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一面——想到舒蕪先生
余斌
余斌，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著有《張愛玲傳》等書。
我和舒蕪先生只有一面之緣，此外還收到過他一封信。得信在先，登門拜訪在後，其間卻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因相隔總有三四年時間。
舒蕪先生給我寫信，緣於我就他的《碧空樓書簡》寫過一篇書評，先後在民刊《開卷》和《文匯讀書周報》上登過。這兩家他都是經常出現的作者，《開卷》主事者董寧文君似還時常請安，此外想來他對媒體上評說他的文字亦甚留心，總之那篇書評他讀了。先是帶口信，請董寧文轉達，客氣地稱道了我的文章。後來就收到下面這封信。信不長，而且還要費些筆墨做說明，因且照錄：
信是列印出來的，只信末「舒蕪」二字是鋼筆所寫，據說老先生寫作都是用電腦，以八十高齡，真是與時俱進。但信的內容他選的是行書字體，字型大小也大，與所附姚錫佩文章用宋體字有別，大約也是稍存書信之意吧？
我是晚輩，為書評專致一書，似大可不必。書評當然大體是說好話，但舒蕪先生的粉絲據說不乏其人，我想他給我寫信，或者是因書評里什麼話碰巧有點搔到癢處的意思。檢討下來，我以為最有可能讓他產生「深得我心」之感的，也許不在「獎借」之辭，而在對包括他在內的一代文人命運給予的「同情的理解」。因他在與友人信中提及荒蕪的「家事」，為公開發表的悼念文章中所無，我便發了一通議論道：「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不提，可能因為這些多屬『家事』範疇，是要給死者『安靜』，也是存著溫柔敦厚之旨。以我作為讀者的私衷，當然希望對『國事』與『家事』均有所知，不為窺探隱私，實因合而觀之，更能感得人生的況味，時代的況味。在此家事與國事不易分清，『人生到此』與『家國萬端』之間，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對於那一輩人尤其如此。我讀舒蕪文字，包括《回歸五四》的長序，常也無端興起『家國萬端』之思，因為不論具體所寫為何，內里道出的，都是『一代人的命運』這一篇大文。」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將「家國萬端」、「一代人的命運 」等語理解為對他當年拋出胡風信件一事的曲諒，——雖然說不上是千夫所指，但他因此事一直處在一種為自己洗刷辯解的地位，卻是肯定的。
然而我喜讀舒蕪文章，又總有一種彆扭之感，恰恰是因為他面對那樁公案時的不能坦然，或者說，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那種直面自我的「坦然」： 「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責任」，這可以視為舒蕪的「懺悔」，可述及此事時，他的反顧總是伴以濃得化不開的「但書」意味，他的「懺悔」指向交出信件引發的客觀結果，其「底線」則在對動機的迴避。對結果無所知、不能預知而結果卻站出來承擔自己「應付的一份責任」，豈不是高姿態么？
其後還看到他的多篇文章，涉於己的，不同程度不同形式，都有自辯的成份存焉。他的文風經常是「言近旨遠」、「婉而多諷」的，直白地說，就是話裡有話。比如有一陣對文懷沙面目的「大起底」，以時間先後推，實發端於他發表在《萬象》上的一篇短文《老吾老》，他揭了文懷沙的短，並借文懷沙當年在人文社所編《楚辭選注》性質上實繫上面交待下來的「普及」任務這一事實（且不說圈內還評價甚低），對文懷沙「國學大師」的身份暗下針砭，但以「老吾老」為題，似又在講「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應存恕道，真是餘味曲包。
