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裡戲外：女性艱難的一年
原標題：戲裡戲外：女性艱難的一年
撰文：重木
2017年12月12日，美國《韋氏詞典》宣布，「女權主義」（feminism）被評為2017年度辭彙。而就如韋氏特約編輯皮特·索科洛夫斯基在一份聲明中所指出的，沒有任何一個辭彙能夠囊括2017一整年的新聞、事件和故事。不過，綜合分析被搜索頻率顯著高於去年的辭彙以及全年搜索量激增的情況，「女權主義」一詞脫穎而出。而這一點，從2017年1月21日，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就職後第二天在諸多城市所爆發的女性大遊行（Women』s March on Washington）中就已經一覽無餘。
2017年，特朗普就職後第二天在諸多城市所爆發的女性大遊行。視覺中國 資料
現在我們回看這一聲勢浩大的遊行，促成其爆發的因素不僅有特朗普在外泄錄音中對於女性的公然侮辱，也有對於整個即將成為美國接下來四年中執政的保守共和黨的一個下馬威。參與此次遊行與合作的組織從女性組織艾米麗名單（Emily』s List）、同性戀者反詆毀聯盟（GLAAD）到穆斯林婦女聯盟（Muslim Women』s Alliance）和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由此可以看到，這一遊行的目的不僅僅只是為了女性權益，並且企圖通過這一行為來提醒政府，在這個政治風氣日漸右轉的時刻，對於那些一直以來被忽視、被不平等對待的邊緣人群的權益，依舊不容忽視，也不可隨意踐踏。就如遊行組織者所說：「任何遊行活動的目標之一都是去啟發和激勵人們做更多的事情。」而在女權以及其他少數族群權利運動已經有一個世紀之久的西方諸國，在這個關節點，表明這一點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涵。
伴隨著年初女性大遊行而一起誕生的諸多影視作品，也成為表達觀點和姿態的平台。於是我們在2017年便看到了眾多涉及女性、同志以及其他少數族群的電視劇與電影。本文便希望結合這一年所發生的相關事件以及對幾部主要影視作品的討論，對過去的2017年做一個簡略的回顧，並通過這一有限的窺鏡來看看我們如今身處何處。
一
美劇《使女的故事》
根據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說所改編的美劇《使女的故事》應該是2017年最吸引人、引起最多討論的作品。既是因為阿特伍德這一故事本身所具有的震撼性，也因為在這個故事中所表現的一切對於女性的侮辱、迫害和虐待，就如阿特伍德在多年前的採訪中所指出的，都是歷史中曾真實存在發生過的。人們對於它的不安也便來自於這個寫於上世紀末的故事，竟然好似寓言般展現著當下的現狀，雖然現實遠遠還未達到故事中的聳人聽聞地步，但人們所擔心的難道不也正如這個故事開始時所展現的——轉變就是從那些小小的變故開始，從一些不起眼的禁止開始。
這樣一個「開始」故事，讓人們想到20世紀後期歷史學家對於希特勒納粹主義崛起的反思，即希特勒正是在文明西方的嬉笑和蔑視中崛起的。就如眾多涉及未來的科幻小說（雖然阿特伍德這部書並非典型的科幻小說），阿特伍德對她從各個歷史時期所收集到的這些史實的集中展現，讓人們感到一種迎面而來的真實感，從而形成巨大的緊張與壓迫力。
因此，當這部於4月上映的美劇開始向人們展現歷史與現實會是多麼輕而易舉反覆之時，1月在美國各大城市爆發的女性大遊行依舊曆歷在目，並且如今坐在白宮橢圓辦公室里的那個男人對於女性的侮辱言論，都由此被進一步放大而引起觀者心理上的震撼。《使女的故事》是這一年中對於女性以及少數族群不幸的最直接，也是最極致的展現。它的故事並非小打小鬧，而是以一種真實的極權下的殘忍和嚴酷向觀眾展現著當權力肆虐，不受控制之時，惡魔就已經躲在暗處蠢蠢欲動了。
而對於這裡所提及的「權力」，在男女兩性中顯然落在男性一邊，在異性戀與同性戀中，自然落在前者，而在西方的主流白人基督教與移民的穆斯林群體中，答案依舊是前者。這似乎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二元世界，即總會因為存在「我」而必然出現一個「他者」。而對於這一「他者」，我們從西方傳統的哲學史中看到的主流意象，往往都是危險而需要防備的（薩特的「他人即地獄」），甚至必須予以消滅之。而這便是西方形而上學思想中佔據核心地位的二元論。
電影《性別之戰》
