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信茹：田野作業的拓展與反思——媒介人類學的視角
這是一墨讀書會第146篇文章
導 讀
長期以來，田野作業多集中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該專業的研究者要通過田野作業，才能完成學術生涯中的「成年禮」。之後，田野作業也逐漸進入到多個學科和研究領域中。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新聞傳播領域，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媒介人類學研究實踐，上世紀70年代，美國新聞學界更是興起了「新聞室觀察研究」浪潮。在諸多研究領域中，田野作業和個案考察的意義和價值得到凸顯，它可以幫助研究者「了解深層結構，抓『典型』，從中?繹出特有的洞見和層層疊疊的意義」。今天推薦的這篇文章是孫信茹教授發表於2017年12月《新聞記者》的一篇研究論文，從媒介人類學視角出發反思田野作業。孫教授認為，媒介人類學的田野，應不僅關注空間，也應轉向「關係」；媒介和傳播，應不僅理解為技術和中介，也應將其看作是情境和網路；作為重要方法的個案研究，應努力實現「超越個案」。
一墨讀書會出品
原文刊登於2017年第12期《新聞記者》
內容摘要
來源於人類學的田野作業有其一整套嚴格的工作方法和學術規範，媒介人類學的研究中，研究者較為重視田野作業的方法和運用。然而，伴隨媒介和傳播展開的文化實踐日益豐富，傳媒和空間、身份認同、交往網路等議題和研究領域得到擴展，這促使媒介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和方法要做出延展和轉變。文章認為，媒介人類學的田野，應不僅關注空間，也應轉向「關係」；媒介和傳播，應不僅理解為技術和中介，也應將其看作是情境和網路；作為重要方法的個案研究，應努力實現「超越個案」。對以上幾個方面的反思，一定程度上可以開拓媒介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範圍和深度，同時，這樣的討論，將有助於建立研究共同體的某種「共鳴感」，從而形成特定社會知識的基礎，以及真正理解他人的立場。
關鍵詞
田野作業 媒介人類學 田野 傳播 個案
「反思」緣起
雲南瑞麗大等喊傣族村寨，作者於此地完成了家庭照片的個案研究（供圖：孫信茹）
「田野作業曾經是、現在仍然是界定人類學這一學科的標準。」拉比諾在著名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中譯本序《哲學地反思田野作業》開篇這樣提到。的確，當馬林諾夫斯基倡導的民族志被人們廣為接納後，「人類學把民族志發展到『科學』的水平，把這種文體與經過人類學專門訓練的學人所從事的規範的田野作業捆綁在一起，成為其知識論和可靠資料的基礎。」繼而，人類學的民族志依託田野作業並將其逐漸總結形成一整套嚴格的工作程序和學術規範。
長期以來，田野作業多集中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該專業的研究者要通過田野作業，才能完成學術生涯中的「成年禮」。之後，田野作業也逐漸進入到多個學科和研究領域中，例如教育學的研究中，有學者在校長辦公室展開田野觀察，近距離審視學校如何運行，特別是學校日常工作是如何開展的。醫學研究領域中，有研究者深入到法國社會的中醫師社會生活中，觀察地道的法國人如何重塑和想像全新形態的「中醫」，以此來討論文化交流的問題。其他領域不一而足。而在新聞傳播領域，近些年也有較多的研究者開始運用田野作業的方法展開調查與分析。例如在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新聞學界興起「新聞室觀察研究」，蓋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聞》（Making News），社會學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什麼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都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由此產生的「新聞室觀察研究」特指「研究者在新聞機構里進行長時間的觀察，甚至當起記者，親身參與新聞的製作過程，然後根據觀察所得，對新聞機構的內部運作以及新聞製作過程作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理論意義的描述和分析，並指出新聞內容如何受各種在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因素的影響」。顯然，在這裡，長時間的觀察、親身的參與是研究者了解新聞生產過程的基礎。除了新聞傳播本身的研究領域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傳播學與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進行對話，從而延伸出新的研究對象和討論議題。如丁未在深圳對「攸縣的哥」這個邊緣群體的田野作業中，探討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的問題。這個研究用李金銓教授的話說，是傳播社會學的傑作，是將「地方經驗」提升到「全球理論」的一個範例。
