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揭秘澳門賭場生態，揮金如土背後有人家破人亡
2017年1月16日，中國澳門，澳門賭場。圖片來源/東方IC
《賭神》《賭聖》看多了，那真實的澳門賭場是怎樣的呢？《「蝶變」——澳門博彩業田野敘事》全景展現了澳門博彩業的方方面面——博彩業的興衰、全球資本的競相爭奪、幫會社團的紛爭、政府的監管和控賭，以及圍繞著博彩所呈現的眾生面相。
博彩業田野敘事：
說不盡的賭場，說不盡的故事
採訪並文/閻海軍
編輯/迦沐梓
幾年前，曾親耳聆聽一位省級民政官員下基層調研時痛斥基層民政幹部：「你們推拖拉機（一種賭錢方式）輸個一百兩百，眼不跳心不驚，幹部隨時賭，開車的司機也是一有機會就賭，但你們做低保工作審核卡得那麼死，低保金對於低保戶那可是救命錢啊。」
那位民政官員痛斥的賭博行為，相信中國人不論城鄉都已司空見慣，但很少有人對此大驚小怪，大多以「小賭怡情」搪塞而過。中國大陸禁賭，但「小賭怡情」宛若家常便飯。對大多數人而言，類似電影《賭神》那樣的豪賭，是「遠在天涯」的。不過，眼下大陸新富在澳門賭博輸得傾家蕩產的新聞還是很多的。
傳統賭戲——番攤。
祖國大陸經濟的騰飛催生了大量先富人群，澳門博彩業是他們炫富、尋刺激的樂園。一本關於澳門賭事的書——《蝶變：澳門博彩業田野敘事》就道盡賭場的百態人生。
《蝶變：澳門博彩業田野敘事》以極為豐富詳實的田野資料為底，運用人類學調查方法，為我們描摹辨析澳門博彩業的方方面面——中外「賭戲」的規則玩法，全球資本的競相爭奪，幫會社團的紛爭，政府的監管和控賭，賭場周圍不同群體的生存狀態，及由此呈現的獨特社會面相與文化。
《蝶變：澳門博彩業田野敘事》。
作為偏門行業，所有參與賭博的人都清楚贏得少輸得多，但是病態賭徒依然要鋌而走險。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和他的搭檔特維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論」很好地概括了人們對賭博的熱衷。「贏來的一塊錢比工作賺來的一塊錢要甜蜜」，這句由賭徒發出的感慨，同樣深刻地詮釋了賭博的全部意義。賭徒總是在「回溯心理」的驅使下，「把曾經贏錢的經歷，當成自己贏錢的能力」，不斷展望前景，越陷越深。
賭場是各國資本競相角逐之地，金碧輝煌、揮金如土的背後，是無數人傾家蕩產、萬劫不復，更有甚者跳樓上吊、家破人亡。博彩業吸附的「社團」、色情、當押、扒仔等各類寄生行業和寄生人群，更是在扭曲、傾軋、灰暗、無助、冷漠、決絕中豐富了人性的乖張和恣肆。
澳門國際中心一層通道處的露宿賭客。
《蝶變》一書引述廣泛、採訪紮實。關於事實的調查，結構上宏觀全面、內容上細緻入微。大量一手資料的引用，有新聞報道的嚴謹真實風格。把各種人的行動軌跡和存在邏輯一一梳理，把各種人的生命故事和存世形態一一展露。作者用人類學的方式，田野調查的策略，手術刀一般不動聲色地揭開了賭場內外不被人所知的領域。
觸及與博彩業相伴生的灰色地帶甚至黑色地帶，難免會觸碰到隱秘的人事。學術道義的光輝背後，自然是巨大的現實壓力。不過，這本著作目前已進入多項好書榜單，這是對作者「冒險行動」最好的肯定。
客觀、科學、系統和尊重是田野敘事的原則，與任何方式方法一樣，田野調查有優勢長處，必有劣勢短處，具體到《蝶變》一書，我們會感受到田野範式細緻入微的敘述過程，完全掩蓋了作者自己的聲音。田野調查文本在保持「田野味道」原汁原味的同時，到底要不要作者的觀點亮相呢？穀雨對《蝶變》作者劉昭瑞、霍志釗，就澳門博彩業的前世今生、病態賭徒問題，及田野敘事的方法論，做了深度訪談。
澳門人對博彩業愛恨交織
穀雨：「賭博是一種靠人墮落而牟利的行業」，在中國民間，賭博和壞人之間幾乎可以劃等號。我們的文化里，「吃喝嫖賭抽」五毒中就有賭博一項。大陸嚴禁賭博，但是從你的田野調查來看，大陸賭客早已是澳門博彩業的常客，且支撐了澳門賭業的半壁江山。
