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三次天津之行——《民國畫報人物誌》
孫中山的三次天津之行
周利成
《圖畫周刊》紀念孫中山專刊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在青年、中年、晚年時期三次蒞臨津門。這三次天津之行不是一般的旅行漫遊，而是為著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政治活動，對他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產生、形成、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次天津之行
清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孫中山在鄭藻如、鄭觀應的引見下，與陸皓東由滬抵津，上書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這是他的首次天津之行。
1892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獲醫學碩士學位之後，抱著極大的熱情慾投身於醫療事業，但香港當局卻以他所就讀學校的課程沒有完全遵照英國標準為借口，不承認他的學歷。後轉往澳門，但也遭遇同樣不幸，他只得回到廣州行醫。
當時，因為天津的一名英國教會醫生治好了李鴻章夫人的沉痾，李對西醫深表認同，隨即在津贊助創辦了我國最早的西醫學校----北洋醫學堂。1889年10月的香港《德臣西報》上還刊載了李的一封宣告支持和贊助西醫的公開信。孫中山看後深受鼓舞，於是產生了向李鴻章「指陳時事，以備芻堯之采」的想法。
1893年12月，孫中山離開廣州回到故鄉翠亨村開始草擬上書稿。翌年1月，他攜稿與好友陸皓東赴上海，走訪了同鄉前輩鄭觀應。經鄭介紹結識了曾上書太平天國而被擯於宦途的改良主義者、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王韜，經王進一步潤色後，上書稿全文洋洋八千言。後王、鄭分別為他介紹了李鴻章的幕僚譯員羅豐祿、總理衙門委員徐秋畦和津海關道盛宣懷。
6月，孫中山與陸皓東抵津，經過羅豐祿、徐秋畦和盛宣懷三人的推介上書李鴻章。但上書後竟如石沉大海，杳無聲息。原來當時正值中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個月，在戰爭一觸即發、雙方劍拔駑張的緊急時刻，李鴻章對孫中山的上書根本無暇顧及，更不要說召見他「指陳時事」了。
雖然孫中山此次給李鴻章的上書----《上李傅相書》的全文，在同年9月至10月，由鄭觀應贊助教會主辦、在上海出版的改良主義刊物《萬國公報》的69、70期上公開發表，但對孫中山來講，還是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
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中）與孔祥熙、宋藹齡
孫中山上書不成，一無所獲，失望而歸。但此次之行，對孫中山來說，卻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點。此前，他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過程中，一直企盼著能找到不經過浴血戰鬥而達到革新自強目標的道路，正是通過這件事，他才毅然摒棄了一切改良主義的幻想，開始走上了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自此，孫中山即南下經上海遠渡重洋，赴美國檀香山組織興中會，開始了驅除韃虜、創建民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鬥爭。
第二次天津之行
1912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的邀請北上赴京，途經天津，小作勾留。9月間，赴直隸、山西、山東各地考察時，又曾多次來津，這便是他的第二次天津之行。
孫中山此行雖說是為了應邀與袁世凱共商國家大計，和參加8月下旬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等四個政團合併國民黨成立大會而來，但他認為自己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實踐自己在本年4月1日辭去總統職務時所做出的「解職不是不理事」，而是「實欲以中華民國國民之地位，與四萬萬國民協力造成中華民國之鞏固基礎」的諾言，以及和他所認為的「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的政治主張。因此，在此次北上之前，他就已遍歷上海、武漢、福州、廣州等地，每到一處即收集各地輿圖，參觀考察實業工廠。此次北上，他仍有集中考察北方實業經濟的目的，天津作為京畿要衝、北洋重鎮、通商總匯要口，自然也就成他考察的重中之重。
得到消息的前一日，天津巡警道委即派東區總署署長王桂林率領一隊警察，前往塘沽迎候。21日，孫中山由煙台抵津，黃興並未同來。民國初建，作為締造共和的一代偉人，為了顧全大局而將總統之位讓與袁世凱，孫中山的高風亮節早已深為國人所欽仰。所以，他此次來津，所到之處，無不受到天津人民的熱烈歡迎與隆重接待。
