傷人數以及媒體的報道強度，發現人們對於自然災害的偏見可謂驚人。

地震能佔去媒體報道 33% 的版面，而旱災、饑荒和流行病則只有不到5%。而死傷數字也並不是「平等」的——要達到同樣的媒體報道強度，火山噴發死1個人就「夠了」，旱災得死4000人才行。

不止災害的種類，災害的地點也非常重要。除開美國本土，美國的媒體對中南美和歐洲自然災害的關注度，遠大於亞洲和非洲。歐洲的自然災害死1個人就能上新聞，亞洲得死45個。

只有將這些數據橫向比較的時候，我們才能從災害報道本身的衝擊力中跳出，看到媒體本身對於災害的有色「濾鏡」。

對於這種狀況，人們似乎都習以為常。從傳播學的角度上講，更具戲劇性、更新奇的東西，更容易獲得媒體青睞。火山噴發這樣充滿畫面感、極具「大片效果」的災害，人們更願意關注，媒體自然也更願意報道。再來就是大型地震這樣的事件，發生的次數少，時間短，更滿足「新奇」這項標準，即使損失和影響並不嚴重，也值得大書特書。報道更「近」的事物——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近，還有心理意義上的近——更能引起人們的關心和共鳴。因此，「遙遠的」非洲和亞洲所發生的「不那麼激烈、稀鬆平常」的災害，即使死傷數量驚人，也無法引起人們的關注。

這些原因相對來講都容易理解。而 艾森西和斯特龍伯格的研究中還給出了另一個不易察覺的原因——「新聞壓力」（News Pressure）。他們發現，但凡是一些大事佔據媒體版面的時候，對於災害的報道會顯著減少。有「擠出效應」的大事包括奧運會、奧斯卡、超級碗（Super Bowl，美式橄欖球決賽）、以及辛普森殺妻案（美國司法歷史上著名案件，主角為美式橄欖球明星，得到了大量媒體關注）等等。

1999年5月，一場氣旋風暴襲擊了印度，造成287人死亡；當天在美國發生了一起中學生槍擊案，一個15歲的少年開槍射傷了6個同學。幾乎沒有媒體提到哪怕一句印度的氣旋風暴。相比之下，一年前同樣在印度，一場規模相當的氣旋風暴造成了250人死亡，然而當時沒有別的「大新聞」，於是美國媒體紛紛報道，美國駐印大使宣布這是一場「嚴重災害」，受災者還收到了美國的援助。

中學生TJ·所羅門（TJ Solomon）持槍射傷6個同學，這一事件令同時發生的印度氣旋風暴無人關注。圖片來源：11alive.com

除了「突發大新聞」外，災難的發生頻率也會影響報道——若是一個災害緊接著又一個災害，人們也會對災害陷入疲勞和麻木，從而減少關注。

我們關注多久？關注些什麼？

即使是在媒體資源極其豐富、人們選擇度越來越高的信息時代，我們不再僅僅依賴於電視、報紙等主流媒體獲取信息，但我們自身對新聞內容的消費習慣，也影響了災害被報道、被傳播的效率。

美國經濟學家、社會政策研究者安東尼· 唐斯（Anthony Downs ）用「議題關注周期」（Issue Attention Cycle）來描述人們對於公共事件的消費模式：關於自然、環境和氣候的問題，其實是長期存在的，但需要一次爆炸性的、突發性的事件來讓公眾關注到問題本身，其中就包括特別吸人眼球的自然災害。之後，關於問題的討論逐漸轉移到經濟和社會問題上（例如經濟損失、救助災害的成本、花銷和收益等），但隨著話題的逐漸冷卻，這些問題並不能得到充分討論，又重新被公眾擱置。

一個議題的關注周期大抵如此。圖片來源：doi.org/10.1108/09653569410053905

對自然災害的報道大多都是這個套路，災害本身不過只是來去匆匆的引子，因此，越簡單越直接的災害就越好。不少媒體研究都指出，「（新聞生產者）往往不傾向討論『複雜』的現象，且不擅長報道那些『沒有積累且爆發的事件』。」在這種「議題關注周期」的報道習慣和消費習慣中，唯有火山、洪水、泥石流這種短平快的災害才能把問題給攤明白，人們也不必花費腦容量去思考那些複雜的背景和來龍去脈。