在諸多研究領域中，田野作業和個案考察的意義和價值得到凸顯，它可以幫助研究者「了解深層結構，抓『典型』，從中?繹出特有的洞見和層層疊疊的意義」。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的媒介人類學研究實踐和探索中，研究者也較多的運用了民族志和田野作業的方法，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價值開始顯現。在我國大陸，上個世紀90年代後，不少研究者開始在此領域中探索，對此，郭建斌曾做梳理認為，在中國內地的新聞傳播研究中，最早使用田野調查方法並有較大影響的是陸曄和潘忠黨的《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作者在為期3-6個月的參與觀察中獲得資料。幾乎同一時期，孫信茹也採用了田野調查的方法，對位於雲南元江的一個社區（甘庄）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考察，這是一篇在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的碩士論文。2003年，郭建斌在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的獨龍江鄉進行半年的田野調查後，完成了博士論文《電視下鄉：社會轉型期大眾傳媒與少數民族社區——獨龍江個案的民族志闡釋》，成為中國內地新聞傳播學界第一篇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完成的博士論文。媒介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不斷被拓寬，田野作業的方法也被更多的學者運用，自此，「這是一個每個人類學家都應是媒體人類學家，每個傳媒研究者都是人類學的傳播學者的年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了研究者都較為重視田野作業的方法。較多的研究者不僅在實踐田野作業方法，同時，也試圖在這個過程中思考該方法的規範性、有效性以及研究者的倫理等一系列問題。李金銓在為丁未著作的「序言」中提到，「在做田野工作的過程中，學者應該如何自持？學者和研究對象如何保持互信而不逾矩？學者是否可以隱藏身份？學者如何妥善使用田野記錄，才不辜負對方的信任？」事實上，這樣的反思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有著諸多的討論和共識。儘管人類學界從馬林諾夫斯基確立的田野觀察標準之後，就力圖「客觀」、「真實」地呈現研究對象，「不驚擾裡面的住戶」，「社會科學家的這樣一個理想化狀態符合富有威望的自然科學所建立的科學標準」，但是，這或許只是一種理想狀態。研究者和田野對象開始遭遇之初，就必定會面對來自人與田野現場的各種「拷問」。
這些討論，涉及到的是田野作業的具體操作及其如何檢驗研究真實性等問題。然而，除了面對媒介人類學田野作業中的工作規範、研究者自我角色以及與被研究者關係等問題之外，事實上，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更大的現實情境則是整個社會已然和傳統社會產生較大的差異，社會多個層面的流動性和交往不斷加劇。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了解媒介作為一種中介和技術如何嵌入到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還必須將媒介看做是社會轉型與變革中的結構性影響因素或重要力量，去關注媒介和特定社會、人群複雜的互動及關係。這種轉變，意味著研究者應注意當下媒介人類學中的「田野」範圍的改變，同時還必須去思考特定方法的使用對研究議題所具有的實質性價值和意義。因此，媒介人類學的田野作業，可以跳出對研究方法一般操作和運用層面的討論，讓我們去直視田野作業所面對的那些變化了的社會情境，那些延伸和改變了的空間，當然，也要重新理解傳播與媒介、研究個案是否可進行更深的拓展等問題。本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嘗試展開一些討論及反思。