涉於己者，就更是如此。關於胡風信件，是「借出去」還是「交上去」，《口述自傳》里有辯；是否曾被賈植芳拒而不納，有《賈拒認舒版本考》專文辯駁；甚至某日是否曾在聶紺弩家中出現，亦有辯，見於致《新文學史料》編輯部的信。但一概寓「辯」於「辨」，或者寓「辯」於「考」，只澄清事實，就事論事，不加評說，像《賈拒認舒版本考》，竟似出之以事外人的超脫口吻，語帶調侃，大有談笑卻敵之慨。而他所辨，大都穩操勝算，立於不敗之地，如他的種種證據就迫使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里刪去了《寂寞斯人》中寫他在聶家受冷遇的幾句話。問題是，他的考辨總讓人覺得言在此而意在彼，是一種更廣意義上的「撇清」。我懷疑他理想中的讀者應該是能夠「舉一隅而知三隅反」的，即從這些冤枉之事中去推想他在胡風一案中可能被誇大了的罪責。
他在給我的信中附上姚錫佩女士的文章，倒不是在為自己辯，是在為「周婆」（即聶紺弩夫人周穎）辯。這是針對我書評里的一段題外話：
……突然想到舒蕪在二閑堂的一篇文章，談聶紺弩的《贈周婆》詩，以證聶周間的情深意篤。解聶詩，恐怕沒有幾人比舒蕪先生更有資格，然而此文卻非單純地解詩。雖然不著一字，此文實是沖著章詒和寫聶紺弩的《寂寞斯人》一文而來。蓋因章文將聶紺弩晚年胸中的鬱結部分地歸因於家事，或竟直言無隱，歸罪於周婆，舒蕪解詩，就是要為聶周「辯誣」，或者，至少是要校正章文給讀者的一面倒的印象。舒文解詩解得好，章文所說也未必就不是實情，畢竟詩不能坐實，舒文也僅限於解詩，二文齊觀，更像是「花開兩頭，各表一枝」。
姚錫佩女士的長文不比舒文的以解詩曲徑通幽，乃是正面直斥章文之妄，且有更詳實的事實舉證。舒蕪先生特意將文章列印寄來，用意不言自明（的確也未著一字），是讓我明辨是非，擇一而從。但我於弄清具體的事實其實並無特別興趣，也不認為澄清了事實就弄明了「真相」。事實只須考證，「真相」則離不開闡釋，何況考證之中也還隱含著闡釋。也許是我多心，我覺得舒蕪先生固然是在為周穎辯，然在情感態度的意義上，也是為自己辯。錢鍾書有篇不相干的文章里說：「即使在滿紙荒唐言的神怪故事裡，真實事物感也是很需要的成份；『虛幻的花園裡有真實的癩蛤蟆』，虛幻的癩蛤蟆處在真實的花園裡，相反相成，才添趣味。」多多少少，我是將舒蕪先生所考辨的具體事項當作「虛幻花園」里的「真實的癩蛤蟆」看待的，至少是有這樣的聯想，而他對胡風事件中自己所扮角色的理解，在我看來就是「虛幻的花園」。
胡風案早已平反，但對中國知識界的記憶而言，胡風案未完，受害者的「追窮寇」，輿論的勒令懺悔，包括舒蕪的「自述」、舊事今事的考證，都是這篇未完敘事的組成部分。我一點也不懷疑舒蕪說到「失智發狂，各式慘死」時的沉痛，但在某種意義上，他認為他的個人敘事已經完成了，關於他所經歷的時代，他一直沒有停止反思，唯獨與他相關的那一頁，他希望快快地翻過去，從他誤認賈植芳已原諒他的欣喜中，可看到他願望的急切。「完成」了，便可「輕裝上陣」，他的「考證」便有輕鬆的姿態，寫得頗有「趣味」，無奈不論對其他人還是對他自己，即使這具體而微的一樁小事也不可能真正「趣味」化，「顧左右而言他」不能消解真正的問題。他也只能是故作輕鬆。
舒蕪先生的直覺也許沒錯：或許我的書評確乎不經意間流露出對他的處境某種程度的同情。事實上，這種同情毋寧更多出於對他面對的輿論環境的反感，有時候，強制性的要求「懺悔」反會使人失去了「捫心自問」的餘裕。倘當真在外界壓力下「懺悔」，不是出於自覺的自由的選擇，即乖離「懺悔」的本意，且是屈辱的，因為這樣的「懺悔」剝奪了懺悔者的尊嚴。「個人尊嚴」在我們的文化中常常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同樣是戰敗，英美戰俘可以得到同胞的尊重，我們則投以不屑的目光，只能夾起尾巴做人。