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中的槍聲——抗日殺奸團在行動！
天津大光明電影院，原名為蛺蝶影院，落成於1929年4月24日。這座耗巨資，三層總建築面積達2600平方米的豪華影院正式對公眾開放時，引起天津城的轟動。此時正當中國城市電影業興起之時，人們對電影的喜愛超過對任何一種娛樂方式，當時的達官顯貴們走進這座設計完全採用當時最先進西式風格的影院，不禁露出欣喜的笑容。
在這座電影院中，曾經上演過一次驚心動魄的刺殺行動，被刺殺的對象是投靠日本人的大漢奸，組織刺殺的刺客則是一幫不到20歲的年輕人。本文就來講一講這些熱血刺客的故事。
1937年7月，盧溝曉月被中日軍隊的炮火所遮蔽，中國由此進入國家動員下的全面抗戰。
戴笠，一個在目前書史上被樹為殺人不見血的魔王般的人物，卻是國民政府中抗戰決心最大之人，也是抗戰行動最為堅決之人。其時，正在廬山陪侍蔣介石的他接連給軍統華北行動指揮官，天津站站長陳恭澍、北平站長王天木、保定站站長宗周發急出電：此間認日方無和平解決之誠意，自應與之抗戰……弟意應組織便衣隊，到處擾亂，藉以發揮特工之威力……大戰即將開始之時，此刻最要者，是擾亂敵方之工作，如敵兵車之襲擊，運兵鐵道之破壞，敵兵步哨之襲擊，敵軍彈藥糧秣之燒毀，漢奸之制裁……」
此時，所謂我們今日所稱軍統（BIS），還未正式建局。它的正式名稱還只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再往前，便是復興社（藍衣社）內部核心組織力行社下屬的特務處。就是在特務處時期，即抗戰尚未全面爆發的三十年代前中期，戴笠已經命令手下的行動人員剷除投日異己分子。於是，有了天津站在北平六國飯店刺殺張敬堯事件，有了在天津日租界刺殺石友三，有了在通州刺殺殷汝耕等行動。
成功了，震動敵偽高層，震懾了叛國之徒。失敗，同樣給了變節分子們嚴厲的警告。戴笠的電報到達不久，軍統平津行動人員便聯手策劃並實施了刺殺華北大漢奸王克敏的行動，雖然，結果是功敗垂成，但對日寇，對眾漢奸們依然是不小的警告，更彰示了中國抗日的決心。
天津，註定是一個在風口浪尖上的弄潮兒。相比較軍統這樣的國家鋤奸行為，在天津民間，還有這麼一群熱血少年在行動。他們有個共同的名字-抗日殺奸團！
抗日殺奸團
「在1941年之前，天津每天都有抗日行動，漢奸死的事常有。一個小漢奸出門走在大街上，幾個天津娃娃一人拿一塊磚頭就能把他拍死。」天津著名諜戰作家龍一先生如是說。翻開塵封的歷史，龍一先生的話沒有一點點的誇張，恰如其分的表現出了天津當時自發性的群眾抗日運動。
再翻開這群少年的檔案，我們會驚訝的發現，這其中的骨幹分子，居然都是名門之後，名校學生。這些花季的學生殺手幾乎個個有顯赫的身世：偽滿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鄭昆萬，華北偽治安總署督辦齊燮元外甥馮運修、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孫連仲將軍的女兒孫惠君、馮治安將軍的侄女馮健美、瑞士雀巢奶品公司天津分公司經理袁英辛之子袁漢俊、袁漢勛等。他們多為貝滿女中、育英中學、天津中日中學、南開中學、大同中學一類天津著名中學的高中生。
戰前，他們是老百姓羨艷的朱門酒肉，是市井口舌里鄙夷又嚮往的紈絝子弟。咖啡館、照相館、跑馬場，跳舞廳，西菜社是這群少年肆意歡樂，流連忘返的據點。
侵略者的鐵蹄踏破了他們無憂的生活，國家幾十年的軟弱與淪喪，也從來刺激著青春少年的心靈。家庭的富足給了他們便利的條件，他們擁有常人很難知道的信息，他們有汽車、自行車等當時先進的交通工具，他們使用的暗殺武器通常是「掌心雷」一類當時世界上最輕便、最精良的武器，甚至在槍柄上鑲嵌珠寶。
劉福庚，原南開37班5組學生，住21號路興恕里6號。與同學李寶仁一起，利用氯酸鉀粉末、雄黃，一塊懷錶、一個螺絲、一段電阻絲、兩節乾電池，試製土造燃燒彈。
不料，當劉福庚在燃燒彈上安裝起爆器時，不小心造成電線短路起火而引燃了燃燒彈，「轟」的一聲，一個大火球在劉福庚身邊熊熊燃起，一下子把他燒成火人。他終因燒傷過重，以身殉國，年僅17歲，劉福庚也是「抗團」為國捐軀的第一人。
李寶仁受重傷。人們馬上叫來救護車送他到倫敦道女醫院分院，院長丁懋英大夫親自施救，得以保全性命。
劉福庚、李寶仁一死一傷的打擊，導致「抗團」內部產生分歧：有的人主張仍以宣傳為主。有的人當即反駁道：「這次只是個意外，行動是『抗團』的鬥爭方向。宣傳工作當然重要，我主張行動，但不是不要宣傳。行動工作不但給敵人一定的打擊，事發後，必定在報紙上刊登！」多數人表示支持。從此，抗團從街頭宣傳為主走向了直面敵寇，冷血殺敵的城市戰場。
曾澈，原軍統天津站書記，奉戴笠命令潛入南開，成為「抗團」的一員，後成為團長。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馬振犢在《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中記述：後來升任軍統天津站站長的曾澈把「抗團」看成軍統的外圍組織，但「抗團」的成員並不知情。