9月，根據1973年女性網球選手比利·簡·金真實故事所改編的電影《性別之戰》中，這一男女二元對立被其中那位十分浮誇且男權中心的網球手鮑比·里格斯發揮到極致。有趣的是，這個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正是西方第二波女權運動興起之時。在這一波女權運動中，女性把目光從第一代女權主義者對於教育和選票上移開，直接攻擊那些由男性建構，為了維護他們統治權力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就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這一結構本身既能鞏固其核心的意識形態，同時也具有再生產的功能，由此便能達到對自身自然化和普適化的創造以及對於這一建構過程的掩蓋。
在《性別之戰》中，里格斯對於女性以及女性網球選手的言論完全是典型的男權社會體制的產物，即認為女性從生理上便是低人一等的。這一對於女性的建構，我們可以追溯到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而隨著19世紀醫學、生物科學以及心理學的確立和進一步發展，不僅僅只有那些性少數群體，就連女性也被從生物學這一角度宣判為是難以比肩男性的。因此里格斯不遺餘力地發揮著產生於19世紀的女性觀念，即女性的世界是家庭，是廚房；她們因為缺少或是沒有能力像男性一樣運用理性，而不能參與公共空間的討論；又因為女性是感性、敏感且脆弱的，因而無法承受在體育運動中所產生的壓力……雖然里格斯本人是跳樑小丑，但他對第二波女權運動所爭取的一切權益毫不避諱的嘲笑，以及把有著他私人目的的網球比賽當做男女兩性的較量，而讓比利·簡·金最終不得不接受他的挑戰。
這是一個需要反覆自我證明的漫長過程，就像整個女權以及（性）少數族群的權利運動一樣，它無法也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隨著某些具體事件的產生而必須作出相應的回應。而在這些回應和反駁中，我們又總是發現自己不時地處於某種de javu(既視感)之中，因為在今日對於女性以及性少數群體的污名，在上個世紀已經發生過，並且也早已經被多次反駁過。但它並不意味著，這些言論和觀念就不會在今日出現。而這也或許就是當我們聽到一個總統候選人（或是如國內的一些學者、教授等知識分子）的性別觀念竟然是如此陳舊而惡劣時，所感到的驚訝與憤怒。
我曾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張相片，一位參加女性遊行的老年婦女穿著一件寫有大意如下句子的襯衫：「我不敢相信，我現在依舊在抗議這些shit 」。她或許參加過上世紀後期的第二波女權運動，而在2017年年初的大遊行中，她抗議的依舊還是曾經的那些「shit」：男性對於女性的公然侮辱，權力對於女性的偏見，工作中處處存在的對於女性的不利因素，如好萊塢女星這些年一直在呼籲的男女資薪平等問題。
二
挪威劇《羞恥》第四季
在對前兩撥女權運動的反思中，那些來自邊緣世界的女性批評這些產生自西方白人女性的運動本身同樣存在著強烈的排他性和局限，即她們忽視了非西方世界中的女性。這一點隨著去年難民潮的爆發而再次被凸現出來，而挪威劇《羞恥》第四季圍繞一個年輕穆斯林女孩的生活與故事，向我們展現了當下西方在面對大批入境（或已經生活在他們身邊）的難民時，所表現出的猶豫、不安、緊張與偏見。在劇中有一幕，穆斯林女孩Sana對一位挪威朋友說：「試戴一天頭巾，你就會發現，大部分挪威人都是種族歧視者。」
而她作為一個「他者」，要如何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並且依舊能保持自己的信仰，便成了年紀輕輕的她必須去小心翼翼摸索的生活課題。因為生活於這樣的「他者」世界中，總是充滿危險的。而這部劇同時也提醒我們，不要忘了另一種可能，即通過不斷的交流和談論，讓「他者」理解我們；並不是變成「他者」，而是讓「他們」明白，我們彼此分享著相同的對於生活的熱愛與所期望的安定，就如劇中Yousef所說：「民主的理念，並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的完全不同上，而是建立在每一個個體的價值皆為平等這個基礎上。」
由達斯汀·蘭斯·布萊克根據克里夫·瓊斯同名自傳改編的美劇《當我們崛起時》，同樣展現了一個社會中性少數族群漫長而艱難的反抗與爭取權利的故事。這部劇講述的正是上世紀70年代於美國興起的各種運動，從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到女性運動以及同志平權運動。克里夫·瓊斯是美國赫赫有名的同志運動領袖，他曾跟隨著名的「卡斯特羅市長」哈維爾·米爾克爭取同志權益，並且在米爾克被槍殺後繼續走在遊行抗議的最前面。
美劇《當我們崛起時》
