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焦慮」對華外交
南風窗
「
特恩布爾是具有新戰略視野的政治人物，他也贊成基辛格的分析：中國經濟和軍事崛起帶來的變化不可避免，這種變化會在幾乎不經意間進化為新的地區秩序。
」
「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以英語為母語的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在媒體鏡頭面前用普通話對中國說這樣的話，對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意味著什麼？
不能過度解讀，但也別以為只是茶壺裡的風暴。要客觀理解特恩布爾這句話的意圖，有必要弄清他的「中國觀」的脈絡。要判斷此話對中澳外交有何影響，更需要看清兩國關係正在經歷轉型這一事實。目前來看，認為澳大利亞「翻臉」或許言過其實，不過堪培拉在對華外交上的確很「焦慮」。
悉尼歌劇院
「站起來了」
2017年年底，特恩布爾政府宣布將推行新的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雖然特恩布爾明言此舉並非針對中國，但卻含沙射影地指責「中國影響力干預澳大利亞政治」。這主要是指澳媒熱炒的中國人的政治獻金在澳選舉中大幅增加的現象。
12月9日，特恩布爾在談到這個話題時說：「新中國建立於1949年，當時就有『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這話代表了主權與尊嚴。」隨後他用普通話說「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以強調澳大利亞的主權與尊嚴。
特恩布爾說這些話的直接背景，是12月16日悉尼本尼朗選區補選聯邦眾議員。如果特恩布爾所在的「聯盟黨」失去這一補選的席位，將連帶丟失在議會的多數黨地位。而且，特恩布爾最近施政頗為不順，甚至在執政聯盟內部面臨被「逼宮」的危險。
對他來說，這是一場輸不起的選戰。而以對外示強來鞏固對內權威，是西方選舉政治中的慣用伎倆。這場補選結果也顯示，執政黨以不算大的優勢，有驚無險地拿下了那關鍵一席。
為什麼選中國作為對外示強的對象？個中緣由有那麼點複雜。從個人因素角度看，這與特恩布爾的「中國觀」有關，也與他有個「上海兒媳」，容易被政敵貼標籤有關。
澳大利亞著名學者修·懷特，曾在2015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把特恩布爾稱為「澳大利亞的中國先生」，主要原因在於現任總理對中國的了解，絕不亞於漢語流利的前總理陸克文。但在修·懷特看來，與陸克文離開政治舞台後才「講真話」不同，特恩布爾可能更願意在總理任內說出對中國的真實想法。
特恩布爾在多個公開場合的演講，以及多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都提及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把這話理解為中國對主權和尊嚴的宣示，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對中國近現代史較為深入的了解。
2011年11月在倫敦政經學院的一次演講中，特恩布爾提到了中國歷史上的輝煌，以及近代遭列強欺凌的屈辱史。「世界可能對中國的快速崛起感到驚訝，但中國人認為這是正常秩序的回歸。」在那次演講中，他特意用普通話說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2012年4月，澳大利亞學者羅伯特·曼尼在與特恩布爾交談後發表的一篇長文中透露，特恩布爾再次談起中國「被痛擊、被羞辱、被蹂躪、被壓榨」的歷史，也再次說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不過特恩布爾也說：「相應地，澳大利亞也不應該對勇敢直面中國感到恐懼。」這或許是他首次把「站起來了」與澳中關係聯繫起來。當時，特恩布爾指責中國想控制澳大利亞的資源，認為這事關國家主權，堪培拉應該對中國說不。
特恩布爾對中國說「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雖然有點時空錯亂感，甚至有點莫名其妙，但在他的邏輯中，「站起來了」是「國家主權宣示」的同義語，而且中國人尤其聽得懂。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特恩布爾的「站起來了」，與澳大利亞的國家主權之間的關係，顯然要比選舉政治大得多。另一方面，他這話某種程度上的確反映了澳大利亞政治人物對中國影響力上升的焦慮。
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
堪培拉的焦慮
「新勢力的快速崛起，不論是現代中國還是古代雅典，都會造成焦慮。」特恩布爾在2017年6月「香格里拉對話」的發言中這樣說。焦慮，也是特恩布爾這類澳大利亞政治人物，對外部戰略環境認知的底色。
在2017年11月發布的新版澳大利亞外交白皮書（下稱「白皮書」）前言中，特恩布爾第一句是這樣寫的：廣度和幅度上史無前例的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基調。這份白皮書的標題是「機遇、安全與實力」，但100多頁的內容瀰漫著「焦慮」。
對於中國崛起的現實和趨勢，特恩布爾向來有著清晰的認識。他在2011年的那次演講中提到，世界上有少許國家，能在文化延續性與獨特性上與中國媲美，但在國家規模上中國卻無可匹敵。他的這一觀點在白皮書中得到了體現。
白皮書中一份經濟形勢預測餅狀圖顯示，按購買力平價算，2016年中國與美國GDP分別是21.4萬億美元和18.6萬億美元。2030年，中國GDP（42.4萬億美元）將幾乎是美國（24.0萬億美元）的兩倍。
在特恩布爾看來，中國經濟上崛起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他在2015年1月（當時還未擔任總理）的演講中表示，歷史上經濟崛起往往伴隨著外交影響力、軍事實力，發展與整合綜合科技的能力，以及軟實力——投射價值觀和文化影響力的能力——的增長。