1939年9月27日，軍統天津站站長曾澈在天津大經路被捕，都梁的小說《狼煙北平》還原了曾澈的本來面目，讓這位生年僅27歲的烈士從被人徹底遺忘中，又有了自己的影子。
馬振犢在《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中寥寥數筆，勾勒出這位熱血青年的最後時日：被捕後，曾澈絕食求死，日本人強行給他注射補針，從天津押解到北平憲兵隊感化院，威逼利誘一年無果，將其在北平槍殺。據說，曾澈在臨刑前，已經是體無完膚，傷口更是痂上結痂。
袁漢俊，家住天津萬國橋（現今解放橋）附近的一座西式小樓里，一牆之隔是法國工部局。塘沽協定後，國民政府對日寇的妥協常常讓這位16,7歲的少年痛心疾首。他常常站在自家大平台上，面朝工部局，面色凝重地傾聽工部局發出的拷打聲和凄厲的慘叫聲。很奇怪，他為什麼要聽這嚇人的聲音，原來這正是是愛國志士和抗日青年被嚴刑拷打時凄慘的喊叫聲。天資聰明，秉性善良忠厚，耿直俠義，富有愛國熱忱和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心，讓袁漢俊在南開中學時期就激發了抗日的愛國熱情。
華北淪陷後，他義無反顧的走向抗日救國之路，火燒日軍糧庫、棉花棧，炸毀漢奸影院光陸電影院、中原公司，刺殺程錫庚、王竹林等漢奸賣國賊。直到最後被叛徒鄭有溥、齊文宏出賣，英勇犧牲，獻出年輕寶貴的生命。
程錫庚
程錫庚是偽儲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還兼海關監督。制裁程錫庚這件事，原本是孫若愚進行調查。在1939年4月初，孫若愚要去北平，他臨走前交代給了祝宗梁。大致是：程本人五十幾歲、禿頂、戴金絲邊眼鏡。有個女兒在耀華初中讀書。他家汽車號碼是1657。愛好看電影，抗團準備準備在電影院制裁他。
4月9號星期天，袁漢俊、孫惠書、馮健美去祝宗梁的家。下午五點鐘左右，他們要回去。也許是鬼使神差，祝宗梁拖著他們一起到各電影院轉轉，看看有沒有1657的汽車，居然在大光明電影院發現了它。
抗團立即決定行動。祝宗梁立即回去取槍，漢俊去找劉友深來幫忙。等再度集合，電影已經開映很久了。中間休息時，他們分頭到樓上、樓下去找，在樓上中間第五、六排發現一個可疑的對象。跟著電影又開映了。可疑的是這一行有五個人，夫妻倆帶三個孩子，大女孩十二三歲，正是讀初中的年齡，另外還有兩個男孩，都是十歲左右。袁漢俊們事先並不知他家還有男孩，而且又都沒見過他本人，難以斷定他是否就是程錫庚。
祝宗梁想了個辦法，讓影院打了個幻燈片，上寫「程經理外找」。等祝宗梁回來，劉友深對他說：這人看了幻燈片，就要站起來，但馬上被他妻子按下去了。從這個動作中，抗團義士斷定他就是程錫庚無疑。祝宗梁於是從另一個方向走到程逆後面一排，再往裡走距離他兩個位子，假裝坐下來看電影。
當時正在上映一部槍戰片，電影院里槍聲大作，都是電影的音響效果。祝宗梁定了定神，立刻站起來，用槍對準他的腦袋連開四槍，這時四周觀眾都站了起來。旁邊的幾個人認出死去的是大漢奸程錫庚，都向後退，給祝宗梁讓路，讓他趕緊跑。
祝宗梁和劉友深從三樓混在觀眾中下到二樓的樓梯口時，一個人突然從身後抱住祝宗梁。祝宗梁立刻轉身用槍對他肚子開了兩槍，他倒了下去，又一個外國人從身後抱住祝宗梁，再開槍時，子彈沒有了。在掙扎中兩人一起滾下了樓梯。兩人都是頭下腳上，那人張嘴把祝宗梁手指咬了一口。袁漢俊這時趕過來，用槍頂著他的背後，開了一槍。他身體頓時軟了下來。袁漢俊快速扶起了祝宗梁，迅速跑出了影院。
第二天一早，程錫庚的家門口掛了白紙條，這是報喪的表示。而執行行動的祝宗梁像無事一般仍舊去了學校讀書。因涉及外國人的命案，引起了國際交涉，於是，所有參加程案的夥伴都乘船到香港轉重慶。
祝宗梁在香港聽說，四名軍統特工被英國抓捕而為日本指認為殺程兇手，而同袁漢俊一起在香港自首。因英日為程一案遷延一年之久，不了了之，被關3個月後被釋出獄。後漸成為殺奸團主要負責人之一，策劃參與多次對日偽漢奸的刺殺行動。
九十歲的祝宗梁
1943年，由於叛徒鄭有溥、齊文宏的出賣，袁漢俊在由上海返回北平的途中，在天津火車站被日寇抓捕。因為袁漢俊是抗日殺奸團的骨幹成員，知道抗日殺奸團全部情況及成員名單，袁漢俊知道如果屈服招供，抗日殺奸團組織將被破壞。因此在日寇的酷刑下，袁漢俊寧死不屈，絲毫未吐露半點組織機密。最終，慷慨就義，時年26歲。袁漢俊在被殺害前，見到獄友凍得發抖，他把身上的皮衣脫給獄友，而自己只穿單衣走向刑場。」由於日寇的殘忍，袁漢俊的遺體始終沒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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