孫中山在津停留三日，曾由同盟會員廖醒魂約集廣東同鄉和各界人士800餘人，在廣東會館舉行歡迎大會，場面甚為熱烈。24日，孫山離津抵京。
9月16日，孫中山由京前往石家莊考察。天津巡警道特派差遣隊前往護送。孫中山一行部分隨行眷屬由京來津，住利順德飯店等候。9月19日，天津廣東會館致電山西都督府，請其轉陳在太原、陽泉視察的孫中山先生再度來津，以暢敘鄉誼。22日晚6時，孫中山由保定乘火車抵津，在老龍頭車站（今天津東站）下車。23日上午在廣東會館召開了6000餘人的歡迎大會。《大公報》、《日日新聞》、《新春秋報》等新聞媒體均報道了這一消息。
1912年梁浩如（前排右五）陪同孫中山視察京張鐵路在張家口車站的合影
24日早8時許，孫中山乘火車離津，往唐山、開平、灤州、榆關等地視察各煤礦。翌日7時返回天津，但並未下車，在火車上住宿一夜。天津探訪局派人擔任保衛工作。26日早5時許，他又搭乘津浦火車前往山東濟南視察。
從以上的行動軌跡，我們彷彿看到了孫中山先生為了貫徹其實業救國的理想而奔波忙碌的身影，看到他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統一獨立強國而不懈努力、奮鬥的決心。他認為「中國統一方能自存，一旦統一、興盛，則中國將列於世界大國之林，不復受各國欺侮與宰割」，並堅信「中華民族為一偉大的民族，必能完成這一偉大的事業」。但以後的事實卻無情地告訴他，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在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基本國情下，他的這種美好願望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第三次天津之行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將領馮玉祥在革命形勢影響下，突然在北京發動政變，一舉推翻了直系軍閥曹錕政權，在北方隨即出現了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三派的聯合，但又隱藏著互相猜忌和爭奪的局面。段、張為緩和矛盾，實踐馮玉祥的前約，三人聯名電請孫中山到北京，商討和主持解決時局問題。為實現全國和平統一和宣傳革命主張，使當時分崩離析的局面得以改觀，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孫中山先生權衡利弊，決定甘冒風險，應邀北上，共籌祖國統一大業。這是孫中山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此次他在天津住了27天。
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乘永豐艦由廣州起航，經香港到上海，轉日本神戶等地，再乘北嶺丸號日輪於12月3日夜抵天津塘沽。北京當局為歡迎孫中山，特派津浦鐵路的鋼皮一號包車泰山號及87號頭等專車，在3日晚7時開赴塘沽恭候。張作霖通令塘沽至天津沿站奉軍加意護衛。天津教育廳通令：在孫中山先生抵津開歡迎會日，各大、中、小學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歡迎。而孫中山並未乘車，而是仍乘日輪於4日早8時啟航抵津美昌碼頭。
在小小的美昌碼頭上卻聚集了5000多名各方的歡迎代表，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天津警察廳的軍樂齊鳴，歡聲雷動。隨同抵達的有宋慶齡、李烈鈞、戴季陶等人。船徐徐靠岸，孫中山面容消瘦，面帶倦意，身著藍緞團花灰鼠皮袍，青緞團花馬褂，頭戴鴨絨呢帽，行走中不斷地向歡迎的人群頻頻揮手致意。宋慶齡身著灰鼠翻皮大衣，頭戴有穗頭的灰鼠皮帽，緊隨其後。因為人太多，秩序有些混亂，段祺瑞特派的歡迎代表許世英個子太矮，無法靠前。不得已，他只得向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手下的一名叫李寶榮的警察求助說：「你再找一個人，馬上把我護送過去，我要搶在別人前頭第一個見到總統。」於是，李寶榮和鄭寶善二名警察架著他的胳膊飛步衝上船去。許跑到孫中山面前行禮後說：「報告總統，叫許世英，是段執政的代表，特來歡迎總統，請總統下船。」孫中山及夫人乘坐的是楊以德特備的天津第二號車，由法租界的手槍班騎自行車開道，其餘人等分乘後面的6輛車。車至日、法租界交界處，換了日租界的手槍班，直奔張園（張彪之宅），沿途商民夾道、鳴放鞭炮，其盛況為津城前所未有。孫中山一行分住於張園、國民飯店和熙來飯店。
在張園用過午餐稍作休息後，孫中山即前往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行前李烈鈞半開玩笑地說：「劉邦設鴻門宴會項羽，有張良與樊噲同行乃無恙，今先生訪雨亭，也應該有人護駕，您認為何人能擔此任呀？」孫中山笑著說：「言重了，此行為統一大業，豈能與鴻門相提並論呢？」於是，李烈鈞、汪兆銘、邵元沖、孫科等4人隨行。車始抵張府，張學良即出來迎接。至客廳，張作霖才從外緩緩踱入，態度傲慢，旁若無人，不與任何人打招呼即毫不客氣地坐在了上座。孫中山首先開口說：「昨日抵津，承派軍警迎接，盛意可感，特來申謝。此次奉直之戰，賴貴軍之力，擊破吳佩孚，實可為奉軍賀。」張答：「自家打自家人，何足為賀。」這話顯然出乎孫中山的意料，一時無語。李烈鈞起身打破了這尷尬場面：「事雖如此，但如果像吳子玉這樣的國家障礙不剷除，那麼，國家之進步、人民之幸福，又從何談起呢？所以說，總理的祝賀更有價值，而且也只有您才能擔此祝賀！」張作霖聽後哈哈大笑，會見氣氛才有所緩和。