這次白皮書所稱的「亞洲經濟增長持續塑造著我們的戰略環境」，是對包括中國在內亞洲國家經濟崛起之影響力的一個基本判斷。
「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地位」，這句話出現在白皮書第一頁，是近十年來堪培拉外交、國防白皮書這樣的官方文件中，對中美戰略競爭最清晰的表述。這與此前澳大利亞政府對中美關係性質的界定明顯不同。
特恩布爾在一次演講中表示，世界霸權從英國轉向美國，對澳大利亞來說只是從一個家族成員轉向另一個家族成員，中國經濟和軍事與美國相當時，「我們面臨的將是一個制度和文化完全不同的國家」。
堪培拉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放大了澳大利亞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據澳媒報道，澳大利亞的外交白皮書，本打算在2016年2月發布國防白皮書後不久推出，因美國大選而推遲了近一年。特朗普崇尚「美國優先」，對堪培拉造成的焦慮（或許還有不滿）是顯而易見的。
白皮書直接對美國「喊話」：沒有美國經濟和安全的強勢介入，權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將更快。白皮書通篇未出現「Trump」（特朗普），而上一份外交、國防白皮書，總能看到「Obama」（奧巴馬）。
對美國「退場」的擔憂，是堪培拉焦慮的另一個原因。白皮書寫道，美國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但它長期以來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正在遭遇挑戰。這就造成了澳大利亞被某些學者所稱的「對被拋棄的擔憂」。
修·懷特甚至認為，這種擔憂已成了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主要驅動力。所謂「我們一直樂於從中國增長中獲得繁榮，並對美國幫我們對抗中國影響力有信心」，這種經濟與安全依賴相分離的二元格局，正在變得不那麼可靠。
客觀地說，不能把堪培拉的焦慮完全視為庸人自擾。在亞太地區，澳大利亞與中國地理上的距離，似乎與前者對後者心理上的擔憂不匹配。但應該看到，澳大利亞作為一個身處東方的西方國家，中國崛起給整個西方世界造成的影響，它總會第一時間感受到，而且感受也異乎尋常。
此外，貿易立國的澳大利亞是一個有全球利益但沒有全球實力的國家。某種程度上，堪培拉把美國看作其國際權利與權力的來源之一，美國「退場」造成的焦慮不言而喻。
墨爾本港
兩難的「中國策」
羅伯特·曼尼認為，特恩布爾是不受堪培拉傳統政治羈絆、具有新戰略視野的政治人物。如果他的判斷成立，那麼特恩布爾改變對華外交將是確定無疑的事情，懸念只是改變的方向和幅度。
2015年9月21日，也就是特恩布爾就任澳大利亞總理一周後，在被問到全球主要威脅的問題時，他回答說：「我們需要確保的是，中國的崛起以不破壞地區安全與相對和諧的方式進行。」這樣直白的表述，在近年來歷任澳總理中都較為少見。
「直率地承認中國崛起造成的外交挑戰，是澳大利亞外交一個重要的新開端。」修·懷特曾這樣評價特恩布爾。在他看來，如何應對美國與中國日益加劇的戰略競爭，是特恩布爾面臨的最大挑戰。
作為國際政治現實主義者，修·懷特向來主張澳大利亞應主動適應中國崛起，並推動亞太地區實現包括中美在內的「大國協調」，以緩解權力轉移可能造成的地區動蕩和衝突。
某種程度上說，特恩布爾與修·懷特同為現實主義者，認為中國崛起不可避免。但他並不認同修·懷特的「大國協調」。他在2012年撰文批判修·懷特的《中國抉擇：美國為什麼應與中國分享權力》一書，不贊成美國向中國讓渡權力的觀點。
特恩布爾在多個場合提到他贊成基辛格的分析：中國經濟和軍事崛起帶來的變化不可避免，這種變化會在幾乎不經意間進化為新的地區秩序，不存在一方向另一方讓步的問題。
但特恩布爾是不希望看到這種「進化」的，這也是他外交政策的矛盾之處。有學者做過統計，2009年以前的澳外交、國防白皮書中，從未出現過「基於規則的秩序」這樣的表述。
2009年國防白皮書中出現了11次（當時陸克文任總理），特恩布爾任總理後的首份國防白皮書（2016年發布）中出現了56次。2017年的外交白皮書中直接提到「基於規則的秩序」雖只有12次，但「規則」出現了42次，「國際法」出現了22次，「價值觀」出現了17次。
在特恩布爾任內，「基於規則的秩序」主導了堪培拉的外交思維。這種秩序到底是「基於規則」還是「基於美國」？答案更像是後者。特恩布爾本人此前多次提過美國「錨定」的秩序。
白皮書發布前幾天，澳外長畢曉普在一次採訪中表示，全球秩序會繼續源於實力，美國的強大實力依然是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必要支撐。種種跡象表明，堪培拉高調強調的「規則」外衣之下，包裹的是權力政治的內核。
權力政治的內核，禁錮了堪培拉的外交思維和戰略想像力。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學者山姆·羅格溫近日撰文稱，特恩布爾一方面承認中國崛起和地區多極化，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美國領導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不應被觸動。
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斯蒂芬·菲茨傑拉德，在2017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談及對華外交時表示，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中國世界」里，但卻沒有與之相匹配的雙邊關係。特恩布爾的對華外交，看起來不像是朝著「匹配」努力。
排版 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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