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災難折磨壞了的日本人
災難
影響深遠沉重
2011年，日本發生9級大地震，隨後而至的是巨大的海嘯，地震及海嘯導致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核泄露，至今讓日本人仍心有餘悸。這場大災難後，日本的自殺率不斷攀升，患上創傷後精神壓力症和心血管疾病等與壓力相關病症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在福島，因承受不住精神壓力而死亡的人數達到了1656人。這一數量已超過地震、海嘯和核電站危機加在一起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數。
而這次大地震對日本民族所造成的精神創傷，也只是日本漫長而悲慘的歷史中最近的一小段篇章而已。從地理位置上看，日本列島恰好位於西太平洋諸多板塊之間，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太平洋板塊和北美板塊的交界地帶，多個板塊相互擠壓使日本地區的地殼活動非常活躍，地震頻發。
據統計，全世界6級以上地震有1/5發生在日本群島及其周邊地區。這也導致日本每年發生1500多次地震，其中至少有兩次5級或更高級別地震。也因此，公元1608至1945年間，日本東京平均每5年被摧毀一次，然後再重建起來。
對日
本人的生物影響
2010年，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家以智利2008年地震為背景，對哺育嬰兒的母親及懷孕母親，進行了研究。結果他們發現，地震後3個月內生孩子的母親體內，腎上腺皮質醇（與壓力有關的主要激素）水平升高，這導致早產率升高，所生嬰兒體重下降，並且嬰兒體內的皮質醇水平也升高。更重要的是，科學家還發現那些在地震地區出生的人，後來上學時成績不好，體質也不強，而且即使14年後其在認知和體質上仍有「先天不足」。這表明，地震的影響可能存在於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周期，甚至遺傳給後代。
而日本人也同樣受到影響。有研究表明，所有年齡段的日本人，可能都攜帶一種基因，使他們面對壓力事件時，與日本以外的人相比，反應更激烈。面對海嘯時，許多日本人大腦的眼眶額頁皮質區域會收縮；這一區域與情緒調節有關，收縮現象預示著創傷後精神壓力症達到了嚴重程度。2008年，另一項研究也發現，日本嬰兒接種疫苗時，因疼痛反應而產生的皮質醇比美國嬰兒多。
另外，長期面對持續的壓力，人的生殖系統也會有反應，比如男性精子數量減少，女性排卵出問題，及其他生殖功能問題。長期的緊張情緒及高水平的皮質醇，還會降低人的性慾。日本著名的低出生率，與此可能也有密切關係。
對日
本文化的影響
千百年來持續的地震災害，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表現最明顯。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裡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則，就是絕對無法干涉自然。自然「比我們強大太多，你無法馴服它，只能面對它，而且它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東京一位文學教授這樣總結。
這種信念類似於古希臘哲學流派中的斯多葛哲學學派（禁欲主義），它導致在日本文化里人們幾乎不談論「壓力」。任何時候，日本社會裡診斷為抑鬱症的患者，僅佔全部人口2.5%，而美國人的比例達6.7%。但是若論自殺率，每10萬人中日本有20.1人自殺，而美國則有12.6人。日本社會可謂是世界上最有壓力的社會，人們很少在人前表達自己的真實情緒。
日本是個集體文化的社會，弱化個人，強調集體，它對個人表達情感持否定態度，這也導致了很多日本人在表達情感、談論壓力、釋放情緒時面臨著社會無形的壓力，比單純地自己忍受壓力（有害身心健康，甚至因此而死）更有壓力。
典型的事例就是對日本影響巨大的一次災難——1945年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事件。當時事後沒過幾年，談論這些災難就被認為是「不禮貌」的。日本社會進入一段「災難真空期」，隨後不談論災難、不釋放自己漸漸地成為一種應對災難的機制。但事實上，災難壓力始終在心裡，不談論反而日益鬱積，日本人漸漸地「相對沉默，不時哭泣」。
於是，日本人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宣洩壓力，發展出「迷戀」文化，即對迷你可愛型、人物化身型、虛擬現實遊戲等，表現得異常痴迷。結果，人們寧願與虛擬的卡通人物建立親密關係，寧願付費去玩「相互擁抱」，也不願與真實的人交際並處理壓力。
兩難
境地孕育復興精神
社會交際在緩解壓力方面是極好的途徑之一，但日本人卻無法利用這種方式，他們面臨一種兩難選擇—社交活動可以減輕壓力，但社交本身又是太有壓力的事。
這種兩難境地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怪獸哥斯拉。過去幾十年里，哥斯拉成為日本歷史上出口量最大的人物角色，並衍生出很多副產品、續集和惡搞等。從1945年起至今，它在熒屏上摧毀東京的次數，不下28次。
哥斯拉在日本人心中不僅僅是電影里的怪物，還是釋放內心壓力的出口。因為人們心裡一直存在一種巨大的恐怖力量，當在熒屏上看到破壞力巨大的怪獸時，那股恐怖力量就會得到釋放。哥斯拉電影里，東京一次又一次遭到破壞，但總是一次又一次被重建起來。這就是日本文化里的復興精神，它也表現在日本人的現實生活中。2011年日本大地震，一對老夫婦被困在大樓里長達三天，後來得到營救，被問及是否還好時，老人很淡定，坦言自己經歷過1960年大海嘯（20世紀世界最大海嘯），這次不算什麼，最後咧嘴一笑「讓我們再重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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