一為「叛徒」，當然更是人格的徹底喪失。這樣的環境中，「懺悔」不被理解為一個救贖的內心過程、重獲尊嚴的契機，倒意味著向公眾低頭認罪，自甘受辱，萬劫不復。「罪人」彷彿只能在死扛和自甘屈辱之間做選擇。於是「罪人」與「受害者」就變作了低頭認罪與居高臨下的受降者的兩方。總之，沒有尊嚴。我懷疑有的時候，群情激憤的「懺悔」呼聲與「罪人」的「負隅頑抗」就那麼互動著。於此我總是聯想到魯迅去世前就周作人對周建人說的一番話，即左翼作家對周的粗暴批評反會使他陷於消極（大意如此）。情形自有不同，道理是一樣的。故有時我不知是否一廂情願的，也將舒蕪不能已於言的自辯，某種程度上看作他的「過當防衛」。以「泰山壓頂」來形容他面對的壓力，並不過份。
實話實說，我認為有些「胡風分子」的文章並不高明，不管是在「案」發之前，還是獲平反之後；舒蕪先生「曾經滄海」之後的文章則更耐讀、更開放，時見超出同輩人的眼光。這不但因為他的學養深厚（尚未被目為「叛徒」之前，他即被認為是「胡風派」中飽學的一位），更因他有異於眾人的經歷。終極意義上，固然大家都是受害者，舒蕪的交出信件卻令他的這重身份為「叛徒」、「猶大」所掩，一個無形中始終處在被審狀態的對象，雖然還沒有人公開地幸災樂禍，說他之被打成「右派」，是咎由自取。「胡風分子」作為受難者享受到的同情、敬仰他當然無緣分享，失去了道德的制高點，他似乎亦失去了義正辭嚴慷慨作金石聲的資格。恰恰是這樣的尷尬處境，更容易讓人去體味、思考世事與人性中的諸多逶迤曲折，（打個不恰當的比方，錢謙益、吳梅村體悟到的複雜人生況味，是烈士心態的文天祥無從知曉的），從他的知人論世當中我確乎也讀到了這一點。
但是說一千，道一萬，我還是不能認同他的各種形式的自辯，也不相信他關於「借出去」的聽上去似也能自圓其說的解釋。我不知道如果他緘口不言，是不是就容易接受一點。也許那是一個明智的選擇，——雖然歸根結締，那不是一個明智與否的問題。
我不知怎樣說明我的感受，也不知該怎樣對一個八旬老人「犯顏直諫」。長者賜書，理應作復，何況他信中詳寫了各種聯繫方式，何況我喜讀他的文章，佩服他的學問。回信中避而不談也不是不可以，本來就在題外的，然而就因為莫名的彆扭，不知說什麼是好，幾次提筆，最後還是做罷。
不久以後接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培元先生的電話，他們社要重出舒蕪的《紅樓說夢》，希望我寫篇書評。這書即是上海古籍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說夢錄》，當時就讀過，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書評里也提到過讀此書時的好感，大概因為這個原因，出版社方面詢問他的意見時，他便說希望我寫一篇。當時想也沒想就答應下來，因為還記得當年如何向同學興奮地推薦。很快也就寫好報命，文章題為《回歸常識說紅樓》。我說「報命」，並不是向舒蕪交差，此事都是通過王培元先生進行，舒蕪先生沒有找過我，我也沒有想到文章寄他一份，因他肯定是會看到的。此事也可算是一種間接的聯繫吧。倒是0七年出了本文集，寫舒蕪的兩篇書評都收在裡面，遂寄上了一本，也沒附上一封信，因為還是不知說什麼好。書寄出後未得迴音，也就再無聯繫了。當然，還是他的讀者。
事實上我有很多問題想向他請教的，特別是關於周作人。我一直認為舒蕪先生研究周作人有他的「獨得之秘」，並不是他佔據了什麼難得的資料，而是他的別有會心，這「會心」又與他的經歷、處境有關。我在第一篇書評里也提到這一點。後來知道，他最初寫周作人，實出於偶然：是八十年代初人文社在胡喬木授意下打算重出周作人作品，須有一篇「好的序」，就找到他，於是有了《周作人概論》（參見《我怎麼寫起關於周作人的文章》）。所以一開始是給他的任務，而非他「選擇」了周作人。但我還是認定，偶然之中有必然性存焉。他和周作人之間有太多的牽連，甚至是「對應」。青年時代即嗜讀二周文章（「胡風派」之推崇魯迅，理有固然，其時尚在胡風陣營而對周作人亦有興味，且不將二周對立起來看，則恐怕唯舒蕪一人），胡風案後一直身被「猶大」惡名與周作人之被歸入貳臣傳，處境亦有相通處，甚至他在輿論重壓之下所取的姿態，自辯時採取的不辯而辯的方式，都容易讓人產生聯想，
