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銳，但卻給了許多人以崛起的機會

東漢末年，漢族人在對北方蠻族的戰爭中陷入了嚴重危機。阿爾泰語系的鮮卑人在他們傑出領袖檀石槐帶領下於公元177年戰勝了東漢派出的遠征軍，從此漢族人被迫對北方邊境採取了守勢，以至於年年遭受蠻族侵襲——後來張角的重要敵人皇甫嵩此時便在著名的雁門關擔任軍事長官。沒有資料可以證明皇甫嵩這位東漢末年最傑出的軍事家在東漢對蠻族的對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現，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一嚴峻的軍事形勢鍛煉了皇甫嵩，讓其成長為了一名優秀的軍事指揮官。

和鮮卑相對的，另一支名叫羌的民族在西北給與了東漢另一種不一樣的打擊。相比於匈奴、鮮卑等蠻族，羌族的文明發展程度十分低下，但他們有一個永遠不可被忽視的優勢：人數。儘管落後民族普遍採取野蠻的妻子繼承製（父死，子瓜分其妻；兄死，弟瓜分其妻），但羌族的人口發展速度卻令人震撼，以至於和他們同時代的民族基本都已滅亡，他們卻仍然存在21世紀的今天。

由於沒有發達的社會組織，所以羌族對東漢的打擊基本都是自發而局部的，但是由於人數眾多，羌族人對東漢的影響絕不次於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劉宏在位期間，中國西北的涼州幾乎充滿了羌族人，他們隔三差五地便發動武裝鬥爭，這種無休止的戰爭讓漢族人口在當地大幅度減少，以至於當地經常不是漢族人同化羌族人（這似乎是中國歷史的永恆主題），而是許多羌族人將漢人給同化了。

一個重要的例子，三國著名軍閥馬騰（他的兒子馬超擁有更高的人氣）便是一個漢族男人和羌族女子的孩子。馬超的祖父原本是東漢的一個低級公務員，因為犯罪而逃到涼州，在不被本族人收留的情況下被迫迎娶了羌族的姑娘，儘管這一事件在日後給了兒子馬騰和孫子馬超以意外的政治財富，但普遍漢族人看來，本族人與未開化的民族結婚本身就是一種恥辱。

羌族對漢族的影響不僅僅是在血統上，更多則在文化方面。後來開啟三國時代的著名獨裁者董卓便是涼州本地居民，他自幼與身邊的羌族人民結交，深受對方文化的影響，行為處事較中國內地居民要更為果敢和血性，但卻缺乏一定的深思熟慮。這些優點和缺點都將深刻影響他未來的人生道路，最後間接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與第二漢王朝的命運。

董卓並不是東漢末年唯一崛起的邊疆漢族人——當張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義後（革命隊伍中出現了叛徒向政府告密），東漢政府徵調的四位鎮壓叛亂的指揮官均來自帝國邊疆。已經出場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涼州人，另外兩位分別是來自幽州的盧植和揚州的朱儁。

盧植和朱儁的籍貫分別對應今天的河北和浙江，這兩地現在已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但在漢朝時卻仍然是漢族與游牧、叢林蠻族領地的交界地帶。除此外，在張角發動起義之前，東漢政府對蒙古高原諸民族戰爭中倚仗的三位軍事長官無一例外均來自涼州，他們被稱作「涼州的三個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們認為惡劣軍事環境下成長的人物能夠更加勝任突發的政治情況是有證據的。

因為張角和他的信徒們在戰爭中都戴著黃色頭巾，所以這次全國性的大動亂被當時和後世稱為「黃巾之亂」或「黃巾起義」。由於黃巾部隊的數量太過龐大（上百萬），東漢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僱傭兵參與平叛工作，而這就給與了地方領主們以組建私人武裝的機會。

後來瓜分第二漢王朝的三巨頭——曹操、劉備，以及孫權的父親孫堅，都在此次戰爭中組建了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儘管他們武裝的規模對時局幾乎無足輕重而且在戰後被迅速解散，但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個事實是，當這三人日後分別參與到全國範圍的軍閥混戰時，他們的主要競爭者們竟然都沒有鎮壓黃巾起義的經歷。

顯然，戰爭教會了這三個人一些別人所沒有領悟到的東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奉獻多大，回報就有多大。

摘自：《劍橋三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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