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戰的炮火中，現代女性誕生了

原標題：在一戰的炮火中，現代女性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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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大不列顛帝國，面對大量家庭女性成為勞動工人趨向日益加強的社會事實，當時的軍需處官員向國會議員高度讚揚了女性所作出的貢獻，並樂觀地聲稱：

「現在還有什麼男人敢大言不慚的說娘們沒有社會權利！她們現在可是有工作的社會人啊！」

這話獲得了滿堂喝彩，以至於後來的歷史學者們更以此依據認為女性在獲得一份糊口工作的同時，還獲得了對應的社會和政治權利。

然而，女作家弗吉尼婭·尼科爾森認真查閱了大量的檔案資料以及做了無數的訪問之後，發現事實並沒有人們想的那麼樂觀。

戰爭不僅兇狠地衝擊了整個社會的，更曾將女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一一擊碎。

英國皇家女子空軍1919年白金漢宮參加一個為戰爭女工準備的活動活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成千上萬的士兵埋屍疆場，也使得整整一代年輕女性失去了通常結婚和作母親的機會。

一戰前後的英國的女性既面臨著來自社會、家庭的經濟壓力，同時還要應對輿論的道德批評。

1921年的人口調查顯示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萬，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對這些可憐的女人的謾罵之風。

《每日郵報》說：「這些多餘的女人是人類的一場災難。」她們被叫做與退伍軍人搶工作的「無賴」和「奪食者」。有人罵她們有著「不健康的女性友誼」，還嘲笑她們對貓狗等寵物的溺愛。

性心理學家說她們不正常，英國法西斯分子奧斯瓦爾德·莫斯利說她們「令人討厭」。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她們應該被送到殖民地去。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然而，這「多餘」的近兩百萬英國女性，不但沒有被悲傷擊垮，而且還開闢了新的生活。

從「lady」到「woman」

早期近代英國仍然持續著中世紀以來對女性邊緣地位的原則，男性在小說中所見到的女性「主要是淫蕩女、長舌婦、懶婆以及巫婆的負面形象」。

良家婦女是不宜拋頭露面的——那些在公眾場合隨意出現的女子，不是地位低下的勞動婦女，就是妓女流鶯。

妓女之風大盛的的歐洲，賣淫一次可以獲得工廠的紡織女工干五年的收入。這種不體面的工作因此吸引了一部分地位低下的女性。

在維多利亞時代，女性作為男性的補充而存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一部叫做《婦女生活禮儀》的書里，就提到了「英國女人要學會聽」，順從男性的意願。

比頓夫人的《家庭管理手則》，從一個女性的角度，教育當時的女性如何持家，同時鼓勵她們如何在「家」這個前提下安分守己。

在傳統觀念中，女性的理想生活是有淑女般優雅的談吐，繼承豐厚的財產和家族的榮耀，成為一個家庭名譽的女主人。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女性

即便奧斯丁、勃朗特姊妹、蓋斯凱爾夫人等女作家筆下不乏對中產階級婦女工作（家庭女教師）的描寫——這既是生活體驗，也是一個時代的日常生活記憶。

但無論是小說里的女主角還是現實生活中的女作家，她們的社會地位其實都是邊緣的。伍爾芙曾說，作為一個女作家寫作，至少需要兩樣東西——「一間屬於自己的屋子以及年1500英鎊的收入」。

但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對於毫無獨立經濟地位的女性而言是一種奢侈。

19世紀早期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成員實際上只有一個起居室，如果一個婦女要寫作，她就得在公用的起居室里寫。

奧斯丁的侄子曾經回憶起奧斯丁的寫作生活：「她大多數工作須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完成，受制於各種各樣的偶然的打擾，她小心翼翼，不讓僕人或客人以及任何家庭成員之外的人猜到她所從事的活動。」

對當時的女性而言寫作是不合時宜的，以至她們要發表作品時，不得不適用筆名或假名，以確保不會遭受輿論太多的非議和嘲笑：這些不安分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人竟然也要寫作！

事實上，更多的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女性，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因經濟重擔而不得不負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包括工廠中大量的年幼的女童工。

黛安娜·康德爾（Diana Condell）和簡·里德亞德（Jean Liddiard）在《為勝利工作：一戰中的女性形象1914-1918》（Working for Victory? Images of Wome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中用了將近150幅圖片來講述女性在一戰前後的社會角色。

在他的書中，女性已經不再是中世紀以來優雅的lady，而是一身工裝、戎裝打扮，踏著男性化的步伐：

有的擔任小鎮上的送報員和郵遞員，有的是工廠流水線上的技術員。其中一位羅贊娜·福斯特Rosanna Forster太太甚至頂替丈夫來做煙囪清洗的工作。

這些工作往往是由男性承擔，但是女性的參與卻不能和男性同薪，儘管勞動強度同樣的繁重。

一些有規模的行業工人，如製鞋業工人組織嘗試去解決女性工作薪水的問題，但像製鞋業工人組織的熱心，目的並不在於真的如何幫助勞動女性，實際上在製鞋業中女性出現的機會並不多。