假如起初有「遵命」的因素，後來研究的一發而不可收，就只能說明他走近周作人的必然。目下學界差不多已有共識，舒蕪先生晚年的貢獻，一在周作人研究，一在「哀婦人」立場的堅持。前者不用說，後者也是對知堂一以貫之的一條線索的賡續和發揚。現代背景下，「哀婦人」近乎永遠的「政治正確」，你可以說這是最最安全的「啟蒙」，但他所見者深，所言則特別有一份痛切，我讀到他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假如我是女孩》，八十高齡，人生總結的階段而有此懸想，也就見出他的為婦女請命，實不限於立於其外的做做代言人。何況他基於「五四」立場對時弊的糾彈，對自己自青年時代起信仰的反思，廣涉多個方面，發而為文，舉凡憲政問題、「國學熱」 等等，均其議論所及。朱正先生稱舒蕪是周作人之後持之以恆關注女性處境的一人，我想不僅如此，在承繼周作人的思想，「道義事功化」這方面，他也應該是最突出的一個。
他關於周作人的觀點，有些是我不能接受，尤其是在周作人「落水」問題上的義正辭嚴，不容分說。在別的方面對知堂的體察、回護與這種近乎痛斥的態度有一種戲劇性的對照。這固然可以看作愛之深，責之切的一種表現，而我也認為知堂辯無可辯，只是時至今日，我們自可以有一種超乎「政治正確」的理解，更不必將其變為僅僅是表態。就因為不無表態的成份，舒蕪先生失去了他常能做到的從容不迫，以致到最後往往還是把「政治標準」、「藝術標準」這種「一分為二」的公式搬出來，雖說他論周的許多洞見其實是這公式籠罩不住的。正像他過於急切的自辯衝動可以看作「過當防衛」一樣，我也將他對周作人失節問題上的激烈姿態理解為他的「過當防衛」的一部分，一辯解，一痛斥，看似相反而實相成。考慮到有些論者徑將周作人的失節與他的「出賣」相提並論，他就更要以「大是大非」的立場在此關鍵點上與周作人保持距離。凡此我皆以為不是不可以賦予「同情的理解」的，只是多少還是覺得彆扭。
不管怎麼說，在我看來，以學養、以經歷、以思想、以才情，舒蕪先生肯定是周作人數得著的幾個「解人」之一。我一直喜讀知堂文章，前幾年買了一套止庵編校的《周作人自編文集》，大體上重讀一過，做了些札記，寫了幾篇小文章，因此也想到舒蕪先生。但後來登門拜訪，也並不就是為此。
——0八年到北京，原先並沒想到去訪舒蕪先生。後聽說他近來身體很不好，再不見以後恐怕就見不著了。不知怎麼就動了念，遂通過與他相熟的《萬象》同他聯繫，說好第二天上午登門。記得第二天下大雨，因是路盲，頗費了些周折才找到皂君廟他的寓所。他女兒應的門，坐在客廳里等候時，四處張了張，似與我所去過的許多年老的讀書人的住處無大差別，寒素、陳舊，客廳似較寬綽，只是光線有些暗，但也許是陰雨天的緣故。他從另一房間里出來，移動很慢，告我從什麼時候起腿腳就不行了，真正的「足不出戶」，因為根本沒辦法下樓的。
在他的客廳里坐了近兩小時，談的內容很雜。通常與老年人聊天，都是老人說，後輩當聽眾，——老到一定的年紀，應有「自說自話」的權利的，——那一次不是。不是我不滿足於聽，是他似乎準備對話，他說，也很注意你的言談。他耳朵不大行了，思維則很靈敏、清晰，不時上身前傾讓我重複說過的話，要弄清我準確的意思，而他的對答總是很集中，不會旁逸斜出，更沒有針鋒不接的情形。為我的登門，老先生似乎事先還特意翻了翻我的書，因他主動提到其中的幾篇文章，表示認同。到這時我才肯定他收到了我的書，而非我一度懷疑的那樣，犯了不止一次犯過的錯誤，弄錯了地址。有一篇是寫黃裳的為文路數的，他因說起黃裳的文章他很愛讀，又道，黃比他還年長，現在還可以坐飛機到外地開會、參加活動，他則根本談不上了。言下有些羨慕，卻並無「唏噓」之意。