另外，大陸經常會破獲一些豪賭的案子，這充分說明賭博人群的數量巨大。人類似乎天生好賭，即使除去那些病態賭徒，還有大量的人存在賭徒心理，我們應該怎麼看待賭徒心理？
劉昭瑞 霍志釗：大陸賭客是包括澳門在內中國周邊賭場的常客，甚至也是歐、美賭場招徠的主要對象，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識。關於賭徒心理的分析，本書沒有用過多的筆墨，因為這不是本書的敘述重點，並且牽涉到另外一個學科背景的問題，國內外相關文獻也已有大量分析。
但是，賭徒個體在賭場內外的心理感受，本書有比較多的敘述。一言以蔽之，慾望、刺激、慰藉，是賭客走向賭場的心理驅動力，直至山窮水盡。
穀雨：澳門博彩業是高稅率（39%）行業，支持著澳門的民生事業，這個行業在非賭客群體或者普通市民心中是個什麼位置？
劉昭瑞 霍志釗：近代以來，博彩業在澳門一業獨大，這是歷史、區域位置等各種因素共同鑄就的。受益於2004年以來眾多外資賭場的落地，數年之間，澳門已成為世界博彩業的「老大」，其市政建設、社會福利、充足的就業率等，無不拜博彩業所賜。
現在的澳門人，可以說對博彩業愛恨交織，它使澳門這個微型經濟體更加典型，它改變了澳門傳統的「熟人社會」，也使普通市民有絕對收入上升之「喜」，但又有相對收入下降之「痛」。如果嘗試簡單回答博彩業在普通澳門人心中的位置這一問題，僅從就業選擇這一角度而言，現在的澳門人，第一選擇是政府公務員，第二選擇仍然是博彩業。
新口岸區的大型賭場。
穀雨：2015年11月，澳門博彩業月收入創出164億的五年以來的低位，你據此判斷澳門博彩業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從長遠利益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澳門博彩業黃金時代的遠去是幸還是災？
劉昭瑞 霍志釗：2004年以來，澳門博彩業的極速發展，可以說讓人瞠目，甚至澳門特區政府及業內對此也沒有足夠的心理預期，更不用說普通市民。但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即如此高速發展，顯然不具備可持續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個並非特別針對澳門博彩業的限制性金融措施，都可以讓其掉頭向下。這是澳門博彩業的天然痼疾，還毋論區域性、世界性的金融風暴或經濟萎縮對其的影響。
寫作帶有隱秘性的行業，風險常常不可避免
穀雨：你的所有採訪，全部是錄音整理，還是文字記錄？人名及供職的企業採取了半隱匿的方式，這種辦法能規避相應的風險嗎？
劉昭瑞 霍志釗：不論是錄音後的轉寫整理，還是面對面的文字記錄，都是田野中常用的方法。但是，本書還有另外一種不得已的方法，就是「傾聽」後，回到落腳地儘可能回憶並記錄下來。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用錄音筆或掏出筆記本來的，否則「傾聽」的機會也不會再有。這是本書田野對象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至於本書的匿名方式，這是學科通則，但本書做了一些變通，在匿名方式的採用上，儘可能站在受訪人的立場給予考慮，書中的《凡例》部分已有交代。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最後定稿之前，在徵得部分人士的意見後，對某些敏感話題做了較多刪節，主要見於本書第三章、第五章。至於能否完全規避給「講述人」帶來麻煩，尚需時間觀察。
某外資賭場內的德州撲克專區。