早在1914年一戰即將爆發之際，英國女權主義者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便已開展。

一位女性活動家瑪麗·麥克阿瑟（Mary Macathur）率先成立了女性工人國家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

她認為女性在社會中地位低下是因為「她們處於無工會組織的渙散狀態，而這種狀態的原因反過來也是因為她們薪水低之故。」

許多女性甚至無法負擔加入一個工會組織的費用：例如是會員資格費又或者是罷工遊行的活動費等。

教育業中則傳出了女性要求更多自由和權力的聲音。

在「女性教師全國聯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的宣傳單張上，她們發出了「女士們要打破僵局爭取自由」（「Who Would Be Free, Herself Must Strike The Blow」）的煽動性口號。

英國女權運動領袖愛米琳·潘克赫斯特在演講

戰前工作女性的地位或多或少反映了一個傳統的觀點，即女性是軟弱需要男性保護的，女性的工作價值比男性低拿低薪水是理所當然。

甚至有人認為女性並不適合拿薪水的工作，她們領取低工資卻負擔同樣的勞動強度，這威脅了男性的飯碗。

類似的說法在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就出現過。當時的油刷工人聯盟宣稱「貧苦的女性成為艱苦男性的敵人」（「poor women became the enemy of poor men」）。

儘管他們所攻擊的對象並非女性，而是不道德的黑心僱主：他們付更低的工資卻獲得同樣的勞動成果。

一戰中的「十萬個貞德」

一戰的爆發成為女性要求社會地位平等的外在推動力。

戰爭為女性打開了勞力資源缺乏的市場的大門，在許多原本只限定由男性擔任的工作，現在女性也可以擔任。

根據英國國家檔案的資料統計，一戰期間至少有九百萬人口的英國成年男女為軍隊服務。

戰爭開始初期（1914年8月），大概有73萬的男性服役。和其他歐陸國家不同，英國依靠的是規模精幹的武裝力量。

隨著戰事的緊張，國家軍隊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到了1918年戰爭將近尾聲，英國軍隊已經有多達七百萬的男性和女性在為軍隊服務。

其中更有女性中的佼佼者成為軍隊正式服役的一員。1917年，38歲的佛羅拉·珊蒂斯Flora Sandes入編塞爾維亞的軍團——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唯一一名正式入伍成為士兵的英國女性。在此之前她是紅十字會組織的護士。

英國陸軍女兵

戰爭期間，女人們的主要工作是軍事工業中的軍需部分。

為了鼓舞愛國精神和增強人們的積極性，英國政府甚至發出了「十萬個貞德」（「100，000 Joans of Arc.」）的口號。

所以，事實上很多女性滿足於她們能夠同時對勞動者和家庭這兩個角色遊刃有餘。此時女性們的工作選擇已經從原來的家庭教師或手工織品者擴展到軍需品的生產者。

她們工作的最初動力都是希望獲得更好的福利待遇，因此戰爭對她們來說無疑是增多了她們的機會。

軍需產業工作繁重，很多女性必須整個星期地工作並且沒有假期。同時工作中產生的廢氣和有害氣體對她們的身體健康都極其有害。

正在填裝炸藥的英國女工

同時另一個女性工作者數量不斷增加的行業是銀行業。戰爭中大量的資金運轉和文件抄寫使得銀行對勞動力的需求急劇增加。

相對軍需業而言，銀行職員的工作並不需要太多特別的技能和體力要求，因此也吸引了許多剛剛涉足工作的家庭女性。

她們對「工作」的定義並不是撐起家庭的經濟支柱——至少在戰前並非如此——更多的是有限的內務工作，如家政、家庭教師、手工織品者，像抄寫員的比率每年都在升高。

到了20世紀20年代，百分之八十的牛津、劍橋畢業的女性都擔任了教職。由於這與中產階級對家庭女性（non-working wife）的理想是完全衝突的。婚後很多女性都選擇了放棄工作。

但醫務工作不一樣。

基督教終極關懷的教義使本身毫無宗教性質的戰地醫療服務披上了一層神聖的色彩，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女性選擇護理工作。

戰地中的女護士

照料病患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在現代醫學發展之前，任何社會階層的女性都被認為是照料家庭的不二人選。因此大量女性在戰時走向戰場。

照料戰場上大批的傷兵對女性來說並非易事，同時也使護士成為戰場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這也是南丁格爾護士受到官方重視和表彰的重要原因。

邁爾莉·克斯頌Mairi Chisholm就是其中一位傑出的女性代表。在她十八歲的時候她就離開了她蘇格蘭的貴族家庭，違背了母親的意願參加了戰爭的後方支援團。

在跟隨富有經驗的護士們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她和另一位同樣優秀的女性，艾爾希·諾克一起在比利時成立了急救中心組織（First Aid Post），成為在戰爭前線工作的模範。