媒介人類學和田野作業
雲南大理石龍白族村寨非遺傳承人姜伍發正在向孩子們講授白族調文化（供圖：孫信茹）
要討論媒介人類學和田野作業之間的關係，首先需要追溯兩者之間的淵源。在人類學的研究歷程中，人類學家較早地將「媒介」引入到研究過程和方法中，但這種引入在早年更多停留在將其看做是完成研究的輔助性工具。美國人類學的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就曾鼓勵學生在田野調查中用拍攝照片的方法記錄材料。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經典之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的田野資料得以搜集和建立起來，依託的重要來源就是日本電影。在和美籍日本人一共觀看日本電影的過程中，她對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做出解釋。之後，在影視人類學和民族志電影的研究中，媒介不僅成為基本的記錄工具和作品呈現手段，甚至影像本身就成為研究對象。例如，一些研究者在少數民族社區將照相機或攝影機交給村民，由他們自己完成拍攝，從而探究媒介對他們文化的改變及當地人如何運用技術來「發聲」。
在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學者們提出了對媒介人類學的闡釋和定義。按照相關研究者的觀點，所謂媒介人類學是「對媒介實踐進行的民族志研究，能對文化差異進行精細的分析，是一種利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論去理解明確的媒介化實踐跟其他實踐暗含的媒介化實踐之間關係的（跨學科的）批判性理論建構」。這個概念中也明確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其中的重要性。郭建斌認為，媒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了與媒體相關的社會實踐，如媒介的生產、流通和接收等環節以及對媒體這個概念的分析。對於後一個研究領域，不難看到，媒體的概念在今天得到了大大的拓展。研究者對媒介的關注不僅僅限於工具或技術本身，還逐漸擴展到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和研究領域。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媒介技術廣泛進入到社會各個場域和學術研究領域後，媒介不只成為影響新的文化表達的工具，同時也被研究者看做是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或是新的社會影響力量。媒介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也開始逐漸得到更多人的關注。
因而，「媒介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最為活躍的生活領域」，今日無論都市空間，還是鄉村生活，媒介和傳播開始展露更多的頭腳，不再只是簡單或外在性的改變及推動力量，傳媒和社會各個層面的關係、互動變得更加複雜和多樣化。如果說，在過去，傳媒對於人類學家來說意味著享樂、閑暇和逃避，以致於他們從不從學術角度研究它們。但最近一些年，「研究這些媒體在社會和文化中的角色已是當務之急」，傳媒「幾乎在每一個實地考察點都能遇到，因為大眾傳媒已經以種種形式觸及大多數社會」。這種轉向，意味著媒介人類學的研究議題將十分廣闊。除了較為傳統的對媒介受眾的研究之外，使用者伴隨媒介展開的文化實踐、傳媒和空間、身份認同等議題也頗為人們青睞。尤其是「不同的人是怎樣地創造和使用不同的媒體，以及這些媒體又是如何根植於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這些內容開始被愈多的研究者關注。也有學者提出，去理解媒介生產、流通及接受，則勢必要「聚焦於當地的日常生活實踐，以及他們作為不同形式的媒介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社會行為者的意識」等。
從上述媒介人類學研究議題和範圍的擴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媒介在今天社會各個層面所展開的複雜的互動。當然，伴隨著網路新媒體的出現和普及，媒介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同時也獲得進一步拓展，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和田野作業方法開始被廣泛應用於研究在線社區等領域。虛擬社區和新興人群的集聚，帶來嶄新和多樣的文化表達，媒介人類學對這個空間和領域的涉足，大大開拓了媒介社會文化意義研究的可能性。