我提起天津教育出版社剛出版不久的一套「知堂文叢」。這書一套四冊，分為「苦雨齋談」、「生活的況味」、「看雲隨筆」、「流年感憶」四題，標明是「舒蕪編」，出版社方面的特約編輯是過去的一個學生，給我寄了一套。周作人文章的選本近年來出的不僅多而且濫了，大多「選」與「編」其實都談不上，因為根本看不出編選的標準與思路，有些更只是隨意的雜湊，不必看的。但是有幾位知堂的知音，如果他們編出了選本，我就想看看（因為一種好的選本往往暗示了一種獨特的理解），舒蕪先生當然是其中之一。但那套書的取捨卻也看不出什麼特別來，前面倒是冠以他的一篇文字，題為「我怎麼寫起關於周作人的文章」，只是通篇「切題」而對文叢「不切題」，重申人歸人，文歸文的態度，強調對周應「讀」在意先之外，於編選情形未道得一字。以我想來，真要編這麼一套書，怎麼也該有一番交待的。一問，果然是出版社方面的創意並且包辦，他只是掛個名而已。
關於他的近況，他說的最多的是上網、寫博客，精力不濟，長文不能寫了，寫幾百字的短文，兩三天總要寫一篇。講這些都很平靜。印象中只有兩次，他有些激動，是提高了聲調的。一次關乎時事，從網上看來的一則消息讓他氣憤，而我知道他的網文大都是與時事有關的；一次是說到周作人的失節問題，什麼周作人事敵是中共方面的安排，——「簡直是胡扯嘛！漢奸就是漢奸！這個污點是怎麼也抹不掉的！」他說。
從老人家裡出來，雨仍在下，我莫名其妙在那一帶漫無目的地走了一陣，心下茫然。我覺得舒蕪先生是個很警覺的人，他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從他的神情，從他事先的「準備」，我覺察到他對我有那麼一點戒備之心，當然，可能是我的多心，也可能其中有舊有印象的疊加，至少我沒有感覺到通常老人閑談時的放鬆。那麼我對這次拜訪滿意嗎？他的近況我看到了、聽到了，周作人也談到了，還有什麼我想問而未及發問的嗎？關於胡風集團案那段往事肯定是我最想問、最想聽他說的，卻是問不出口，或者早知道不會問的。茫然也是無怪其然，因為登門拜訪的動機就很曖昧。
一年多以後，從媒體上得知舒蕪先生去世的消息，雖說幾乎說不上有什麼關係，還是不無悼念之情。悼念的方式即是搜看媒體上的報道和相關的議論。大體上也是可以料想的：棺已蓋而論難定。重新檢視他在「胡風案」中扮演的角色自是題中應有，涇渭分明的兩種聲音，一曰決不寬恕，一曰應予諒解。還有對罪責的掂量：何者應歸於時代，何者該歸於個人。我對追究派與原諒派的觀點都不能接受，不管歸因於體制，還是歸罪於舒蕪，只要不把我們自己放進去，就意義不大。比之於一個人的「蓋棺定論」，「舒蕪與我們」是一篇更難做的文章，這裡的「我們」並非與舒蕪分立河的兩岸，一清一濁。舒蕪在那個事件中的罪責不是誰想原諒就可以原諒的，一般人固然沒有資格，在更廣的意義上，即使是那個事件的受害者也沒有。另一方面，義正辭嚴地要求他懺悔，我們同樣沒有資格，難道就因為沒有類似交出私人信件的行為，我們就不僅可以置身事外，而且還獲得了居高臨下的道德優勢？
儘管如此，我得承認，我是一直暗中希望舒蕪先生「懺悔」的，此與「你為什麼不懺悔」式大聲疾呼的聲討無關，是個人的一點願望。既然喜讀他的文章，我當然願意他坦誠地面對自己，有真實的面對，才有真正的解脫。我有些後悔沒有回他的信，也後悔沒有當面談起我最想問的問題。以他這些年來的抗擊打能力，問一問，說一說，沒什麼的。——無他，我只是想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而已。當然，不可能聽到什麼新的內容也是知道的：能說的，願說的，都已經寫在他的文章里了。
文｜余斌
責編｜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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