作為本書的作者，同樣不希望給自己帶來風險，本書《後記》中曾寫：「數年的田野，其中的曲折難以細表，一念之轉，可能會避免了一場後果很嚴重的傷害，這樣的經歷作者不止一次。」這是田野感受的真實表達，只是沒有舉例，這裡仍然不再想細說。
2011年春節期間、2012年7月期間，作者分別接到過兩次電話，言辭激烈並指名道姓，至今讓人心有餘悸。這也是促使本書在不影響相關主題表達而最終有所刪節的原因之一。當然，選擇此類帶有隱秘性質的行業作為寫作對象，風險常常不可避免，選擇此類題材之前，作者就應該具有一定的擔當意識。
穀雨：《蝶變》一書700多頁，非常紮實。你在澳門的田野調查時間花費了4年多，能分享一下調研經過和心路歷程嗎？
劉昭瑞 霍志釗：以澳門博彩業為「田野」的人類學式的進入，始自2009年前後，資助資金落地是在2010年初。人類學的田野概念可以有多種理解，具體到本書的「田野」及其資料的獲取方式，本書中的若干章節有涉及，本書《後記》也有所交代。
簡單說來，本書的「田野」，不僅包括現實的「田野」，也包括虛擬的「田野」。後者是指網上資料的取得，其途徑在這裡不便多說。本書的田野，大致遵循「田野進入室內整理再進入室內整理數度回訪」這樣一個過程。而長時期的賭場觀察與對個別賭客在同一賭場活動的跟蹤觀察，也是獲取資料的重要方式之一。另外，本書作者之一長期生活在澳門，博彩業即是他的職場。
荷官。
由於田野對象的特殊性，有時為了尋訪到一個有效的報道人，其間有意想不到的困難，但相關資料在書中又不可或缺。比如，為了在廣東腹地尋找到一個「中介人」，並希望以此為例來看「中介人」如何運作一個中等城市大資金量賭客到澳門的。其間輾轉相約，請託遊說，過程之曲折難以盡述。這些過程和中間人，作者有責任在書中將之隱去。但更多時候，雖歷經周折，雙方見面後，受訪人卻不願意多說，或故意言不及義。這些當然也應該包括在田野過程之中。
博彩是一個特殊的行業，無論是經營者、中間人，還是賭客，「道德」與「法律」始終是他們揮之不去的那抹心頭「陰影」；而學術倫理也同樣對作者有約束力。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成為了田野進程甚至資料呈現的制約。
呼籲成立戒賭機構，以義工身份參與其間
穀雨：很顯然，因為稅源的關係，博彩業就像煙草產業一樣，人人都知道是危害相當大的產業，但是利稅喜人，禁煙也就變得羞羞答答，名不正言不順。人類很多歪門邪道的事情都是假借正義之名而大行其道的。由此追溯，你覺得政府是不是應該算最大的禁賭責任者？
劉昭瑞 霍志釗：博彩業早已是一個世界性的行業，歐洲、北美乃至亞、非等處很多國家都承認博彩的合法地位。賭場合法化，是對人性中某些「慾望」的主動順應，正如人們形容新加坡博彩合法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必要之惡」，賭場使人得以表現人性之中更為隱性的那一面。本質上看，賭博行為也是一種經濟行為，或者說是一種投資行為，行為人只是希望在短時間內獲益。
賭番攤，出版於1870年的一本英文著作中的繪圖。
說到「禁賭」，視博彩為合法的國家或地區，只要在指定的場所並以政府與博企規定的方式進行的博彩行為，並不在禁止之列。但是，「限制」與「引導」以及對病態賭徒的心理援助，則一定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
穀雨：賭博導致的惡性案件，可謂觸目驚心。你在《蝶變》最後一章討論了「控賭」問題，你也希望圍繞賭博的類型，社會救助機構和政府機構的「控賭」能更加有針對性一些。你認為賭徒的「自我勸誡」，相對於任何形式的外來援助，更有效一些。你覺得我們應該如何做「控賭」的工作？
劉昭瑞 霍志釗：就全書內容而言，最後一章的文字，實際上還是不太成熟。但為什麼還要有這一章的安排？甚至還要附上國際公認的測定何為「病態賭徒」的標準問卷？這些是基於社會責任、學術倫理、讀者面向等方面的考慮吧。開句玩笑，你如果不能戒賭，讀過本書後，它不會讓你有正收益，但可能會讓你多些自制力，可能會讓你少輸錢。