1970年代的各種權利運動的最終訴求都是通過法律形式來保障少數群體的合法權利。而美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在這一點上也提供了這一可行途徑，但這一手段所存在的局限已經被當時的激進女權運動指出，即這可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就如凱特·米麗特在其《性政治》一書中所指出的，壓迫女性的是父權體制，只有推翻這一體制，女性的解放才會成為可能。但縱觀第二波女權運動以及其後至今的少數族群運動，其實都是在漸進地更改著傳統的父權體制，而未能真正地實現對其的徹底革命。產生這一現象有兩個直接原因，一是這些運動本身並非革命，故而存在界限；另外則是父權體制本身的霸權性地位所產生的巨大抵抗力量。就如我們在上文所引的布爾迪厄的研究，這一體制有著十分完善而強大的自我再生產和鞏固能力，一個手段便是通過局部改變來吸納和同化在其中所產生的激進對抗，以此達到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資本主義自我保存的狀態。
在《當我們崛起時》中，克里夫·瓊斯與拉里·克萊默（同志激進組織ACT UP的發起人之一；關於ACT UP組織，法國電影《每分鐘120擊》也有涉及）同樣遭遇過與我們當下十分相似的處境，即隨著里根保守主義政府的上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誕生的諸多運動開始遭到反撲，男性的神話詩學運動積極提倡男性權力，而保守主義與宗教的合流再次對性少數群體運動產生嚴重的打擊。里根政府對於艾滋病的冷漠和有意瀆職，引起瓊斯和克萊默的抗議，他們一以溫和一以激進手段來抗議政府的不負責任。
當我們提起這段歷史時，歷史發展的鐘擺說似乎再次死灰復燃，即當某一潮流發展到高潮時，必然會引起反對勢力的高漲。從西方六七十年代的「造反時代」到里根、撒切爾的保守主義革命；從這一世紀初的自由主義回暖到這些年西方諸國極右勢力的蓬勃發展。歷史再次打擊了我們對於時間的古老認知，即它似乎並非如河水般「逝者如斯」，而是會反覆出現，雖然模樣不同，但卻有著十分相似的「幽靈」特質。
這一點，在2017年的一部美劇和年末的一件好萊塢性侵醜聞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三
《宿敵：貝蒂和瓊》
好萊塢金牌製作人瑞恩·墨菲的《宿敵：貝蒂和瓊》，它所講述是上世紀好萊塢兩位大牌女星貝蒂·瓊斯和克勞馥之間的角逐與鬥爭。而在展現這兩位好萊塢明星恩怨的同時，也著重描述了好萊塢的當時狀況，即各大電影製片公司的權力的巨大。他們完全掌握著依賴他們為生的明星的命運沉浮。一些女性為了獲得更多的機會去討好各大電影製片公司的老闆。好萊塢在給那些追夢的明星帶來輝煌的同時，也從她們那裡索取了高昂的回報。好萊塢索取？不，是那些建構了這一工廠並且處於其權力中心的統治者在索取。是華納，是米高梅老總，是韋恩斯坦。於是在這部3月上映的劇中，我們提前了解到了為什麼韋恩斯坦以自己的權勢性騷擾和性侵女性如此之久，卻依舊沒有人出面阻止或舉報的原因。
韋恩斯坦是好萊塢的「上帝」（梅麗爾·斯特里普語），而正是這一權力無邊的上帝，最終在眾多女性的指控下，露出其噁心嘴臉。而當這一大石頭落入水中，波瀾所到之處而引出的眾多我們平日里喜愛、尊敬和崇拜的大牌明星時，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是：韋恩斯坦的性騷擾和性侵——這一在好萊塢被稱作「公開秘密」的事件——之所以能隱藏如此之久，既是因為他的那些大牌明星朋友們的沉默所致，也因為好萊塢本身就是最大的幫凶。
好萊塢的整個體製為韋恩斯坦的行為提供了溫床。就好像我們時常聽到的那個殘酷笑話一般，「天主教廷是戀童癖神父的最好天堂」。在這樣複雜的體制中——像其他的許多體制一樣——權力便是每個人都希望獲得的。而對於那些已經處於金字塔頂端的人而言，主宰著他人的機會和命運，成為「上帝」。「上帝」需要你給予某些東西作為交換。而這樣的「需要」往往是強制性的。所以選擇就在於你是否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這個世界看起來不是更像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宣揚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嗎？而非我們或是女權運動所希望塑造或是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
