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張學良抗日還不如汪精衛！
1932年7月，日軍在熱河邊境挑起事端。汪精衛屢次發電指示張學良出兵抵抗，而張學良回電要糧要餉，甚至暗示汪精衛無權指揮華北軍事。汪憤怒不已，使出「很失政府體統」的一招：以自己的辭職，逼迫張學良辭職。立即引來國人對汪的同情和對張的譴責。張學良在北平發表談話，聲淚俱下，表示要辭職。在這之後，胡適曾三勸張學良，更在西安事變發生後斥責張為民族罪人。
張學良
胡適第一次勸告張學良，是在1932年8月，當時主持華北軍政的張學良，與行政院長汪精衛發生了衝突。
「九一八」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形成了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主軍事、汪精衛任行政院長主行政外交的格局。當時的汪精衛，並不象後來那樣消極悲觀。
日本軍閥成立滿洲國後，將熱河劃入滿洲國領域。熱河是聯接華北與東北之要衝，進可收復東北，退可屏障平津，地位關鍵。
汪精衛防守熱河的計劃是：增兵換將。增兵方面，計劃將山西的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勛、孫殿英各部，開往熱河東北軍的地盤。然而此舉遭到張學良強烈反對，他擔心汪精衛有意染指東北軍務，對自己有所不利。
這年6月，汪精衛親赴北平，但是他無法說動張學良。張的託詞，是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有所顧忌。湯玉麟乃張學良之父張作霖的結拜兄弟，販賣鴉片，貪財害民，人民痛恨已久。丁文江曾向張學良問起湯玉麟的問題，張說現在沒有辦法。如果用武力解決，湯玉麟馬上就會併入滿洲國。
張學良甚至將中央有意撤換湯玉麟之事告訴湯，以致湯玉麟只要求軍需補充，拒絕增兵熱河。
這年7月，日軍在熱河邊境挑起事端。汪精衛屢次發電指示張學良出兵抵抗，而張學良回電要糧要餉，甚至暗示汪精衛無權指揮華北軍事。汪憤怒不已，使出「很失政府體統」的一招：以自己的辭職，逼迫張學良辭職。
8月6日，汪精衛連發五電，責張「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今又「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張學良，望張亦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
汪電一出，立即引來國人對汪的同情和對張的譴責。張學良在北平發表談話，聲淚俱下，表示要辭職。
胡適
胡適於8月7日從報上讀到汪精衛辭職電，當天即致張學良一信：
「我的私意以為先生此時應當求去，以示無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視先生者利用這個局面為攻擊先生之具。難進易退，為大丈夫處世的風度;而在不得已時整軍而退亦正是軍人的本領。」
張學良回信表示受教，但他的部下堅決反對他離職，中央也莫可奈何。鑒於輿論對張學良的譴責實在太過強烈，蔣介石相信張學良應當對民意有所交代。他向張提出三策：一、不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二、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三、辭職而改組北平綏靖公署。結果，張學良選了第三策。
於是，汪張衝突的最後結果竟然是汪去張留。汪精衛出國，張學良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綏靖公署改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分會委員長由蔣介石掛名，張學良代理，張仍主持華北軍政。湯玉麟主持熱河，依然故我。
1933年3月4日，僅僅128名日軍，就佔領了熱河省會承德，湯玉麟嚇得不戰而逃。
新年一開始，日軍即攻陷山海關，並積極部署攻熱河。當時華北學界人士和非東北系將領，均認為張學良不堪以擔當大任。宋哲元、馮治安、劉汝明等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否則不堪設想。但是張學良卻打個電報給蔣介石說，您能來最好，要沒空就別來了，叫宋子文來幫我籌劃軍餉就行。
日軍進攻山海關之時，張學良確實曾下令全力抵抗。但他對局勢作了錯誤判斷，認為日軍無後續大部隊，不過是挑釁和試探我軍部署而已。於是掉以輕心，只派東北軍四個旅入熱。等到2月下旬，日本人開始進攻，守軍一觸即潰。
局勢越來越危急。3月3日，丁文江、翁文灝、胡適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
「熱河危急，絕非漢卿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
第二天，翁文灝得到蔣介石回電說五日北上。然而當天夜裡，他們就得到消息說熱河全境陷落了。
3月6日，胡適積憤難消，寫下《全國震驚之後》，認為熱河失守，南京中央政府和張學良都要負絕大責任。對於張學良，胡適說：
「他的罪過，總括說來，至少有五點：(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一;(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時間而對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四)時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敢負責做事的人才，亦無一能負責自為戰的軍隊;事必躬親，而精力又不允許;部下之不統一，指揮之不統一……都由於無一個人肯替他負責任，其罪五。」
胡適並附信一封，勸告張學良說：
「……去年夏間曾勸先生辭職，當時還複信表示決心去職。不幸後來此志未得實行，就有今日更大的恥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責求去，從容交卸，使閭閻不驚，部伍不亂，華北全部交中央負責，如此則尚有自贖之功，尚有可以自解於世人國人之道。」
張學良倒是真做到了胡適說的「自責求去，從容交卸，使閭閻不驚，部伍不亂」這幾個字，不久即去職。
西安事變張學良與蔣介石
1936年12月13日早上，胡適看到報紙上關於西安事變的報道，心緒很亂，久難平復。
在胡適眼裡，當時國家建設一步步走上軌道，日本人再也不能以中國不統一作為辯解的理由了。美國輿論對中國的態度也逐漸好轉。到了10月，蔣介石挾兩廣統一後的余勁，積極部署綏遠抗戰，更使國家形象為之一振。1936年，國民黨政府多年的建設措施終於開始顯示成果，國民經濟實現了好轉，外貿增長，各項指標都出現了歷史最好水平。為此，不能再度面臨四分五裂。
這天，胡適按捺不住，當即起草了一份電報，兩天後以北平各大學校長的名義，發給西安張學良：
「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當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
張學良讀到胡適起草的以蔣夢麟等北平六大學校長名義發出的電報，大約是在12月16日。
胡適的電報，使張學良不得不仔細考慮如何結束事變的問題。
張學良在16日下午給馮玉祥的電報中，首次提出他願意在主張得行後束身歸罪。
原來力求為東北軍謀出路的張學良，在重重碰壁之後，已不得降低其自保訴求，而開始更多地注重其主張實現了。
事情很快向好的方面轉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聯蔣抗日的想法。加之宋子文、宋美齡等各方人士大力斡旋，至12月26日，胡適終於盼來了蔣介石已經獲釋的消息。（摘自《黨史信息報》，作者：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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