下午4時，孫中山回到張園後，感覺肝部疼痛，請來德國醫生診治。醫生說是因坐船時間過長而疲勞過度，造成消化不良，由胃病引起肝腫，須靜養24小時。
4日晚6時，天津各界國民飯店舉行歡迎大會。但大會還沒有開始卻接到了法領事的通知：只准致歡迎詞，不許演說。8時，孫科、汪精衛、許世英、楊以德等到會。先由許代表段祺瑞致歡迎詞。隨後汪代表因胃病不能出席大會的孫中山表示對大家的感謝。5日，馬千里、鄧穎超等代表天津各界到張園探望了孫中山。
7日下午1時許，日本駐津領事吉田特介紹東亞醫院院長田村為孫中山診病。田村診後認為，先生所患系胃病，並無何等異狀，因肝火太盛，膽之右部膨脹，為膽囊炎。須靜養四五日，並非何種大病症。
唐紹儀與孫中山
8日、9日，孫中山在天津《益世報》上連續發表談話，指出：「國民黨革命運動之志望，乃在為人民之利益而謀中國之自由與獨立……13年來，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之聯結，是實現上述目的與志望的主要障礙，此項障礙現當打破之……倘使革命事業為中國國民發展之原動力而告完成，則毒惡相等之軍閥與帝國主義，必被毀滅而無疑……吾人為應付此項新的時局，僅欲謀吾人最小綱領之實現……應准許人民就自己之需要，而決一切……謀國家之統一與重新建設。」
18日，孫中山抱病接見了段祺瑞代表許世英、葉恭綽，對段新近發表的「外崇國信」的聲明和召開「善後會議」的活動，痛加駁斥：「我今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來，你們如此怕外國人，還要歡迎我來作甚？」許、葉二人一時不敢作聲。
這次談話使孫中山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再度加重，19日午後，忽然開始嘔吐，體溫升高至38度以上。趕忙請來了德醫診治。醫生說，尚無大礙，只是久病初愈，起居飲食一切加慎，仍需靜養，不能會客，更不能勞心、動氣。
18日晚8時，在於方舟、江浩的領導下，天津各團體召開歡迎孫中山先生的大會。會上同時發起成立天津國民會議促成會，當場簽名加入的有天津學生聯合會、學術演講會、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盟、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21個團體。與全國各地國民會議促成運動蓬勃開展的同時，22日，天津方面頂住重重壓力，首先成立了由鄧穎超為主席的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天津的革命聲勢空前高漲，嚇壞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政府。法國駐津領事竟公開出面干涉，提出不許孫中山在租界內發表政治性的演說。英租界當局還非法搜查了義慶里40號的國民黨直隸省黨部，並派出巡捕干涉講演隊的活動。
24日，段祺瑞政府不顧全國輿論的反對，公布了所謂《善後會議條例》，規定凡屬討伐曹、吳有功的各省最高首領與各省區、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即北洋軍閥原班人馬，均可作為會議代表，企圖拉出某些上層名流裝點門面，以抵制孫中山所提出的包括各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聯、工會、農會與反曹吳各軍、各政党參加的國民會議的合理主張。孫中山頗為氣憤，遂於26日由天津發出通電，嚴辭反對與譴責，全國輿論一片嘩然。27日，天津國民會議促進會，在縣教育會事務所召開第二次籌備大會。到會代表百餘人。由學生聯合會逸為臨時主席，安幸生為臨時書記，由馬千里、江著無、張寺晨、於方舟、鄧穎超等5人起草章程宣言。
30日，段宏業代表其父段祺瑞到天津，請孫中山入京。然後，段宏業又赴曹家花園謁見張作霖，商討對蘇聯的問題。同日晚7時，天津市民團體召開歡送孫中山大會，到會有50餘個團體的100多名代表。大會給孫中山寫了一封公開信：先生之來也，帝國主義之強暴及禍國軍閥之狡展，處處與先生張以阻撓，亦即處處與民眾利益以殘害。軍閥所主張之善後會議，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堅持宣言三點。慰蒼生之喁望也，吾輩惟有以政權歸民之義，事輩領袖之後盾，臨穎神馳，務望先生為國珍重，為國努力。
31日，段祺瑞又派張樹元來津催促孫中山入京，並表示，善後會議辦法可以容納孫中山意見。於是，孫中山於當日上午10時扶病啟行，隨行者有汪精衛等30餘人。天津各團體、各界人士200餘人前來送行。
北京協合醫院劉院長與孫中山是同鄉，又曾同在香港學醫，聽說孫中山的病訊後，馬上從北京趕來天津，一路護送孫中山進京。孫中山抵京後，由許世英、衛興武安排，孫中山住在了北京飯店。1925年1月26日，由於孫中山病情加劇，在劉院長的堅持下，孫中山住進了協和醫院。2月18日，孫科、戴恩賽（孫中山的女婿）鑒於在協和醫院治療效果不是很好，主張改請中醫治療，因此，孫中山又轉移到鐵獅子衚衕外交家顧維鈞的住宅，並請來名醫張分歧為孫中山治療，但病情仍未見好轉，因涼熱劑雜投，終致病情加劇而不可逆轉，3月12日，孫中山先生與世長辭。時與他第三次來津僅距百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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