當然，正如人類學研究中「離不開對具體時間、空間和行動主體」的把握和描述一樣，媒介人類學首先是闡釋的學問，因此，「描述先在的意識如何影響文化行事者當前的行動，當前行動又如何使其發現新意義並將其作為今後行動意識的過程」。這個觀點聽起來似乎有些拗口，但卻展示了闡釋學的要旨是要通過「對他者的理解來反思性地理解自我的社會和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媒介人類學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深入到具體的社會情境，從而把握現象本質和展開意義闡釋。因此，其中的核心在於「理解」，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始終處於一種互為主體的互動關係中，最終實現雙方真正意義上的理解。而要達成這種理解，最好的途徑和方法莫過於研究者親臨現場、展開田野作業。
從這樣的意義上講，媒介人類學研究和田野作業多半是須臾不可分的。研究者只有在觀察與聆聽的過程中，才能去「了解目標社區和結構性時間的時空場景及其構成，呈現和闡釋行事者行動的意義體系和結構條件」[xxv]當然，研究者只有通過親身的參與和藉助「在那裡」，才能去切身體會局內人的感受，去闡釋微觀現象和本土經驗。
田野作業反思
怒江蘭坪大羊普米族村寨，調研者向孩子們贈書（供圖：孫信茹）
從上述的梳理和分析中，我們看到，媒介人類學的研究和實踐歷時已久，也已產生豐富的研究成果。而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人類學界關於反思性的討論日漸成為主流。譬如拉比諾坦承人類學是「被製造出來的」，它「本是活生生的經歷，卻在詢問、觀察和體驗的過程中被製作成事實。人類學家和他所生活在一起的人們都參與了這一製作。」在有的研究者看來，研究過程中會有兩個自我，一個是先入田野前的那個自我，一個是進入田野後建立研究者的自我，而要在兩者之間劃清界限常常是十分困難的。這些討論使得人類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充滿了學科的內省和自我審視的精神。媒介人類學的研究和田野工作也概莫能外，然而行筆至此，我試圖跳出前述對媒介人類學田野作業的基本討論，嘗試針對該領域中幾個核心的概念或關鍵點做一些分析和思考。這些思考同時也是建立在自己對田野進行考察和實踐的基礎上展開的，這樣的思考，從某種角度講也如同一種自我的審視和「披露」。而在我看來，這種「披露」，其價值有助於建立研究共同體的某種「共鳴感」。同時，這種「披露」和「理解」，也是構成「社會知識的基礎，其原則意味著我們真正理解了他人的立場」。
田野
空間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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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人類學的「田野」在哪裡？毫無疑問，這裡的「田野」首先是空間和物理層面的。從人類學起源之初，田野就意味著「他者」的文化所在地，同時也具有了冒險，身在其中的研究者必將經歷身體創傷或是文化震撼等特質。從這樣的角度不難看出，「田野」是和研究者文化迥異的「他鄉之地」或是「想像的異邦」。在這點上，媒介人類學的研究者也自覺接受了這種對田野的界定。比如有學者選擇雲南獨龍族的村民，觀察他們在特定的電視場域中觀看電視的活動，並將這種電視觀看活動看作是發生於地方文化和國家權力交織而成的場景中的一種儀式表演。有研究者關注傣族人家的家庭照片，認為當地人的家庭照片成為凝聚並建構他們集體記憶和共同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的重要手段。還有研究者以藏族村莊為例，分析電影技術的引入，如何嵌入到社會結構中，媒介對於村莊中的權力和各種社會身份的協商和確證起到何種作用。從這些學者的研究來看，他們都選擇了和自己文化差異極大的少數民族社區完成田野作業。這樣的田野點選擇和研究方式，和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點是一致的。