「後戰爭時期我們該怎麼辦」

戰爭結束之時，將近四分之三的英國男性喪身戰場。這不僅意味著國家在社會主要勞動力的缺失，更甚，是一代適齡英國女性的婚姻前途的徹底改變。

政府一方面既擔心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呈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也刻意強調婦女的傳統角色，希望女性重回家庭。

正如1918年12月一位女性勞動者所嗟嘆的：

「我們現在擁有了和平——但是我們所期待的希望之壤又在哪裡呢？我們已經穿過曾令人絕望的『沙漠』，但審視自身，似乎我們的歸宿之地還是在那殘舊拘謹的老宅里。」

早在一戰爆發之前，英國男女性的比率是男性低於女性。192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女性比男性多1750000，即使沒有戰爭的出現，這一代英國女性的婚姻已經存在問題。

戰爭期間，全職工作的女性上升了1300000，全英國至少增加了22％的勞動人口。

1919年倫敦街頭的女警察

面對一戰後這些失婚的年輕女性，輿論多諷刺嘲笑。

當時的主流媒體包括《每日郵報》在內，都在刻意宣揚「幸福的家庭主婦」的傳統觀念，認為她們是社會多餘的人，是人類的一場災難。

戰爭結束後大批的傷兵退役，同樣也要到社會就業，於是年輕的女性又被攻擊與退伍軍人爭奪工作機會。

更甚，有人在私生活方面對女性諸多挑剔，包括指責女性之間有著「不健康的友誼」，誇大女人對寵物的過分溺愛等等。

當時的辯論家安東尼·慕魯多維奇（Anthony Mludovici)甚至用「有害的，不足的，惡劣骯髒的」這些尖刻的字眼來攻擊她們。

英國女消防員

輿論的誇大其詞在某種程度上並不能反映當時社會上女性工作的真實狀況。

當時的流行觀點是：女性必須以家庭作為生活的核心，而工作只是次要或者說是「非自然」的使命，似乎戰前女性參與工作只是不得已的求生存的方式，到了戰後，她們必須回到她們原來的地方去。

儘管也有一些批評家認為這是一個全新秩序的開始，但總體而言，我們很少能在傳統的輿論媒體中看到對女性工作的正面評價。

但這些姑娘們開始樂觀地看待正處於急速變化的社會。

戰事開始之初，她們就認為她們是戰爭的積极參与者而非袖手旁觀的觀眾，她們中的有些人甚至為了國家而在戰爭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到1921年，普通女職員的人數已經達到了50萬，她們住在卧室兼做起居室的狹小屋子裡，日復一日地從事著打字員或文秘等瑣碎的工作。她們每周的收入只有30先令，午餐就靠一個小麵包或三明治打發。

清洗火車車廂的女工

為了證明她們在這個社會中並非多餘的一分子，很多女性勞工聯盟開始積極尋求和平時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和權利。

1917年的夏天，她們就提出「後戰爭時期我們該怎麼辦」的口號，還刊印了一份戰後目標的「心愿書」（wish list），其中包括了醫療保險、養老金、失業保險、房屋改善、成人選舉、改稅法等。

這份印刷品不僅體現了女性希冀積极參与社會生活的願望，同時標誌著女性在獲得工作權利之後公民意識的覺醒：

除了婚姻，我們還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此外，女性勞動者們還提出了一條意味深長的建議：悠閑的權利（the right to leisure）。這促成了20世紀上半期英國女性悠閑活動的發展。

戰爭的後遺症雖然對英國社會尤其是女性影響深遠，但「新女性」的概念也在此時應運而生，樂觀主義(更準確而言是勇敢、堅定的寶貴品質)的精神讓女性在承擔了生活的經濟責任之外，達觀地欣賞生活的改變。

她們通常是一群女性朋友在一起，並且結下了終生的友誼。她們喜歡結伴去跳舞，到花園散步，或偶爾享受一頓高檔的下午茶。這是一個勇敢的新世界———比一輩子侍候丈夫要好得多。

休閑中的英國女性

1918年2月，30歲以上的婦女贏得了選舉的權利。

到了1923年，女性聯盟組織從小規模、零碎化向大型的綜合性聯盟方向轉變，促成了工會代表大會TUC（Trade Union Congress）的蓬勃發展。

1928年保守黨政府通過法案，婦女最終贏得了和男子完全同等的選舉權。而在一些更具體的個案調查中，有許多職業女性的成功典範。

在輿論看來的「多餘的女人」成為探險家、考古學家、昆蟲學家、船舶工程師、醫生，還有一些人投身社會福利工作，或者開始從事以前是男性專利的職業：

像第一位女律師、第一位女樞密顧問官和內閣成員、第一批女獸醫、女公務員和女建築師等等。

像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就是格特魯德·卡頓-湯普森，戰爭結束後她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阿拉伯語和非洲史前史併到南非、阿拉伯半島和埃及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考古挖掘。

這些女性最終改變了英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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