作者不希望本書成為「賭徒寶典」，因此，對賭博危害性的強調也始終貫穿於全書。戒賭猶如戒毒，個人的心理因素乃至個人的器質性因素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強調「自我勸誡」，實際上也就是強調自我心理預警。
國際中心地下層及一位露宿者的「床鋪」。
穀雨：你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在廣東地區出現一家戒賭機構，根據你掌握的信息，你覺得這個願望大約會在什麼時候實現？實現這個願望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劉昭瑞 霍志釗：中國大陸周邊國家或地區大都有賭場，或合法存在，或非法存在，大陸賭徒是它們的主要客源，隱性病態賭徒無疑大量存在。即使在本書田野結束之後，作者仍然常在不同的場合接觸到具典型特徵的病態賭徒。
對病態賭徒的心理輔導、救助意識，應該是全民的共識之一，戒賭機構也應該是國家公益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現在不論是廣東省還是其他省份，尚沒有一家按照國際標準運營的戒賭機構，缺少的主要還是這種公益意識。
就國際戒賭機構運行的現狀看，主要形式是，政府給予適當政策，民間公益組織介入直接面對病態賭徒，政府、慈善組織（包括彩票等的發行者）給予一定的財力支持。作者希望能形成一種集體聲音向政府及社會力量呼籲，並且也在不同場合表示，如果這類機構得以成立，願意去做義工募集者，本人也願意成為義工的一分子參與其間。
借「講述人」之口表達，避免成見或老生常談
穀雨：客觀、科學、系統和尊重是田野敘事的原則，你在書中運用了大量的訪談實錄，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地反映了各階層對博彩行業的看法，這種引述材料非常細緻詳實的做法，你有沒有擔心過冗長、拖沓的問題？或者說對你寫作表達的直接性構成了干擾？
劉昭瑞 霍志釗：「田野敘事」並不是一種特殊的或獨立於其他形式的書寫方式，作者只是覺得這個詞便於概括本書的寫作風格。本書竭力想呈現的是，作為一個產業鏈的澳門博彩業，它區別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博彩業的特殊之處以及在高速發展中所帶來的「社會之痛」和「個人之痛」。
本書的陳述多於分析，原因是想借「講述人」之口對於上述各個方面加以表達，儘可能避免作者的成見或老生常談式的推論，因為這類概而論之的文字已非常之多，並且讀起來總是正確。
至於「冗長」「拖沓」問題，可能存在於某章節，原因源於早期田野過程中尋找到的同質性「講述人」眾多，儘管做過刪節，但考慮到若干資料雖有重複，但仔細閱讀相關段落，還是可以發現「講述人」的背景、重點等有一定的區別。
有過較長時期田野經歷的學者都會有這樣的感受：初入田野時，遍地都是可以利用的資料；隨著田野的深入，獲取可資利用的資料會越來越困難。這一問題也同樣一直困擾著本書作者，特別是本書的田野對象又是澳門這樣的地方、博彩這樣的行業，田野過程中所獲的任何口述資料，得來都不容易。
穀雨：以你對博彩業的調查和研究，你肯定對其有深刻的見解。但是，在這本書中，我們感覺很多問題你並沒有發表自己的見解，請問這是你刻意為之的嗎？如果是為了突出田野敘事的特徵，刻意不過多表露自己的見解，你覺得這會不會是田野敘事的一種缺憾？如果說你嚴格尊重了人類學研究、田野調查的學術範式，你是否反思過這種範式與大眾接受之間的距離和途徑？
劉昭瑞 霍志釗：有一點是應該強調的，本書一以貫之的，是將博彩業視為一個產業鏈加以敘述，並根據其重要性確定其詳略，甚至還要考慮資料獲取的可能性。本書的「敘事」，不是「講故事」，不會考慮「故事」中的「高潮」元素，但在對這一產業鏈中某一環節的「敘事」中，一定有一個或幾個主要的「講述人」，他們所講述的「故事」，也許可以視為這一環節的「敘事」焦點。