當然，相較於鄉村這個具體的空間，城市的生活空間也成為學者關注的所在。比如，一些學者對城市空間中的邊緣群體展開研究：孫皖寧選擇城市中的保姆和農民工為主要對象，研究在中國社會變遷背景下，農民走出農村來到城市，打工妹如何變成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保姆。她研究的獨特性在於更為關注在象徵和文化領域，保姆如何被城市中產階級想像、建構和呈現出來。孫皖寧認為自己在研究中沿襲了人類學對於人的關注，重視田野和實證，特別側重文化實踐和社會行為。當然，從研究對象的特點來看，研究者雖然在城市空間中進行研究，但依然可以歸為對「異文化」群體的研究。而在黃順銘的研究中，為我們展示了一個都市裡的全新個案。他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空間進行田野觀察，對觀眾、講解員和導遊等人進行深度訪談，並結合文獻資料，細緻闡釋紀念館中遇難者數字標識如何交織成為一個獨特的數字標識網路，繼而探討這些數字標識激發或容納的記憶實踐及其腳本效果。作者在田野觀察中，對紀念館內的空間布置、雕塑、樹木、展品等做了詳細記錄，可以說，藉助於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焦點小組等方法的運用，作者完成了數字標識對於「記憶之所」構型作用的呈現與解讀。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興起，網路空間逐漸成為田野工作的重要場所。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有人類學家開始運用互聯網對女同性戀等群體展開民族志調查：研究者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私下面對面的訪談，呈現一個「女同性戀咖啡館」的網路社區如何被創建以及人們在其間的互動和關係維繫方式。有研究者對網路論壇和個人博客進行參與式觀察，討論「二奶」在虛擬世界裡主體構建的過程。還有研究者採用網路民族志的方法，觀察普米族青年在微信群里真實生活的展現與個人敘事、人們在微信中的交往互動和文化實踐活動。
這些研究成果，讓我們看到媒介人類學的田野在空間上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和延伸。當然，這裡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些不同的田野儘管都能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但若在其中展開研究，則應儘力尋找出這些不同空間的獨特性及其運行邏輯。鄉土的社會邏輯、大都會的生活特質，以及網路空間的多元複雜，其呈現各有不同，也自有其運行規律。從另一個層面來理解這種空間差異和變化，也呈現出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在這些不同空間中兩者「關係」的變化。即，經典的田野空間里，主客體的關係截然兩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身份角色明晰確定；城市空間中，和過去經典田野中對異文化的「凝視」有所不同，研究者開始對自己熟悉的生活場景進行觀察，更多了解「自我」；到了網路空間中，一方面，網路和新媒體使研究者得以跨越時空，實現遠距離的訪談和觀察；另一方面，研究者本身也在積极參与到網路空間和新文化的建構之中。甚至有學者提出，這種田野「成為研究者與他者信息即時互動和共享的田野」，換言之，網路中的田野對於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來說，很多時候是雙方共同參與和充滿互動的。從這樣的角度講，網路空間的拓展，對於田野作業的「空間」啟發，其意義或許是非凡的。儘管網路空間首先也是時空意義的存在，但是它卻提醒研究者，我們得以展開研究的田野可能存在於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關係的共同建構中，研究者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這點上，我們是否可以更多思考，媒介人類學中的田野也是「社會的、相互的、需要關係、行動、禮儀乃至身份建構方面的互動」。這裡呈現出的「關係」，意味著我們重新去理解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係、同時也意味著「研究雙方的互動性、參與性，以及相互打量與探看的可能性」。
媒介和傳播
中介、技術到情境、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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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有研究者強調媒介人類學是對「媒介化實踐」展開的批判性理論建構。這裡的「媒介化實踐」，是否也可以提醒研究者必然要面對和媒介相關的一系列社會、文化場景？在這點上，相較慣於將媒介看做是傳播信息的工具、載體，傳播是將信息從一地傳遞到另一地的看法，在媒介人類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應該更加自覺地重新理解媒介和傳播。若能回溯古希臘的社會，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交流社會」的形成。在古希臘，一切關於口語、文字、交通、宗教和文化聚會場所、公民大會等都構成了人們交流的體系。而在凱瑞的「傳播儀式觀」中，傳播被看做是「創造、修改和轉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還有很多關於傳播的新的理解，在此不再贅述。這些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去理解傳播與媒介的意義，即社會與傳播的關係共同構成人的存在方式。