扯句題外話——在公眾事件的討論中，我們常常會對所謂的「完美受害者」充滿同情，即身世清白、性格無瑕、道德標準高、處境又極其慘烈的受害者，會得到公眾更多的支持。在災害報道中，同樣也存在所謂的「完美災害」，滿足戲劇性、新奇性、可親近性幾個條件，最好還能有個人化的故事和描述來賺足眼球，至於背後的複雜問題——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等等——則鮮有人提及。

1998年宏都拉斯的颶風米契（Mitch），就是美國人心中的「完美災害」：離美國近（處於中北美，相當於「後花園」），突發事件，景象慘烈。宏都拉斯全境兩天內降下了相當於整年降水量的雨水，過度森林採伐造成了嚴重的泥石流，7000 人死亡，全國的經濟損失相當於80%的GDP。直升機航拍和慘烈的現場報道充斥了美國電視和報紙版面，人們將同情投給了流離失所的宏都拉斯國民。然而事件冷卻下來之後，傳播學者們卻發現，指出問題本質（全球變暖導致颶風強度增加、森林採伐和基建不力導致慘痛損失等）的報道少之又少。即使是「完美災害」，最終也僅止於一場媒體和公眾的狂歡。

颶風米契過後，宏都拉斯的首都特古西加爾巴滿目瘡痍。圖片來源：NOAA

這就是大眾媒體難以逃避的「膚淺」：同樣是災害、同樣有死傷與損失，不同類型和地點的災害得到的關注十分不同；別的新聞也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擠占版面；即使是能夠引爆媒體的「完美災害」，也無法引導深入討論。

不被關心的災難

比膚淺更糟糕的，是「不公」。

艾森西和斯特龍伯格 的研究重點，其實是災害對於援助的影響。在美國，社會輿論對於政府的決策有十分顯著的作用。一方面，知情民眾可以直接請願，另一方面，政客也傾向於回應公眾關心的問題。

而一個災害是否受到大眾的充分關注，會影響美國政府對受災地是否提供援助、援助多少的決定。比如前面提到的兩次死傷和損失程度相當的印度氣旋風暴，其中一個被美國新聞報道，受災者從而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援助，另一個卻沒有。

他們在研究中發現，媒體關注度高的災害，往往更容易獲得美國政府的援助。尤其是損失程度中等、「可報可不報」的災害，媒體報道對於決策的影響比例達到了70%。換句話說，如果某個不那麼嚴重的災害，恰好沒有和大新聞撞車，又發生在歐洲或者美洲，外加有點視覺效果，那麼媒體順手報一下，有七成的可能讓美國政府傾囊相助。 其餘災害就沒那麼「幸運」了。

這就是媒體議程框架設置（Framing）的威力。公眾在媒體的引導下討論那些「出現在媒體中」的事件，並影響了事件的結果，卻絲毫不知情這些問題已經通過了媒體的篩選，並不是世界的全貌。特別是在社交媒體時代，公眾輿論對於災害事件結果的影響更為顯著，甚至可以達到點對點的程度（例如眾籌捐助等），我們自認為通過技術進步掌握了社會公義，實際上卻自動忽略了那些並不「完美」的災害。

「憑什麼死了這麼多人，卻沒有人關心？」歸根結底，人的關注是有限的，媒體搶佔關注的動作則充滿了選擇性與偶然性。而我們對於事件的 「討論」和「參與」，也並不意味著對於事件的「了解」，常常只是這些事件戲劇而新奇的一面在我們內心的投射。

那到底應該怎麼辦？在我看來，目前依然是無解的。這個世界沒有全知全能的上帝，這個問題上也不存在盡善盡美的應對。然而我們至少可以做到一點，對媒體和信息抱有適度的警覺，尋求更深入的討論，不要僅僅停留在「轉發改變世界」的良好感覺中。（編輯：游識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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