至於本書有些章節讓人讀起來有時會有「欲言又止」之感，這大概主要還是源於田野對象的特殊性吧。對澳門博彩業宏大敘事式的討論，不是本書主旨之所在，作者也沒有將整個澳門博彩業作為某一種理論預設的試驗場的意圖，並且在作者看來，這似乎也不可能。
任何一種著述，包括小說、戲劇類作品，作者的受眾預期都有一定的指向性，本書作者也不例外。有趣的是，截止到2018年1月之初，已知對本書的公開好評，最早主要是來自財經界，例如《經濟觀察報》（2017年12月27日）將本書列為2017年冬季「財經類好書榜」五種圖書之一；第一財經網（2018年1月3日）則將本書列入2017年度「社科類十佳」（社會理論與社會觀察）圖書之一。
畢竟本書講述的對象是難以估量的大資金的流轉地、瀦留地，任何與金錢有關的合法或非法的事情都可能在這裡發生。
孤獨、焦灼與抉擇
穀雨：最近有一篇關於田野工作者的評論文章，作者認為：于田野工作者而言，訪談區域、工作的圈子甚至出生地和故鄉，都只是一個暫時的過客，儘管你熟悉其中的每個人、每件事，但你依然是外人。大部分田野工作者會陷入這樣的困境與痛苦之中，遭受情感與理智的雙重摺磨。你在開展澳門博彩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沒有體會到「遭受情感與理智雙重的折磨」？
劉昭瑞 霍志釗：如果將基於田野調查所獲資料的寫作視為一種職業的話，孤獨、焦灼與如何抉擇，就是這一職業的特徵之一。在本書的田野過程及其寫作中，作者對此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我在另一本敘述鄉村基督教會的書稿的《後記》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可能過多地關注的是他們的窘境，並自認為比較深入地進入到了他們的生活，而對他們喜樂的一面反而缺少體會。在這一點上，有時會讓自己對書中敘述的真實性心生疑慮，這一疑慮來自於可能過於用世俗的理性去衡量他們的處境。」這段話雖然不一定適合於本書，但表現的確實是那種「折磨」。
任何一段田野經歷，都是田野工作者生命歷程中的一部分，除了喜悅以外，還可能在心理上留下陰影，並在一段時期內伴隨著你的生活。
某大型賭場內的真人電子博彩機。
穀雨：你在後記中說，書中「高層」人士口述資料的短缺，似乎是一個遺憾，但也使本書更好地保持了「底層」本色。這裡「高層」人士口述資料的短缺，是因為你為了保持本色而沒有更多地訪談「高層」人士，還是尋訪「高層」有一定難度？
劉昭瑞 霍志釗：作者所理解的所謂「高層」，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政府主管部門的高層和六大博企的高層；一是指賭場第一線的高層。本書《後記》中所說的「高層」，就是指前一種意義上的「高層」。
有沒有在田野過程中「尋找」到第一意義上的高層？可能還是有機會，但這將會耗費過多的精力與時間，但預計所得到的資料也許並不如人意，或者是與媒體上的公開的個人言論並無二致。畢竟作者想知道的，恰恰是些敏感而「不足以為外人道」的商業秘密，例如，政府管理者對諸如「賭檯底」了解的程度；還有本書屢次提到的「外判」賭場的經營者與賭牌持有商簽訂的賭場利益分配的商業合同，等等。
第二層意義上的「高層」，在本書中並不乏呈現，書中眾多「講述人」中，既有「外判」賭場的總監、貴賓廳的經營者、「中介人」等，還有已躋身澳門社會上層的情色業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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