循著如此思路，在媒介人類學中對具體個案展開田野觀察，探討媒介和傳播，研究者應該更多地意識到媒介不僅是介入個體或群體的技術與中介力量，更是構成今天人們生活、形塑人們行為觀念的基本環境，甚至是改變和推動社會變革的結構性力量。譬如美國學者巴拉特·梅赫拉在研究互聯網對少數和邊緣群體使用者的賦權中，提出了「情境式研究」，認為研究取嚮應該是關注實踐，即不是將研究重點放在找出技術對人們有哪些直接的影響，而是聚焦於技術如何塑造實踐以及人們如何將技術為己所用；關注關係系統，即將社會場景理解為一種由人、實踐和價值觀過程的信息環境。
而對於傳播的意義和理解，我們借用杜威的觀點，在他看來，社會是在傳遞和溝通中存在的，溝通是共同體或社會建立合作、統治和秩序的重要手段。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我們可以將傳播擴展到人們的流動、交換、關係的建立等層面上。在人的交往、關係建立過程中形成了動態的傳播網路，有學者認為，「要揭示一個社會獨特的品質，需要從揭示這一社區的傳播網路入手。正是藉助於各種不同的傳播網路，同一社區的人才能形成共有的意義，而又正是基於共有意義的基礎上，這一社區才能成為一個相對緊密的結構。」
借用我們在一個傣族村莊進行的田野調查為例。在調查期間，我們全程參與和觀察了傣族人一個重要的宗教活動：出窪。活動期間，全村在外打工的人們都會趕回村子，各家的年輕人會把家裡的老人送到公房吃齋念佛，然後年輕人們聚在一起，共同做飯供給老人們就餐。不僅是出窪的活動，村裡還有很多共同性的活動和節日慶典。至今，村裡每戶都會輪流給奘房裡的和尚送飯。關門節中，各個寨子的互訪，使得不同村寨之間得到了地緣上的連接。村內也十分注重民族情感的凝結和溝通，近年來村裡出外工作的一些精英人士時常給村裡捐款捐物。村寨始終沒有忘記自我發展能力的拓展和延伸，和村裡外出的「精英」們保持較密切的聯繫就成了村民們自覺的行為。如果說，給和尚送飯實現的是村內的聯接和溝通，關門節的互訪是和外村的聯繫，那麼，村裡能人為村落發展出資，能夠看出村寨傳統的血緣和地緣關係仍舊在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此外，這個傣族村寨有著自己獨特的社會組織方式和村寨聯接方式，尤其是圍繞和宗教相關的一些節日和活動，整個村寨得以組織和聯接起來。
這種觀察，正是從傳播與社會關係網路的角度展開的。這樣的研究個案，擺脫將媒介、傳播僅僅理解為技術和中介的模式，立足於人們具體的生活情境和社會結構中，去尋找連接人們關係、促成人們互動的網路是如何形成並發揮作用的。
怒江蘭坪大羊普米族村寨，與普米村民座談（供圖：孫信茹）
個案
專註個案到超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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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面所分析的，隨著社會結構和文化樣態的複雜化，在媒介人類學的研究中，勢必需要一些轉向和新的發展。媒介人類學的田野可以從具象的物理空間拓展到網路的空間；從關注作為技術和中介的媒介本身，邁向流動、交換等形成的社會傳播網路。這些轉向和探索，同時也指向了在今天日益複雜的社會情境中完成傳媒人類學的研究，更需要研究者結合具體的社會與文化語境進行深入剖析，從而展現更深刻的意義闡釋。在具體的研究中，個案研究的方法強調對具體情境的把握與理解，能夠發揮出「回歸特殊，面向具體，針對特殊場景和問題」進行解釋的優勢。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至今，個案的關注和深度解析仍舊是媒介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取向和方法路徑。
可是，儘管在媒介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中，對個案的全面展示和深度剖析已是研究者較為慣常的做法。但是，今天的研究者也會面臨個案研究的一些困境，比如，在完成很多個案研究的時候，研究者時常遭遇這樣的責問：研究中描述性的材料太多，理論分析則彰顯不足，影響了個案的研究價值；也或是，如何處理個案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問題。而個案研究遭遇更為嚴峻的挑戰則是，現代社會的複雜性使得個案的解釋力受到質疑。面對這樣一些困境，有研究者總結兩種常見的解決之道：類型學研究範式和人類學的解決方式。這裡的人類學解決方式，即格爾茨所說的「讓深描變得可能，不是超越個案進行概括，而是在個案中進行概括。」