在《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中，麥瑟爾夫人前期的美好生活最終如肥皂泡般一碰就破，由此留下的問題便是她要如何在這個男人的世界中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成為女性脫口秀演員，即使在如今的美國也十分有限。無論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薩拉·西爾弗曼 （Sarah Silverman）還是前段時間於國內很火的黃阿麗（Ali Wong），她們最終的突圍不僅有她們自身的口才與努力，也與在一代代女權運動下好萊塢的漸漸改變有關，即使這一改變耗時漫長。如迪士尼的經典公主王子電影，也是從這兩年才開始出現改變。改變的典型角度便是對於曾經那些溫柔和順，完全沒有任何自我個性與特色的公主角色做更為豐富與真實的處理。在去年由愛瑪·沃森主演的《美女與野獸》中，雖然公主依舊未能完全脫離傳統模式，但改變至少已經發生。
回到誕生了韋恩斯坦的好萊塢。近些年，無論是好萊塢中多位女性發聲爭取同工同酬還是她們對於女權運動的支持，都從另一個方面展現出好萊塢體制中的諸多問題。好萊塢的建構歷史本身就好似一個帝國的誕生，它的父系男權體制隨著最初的幾大電影製作公司的壟斷而被確定。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誕生於上世紀初的好萊塢各大製片公司，本身就遺留著那個時代特定的等級和性別特權。而這一結構，直到如今依舊根深蒂固，局部的改變完全未能真正動搖其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機制。
電影《關鍵判決》
在2016年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關鍵判決》中，圍繞安妮塔·希爾教授對於當時被提名為美國最高大法院法官候選人的勞倫斯·托馬斯性侵指控的爆炸性討論，讓1991年的美國民眾對性騷擾與受害者權益有了完全嶄新的思考。這件案件讓人們意識到存在於日常生活與工作場所中的那些不起眼的事情中所隱藏的魔鬼。
在韋恩斯坦事件爆發和持續發酵中，許多勇敢的女性接連站出來指控那些手握權勢的男性對她們的性騷擾和傷害。英國國防大臣邁克爾·法倫爵士因此辭職，首席國務大臣達米安·格林也因為受到性不當行為的指控而被調查，並且越來越多的受害者站出來投訴他們在威斯敏斯遭受的委屈。而無論是韋恩斯坦、凱文·史派西與國防大臣的性騷擾與性侵事件，還是國內接二連三爆出的性侵新聞，它們所反映出的一個基本現實便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和教育，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依舊存在，並且隨著社會以及政治氣氛的變化而變化。韋恩斯坦事件像一顆炸彈般在推特上爆炸，並由此產生了「#Metoo」的網路運動，揭露存在於我們生活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甚至在一些人看來無足輕重的性別偏見和污名。
我們承認在這些年中，女性或是其他少數族群的權益得到了改善和進步，但我們同樣需要正視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體制依舊在反覆地創造和生產著男權體制。在其中，權力、金錢和性依舊在曾經的故事中反覆上演。而生產這一體制的並非僅僅只有男性，就如福柯和布爾迪厄都曾指出的，女性同樣參與了這樣的再生產。在《使女的故事》中，管理使女的嬤嬤和大主教們的妻子不便是如此嗎？在現實中，幫助特朗普入主白宮的女政客卡利安·康納薇（Kellyanne Conway）不也如此嗎？我們似乎對於性別平權有一個錯誤的認識，即——它也曾出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權運動中——對於男性的徹底排斥，對於女性的一概接受。這些人在此被「性別」標籤所欺騙，而忽視了體制本身對其的建構和影響。
在過去這一年中，這些涉及這一現實議題的影視作品都以它們各自的方式展現著過去和此刻，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與社會所存在的種種問題。當下並非沒由來的，它產生自他人所生活和建構的過去，因此無論這些影視作品裡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中期，這個世紀初或就是當下，它們都展現著這一個連貫的訴求，即對於自由、平等和民主深入的期待。這些追求並非虛無縹緲的，而是實實在在就發生在我們生活之中，甚至就發生在我們身上。在女性大遊行中，無數的男性參與其中，為他人的權利搖旗吶喊。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對於他人同樣存在責任，因為沒有人會是「孤島」，也沒有人會在喪鐘敲響時能塞耳不聞。
韋恩斯坦的事件還未結束，不僅當下，還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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