相較而言，我認為媒介人類學中的田野作業可以較多借用格爾茨的觀點。在這點上，研究者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如何通過個案的「深描」，去展現更大的理論追求？或者換言之，「個案研究如何擺脫微觀場景的限制，邁向宏大景觀？即如何走出個案？」盧暉臨給出的答案是：個案研究，也要「超越個案」。具體而言，「從個案研究本身的獨特邏輯來思考這個問題，特別是注重理論的角色。擴展個案方法則在分析性概括的基礎上再向前推進一步：跳出個別個案本身，走向宏大場景。」還是以我對傣族家庭照片的研究為例，在家庭照片的個案研究中，我試圖探討的是：家庭照片作為人們一種社會化的手段，個人、家庭、村落乃至整個民族通過這種方式和傳統的生活保持聯繫，照片成為凝聚並建構他們共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重要手段。因此，儘管這個研究針對一個傣族村莊中家庭照片的個案展開，但要回應的卻是某個特定社區中維繫其社會運轉和穩固其成員價值信念的內在機制等問題。從這個角度講，該個案的探究意義就不僅僅限於一隅的村落，而是任何群體和個人都會面對的關於人自身及文化意義等命題。而據此，所謂「超越個案」，其意義在於我們在研究中不能止步於提供個案的典型性或是代表性，而應該去儘力追求理論所具有的建構性意義。今日媒介人類學的研究，在完成一系列與媒體、傳播相關的社會實踐研究的過程中，也必然要面對在更廣闊的社會和文化領域中建構自身理論問題的要求。當然，在「超越個案」的過程中，對研究者自身來說，在分析時「始終保持反思性的信條，時時體察宏觀權力等因素對日常實踐的滲透性和影響力」，才有可能跳出個案的狹窄視野。
除了對上述幾個關鍵概念和環節的思考之外，事實上，田野作業的一些具體方法和細節同樣也值得我們反思。比如，我們是不帶任何問題，先進入田野，還是應該有一定的問題意識，再到田野中展開有針對性的觀察和研究？在田野觀察開始之前，大量的資料查閱和基本信息的獲取成為工作中的重要環節。這個準備工作和過程可以幫你圈定大致的調查範圍，甚至形成一定的「預設」。當然，如李金銓教授所說，這種預設，是一種基於誠實和不帶偏見的態度，沒有預設是無法了解歷史世界的；我們也不能對異己的人和事做過分浪漫的詮釋。又如，人類學中的田野工作一般規定一年為基本的調查周期，由此才能對調查對象有較為完整的了解。然而，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和流動性的加劇，使得傳統村落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員交流互動等各個層面都發生了較大的改變，研究者面對的「田野」不再是一個孤立封閉的時空，這些轉變迫使研究者也需要不斷地做出調整。而現實是，今天的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往往很難達到「一年」的完整時間。此外，田野作業首要目的在於搜集經驗材料，但同時又必須將材料與概念有效關聯。這其實也是我們說的問題意識。問題指向之下，材料的獲取就有章可循，而概念的運用也就會具有針對性與有效性。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將是田野工作者要面對的現實，在這裡我們不一一展開。
媒介人類學中的田野作業是規範的，但同時也是充滿了個人色彩和情感的工作；運用田野作業的方法由來已久，但在新的研究領域中會有新的推進和發展。田野「空間」的擴展，不免使研究者自身也很有可能成為被研究者中的一員；從中介、技術到情境、網路的擴展，提醒我們在研究時更應該深入到被研究者的文化邏輯中，真正站在「他者」的立場上展開分析；而超越個案的要求，則展現出田野作業中理論建構的深度和可能性，而這種理論建構的深度和廣度，則和研究者的主觀意識與反思程度息息相關。
因此，本文所展開的思考與討論，其意義和價值可能在於，讓研究者在展開田野的實踐時，「保持足夠的理性距離以確保研究者能夠批判性地分析它們所參與的事件」。這種理性和審慎的判斷，既讓我們去深入了解研究對象，同時，也提醒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隨時保持對自我的反省。
因篇幅有限，參考文獻及注釋已略去！
END
編輯：sun、湯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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