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褒斜道石門十三品摩崖（上）
漢中位於陝西省西南部，是陝、甘、川三省交界，「褒斜道石門及其石刻」是1962年公布的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穿越秦川的褒斜棧道，把八百里秦川與漢中盆地連接在一起。早在東漢時期，人們就用火焚水激法開鑿了世界上最早的穿山交通隧道——石門。歷經兩千年的古道和石門，留下了數以百計的摩崖石刻。後因修築水壩，其原址大部分沉沒在褒河之中不可復見。1970 年，經文物部門搶救鑿出的十數品經典石刻遷至漢中博物館陳列，這些石刻被稱為「石門十三品」。2017年第10期「褒斜道石門十三品摩崖特輯」策劃期間，本刊編輯特地赴漢中走訪考察，拍攝實景照片，並邀請年逾八旬的漢中博物館原館長郭榮章先生、年逾七旬的原副館長王景元先生撰文，對 「石門十三品」的來歷、搬遷、書刻藝術等方面進行介紹和研究。本特輯用大量版面將高清原石、拓片圖版呈現給讀者，以期為讀者提供更為全面的學習與研究的資料。在此特別感謝漢中博物館同人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石門十三品」底蘊管窺
郭榮章
石門水庫外景
「石門十三品」是從百餘品石門石刻中遴選出的精品，分布於陝西省漢中市境內的褒谷之中，以其漢魏石刻居多，故稱「石門漢魏十三品」（以下簡稱「十三品」），又以其多方面的魅力，在我國為數眾多的古代石刻群體中享有盛名。先後探索者代不乏人。筆者長期供職於漢中市博物館，因有地利之便，加之個人喜好，早在20世紀70年代即與之結緣，甚而朝夕與共。經多年之探索，致有些許淺見，今不揣譾陋，欲就其原本質態等基礎課題試陳拙見，以盡本土之誼，並祈請方家與同好賜教。
先由石門說起
石門水庫外景
說起石門，或以為是相互對峙的兩山口之名；或是某一縣、鄉之地名。殊不知這類石門為數甚多，可謂司空見慣。如將陝西漢中的褒谷石門與此混同，實則誤矣。漢《石門頌》有云：「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斜，鑿通石門。」意即公元61年，漢明帝劉庄下詔，開通褒斜道並鑿通此道南端的一段隧道。因當時尚無隧道這一稱謂，故稱其為石門。現已察知，此隧道高、寬各四米多，長十六米多，岩質為堅硬的石英岩。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沔水篇》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即謂此。《石門銘》云：「穹隆高閣，有車轔轔。咸夷石道，肆牧其駰。千載絕軌，百輛更新。」如實描繪了石門棧道通車的盛況。漢時一軌之寬1.5米，石門的規模正是通車之佐證。
在我國歷史上，隧道應如何定位，似應予以考究。公元前722年，在鄭國曾有一樁「闕地及泉，隧而相見」的趣事，《左傳·隱公元年》曾記之。其大意是，鄭武公之妻姜氏，有二子。其長子庄公，系睡夢初醒時所生，故名「寤生」，視之不祥而惡之，偏愛次子共叔段。及二子長大，姜氏欲使次子繼承武公之王位，遭武公反對而未遂。長子庄公（寤生）即位後，次子共叔段，在其母庇護與縱容下，於其封地（河南滎陽京縣）擴建城郭，聚積士眾，圖謀不軌。在其形跡畢露之際，庄公率軍一舉滅之。共叔段逃亡他鄉。庄公置其母於城穎（鄭地），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時有穎考叔其人，聞知此情，特攜禮謁見庄公，獻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之策，使母子重逢於地道之中。這裡的地道，系掘土為之，雖有「隧而相見」之功用，但非真正的隧道，顯然與石門不同。
此外，《史記·河渠書》記述，西漢武帝時，有人上書稱：「臨晉（今陝西大荔）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今陝西蒲城縣東南）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么十石。」朝廷以為然，遂發卒萬餘人穿渠。因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這種深居地下的人工井渠，亦稱「坎兒井」，在我國西北與華北皆不乏所見，亦堪為我國古代文明的又一輝煌見證。但就其功用和質態而言，當與石門隧道迥異。
另有古墓中的墓道，《周禮·春官·冢人》亦稱其為「隧」。而鄭玄注曰：「隧，羨道也。」賈公彥疏曰：「隧道上有負土……羨道上無負土。」從考古實踐中得知，在1957至1958年發掘的定陵中，自外牆通向墓室的通道確系隧道。而定陵始建於萬曆十二年（1584），竣工於萬曆十八年（1590）。晚於石門一千五百餘年。
經上述考訂，似可斷言，位於陝西省漢中市境內的褒斜道石門是我國最早的穿山隧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鑿通石門呢？是否為了標榜政績？這是誤會。
《史記·貨殖列傳》云：「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是說蜀地與關中兩個天府之國的豐富物產，通過褒斜道相互交流，彼此互通有無。由於褒斜道南端的七盤山十分險峻，影響了南北經濟交流。為解除其交通瓶頸，乃在七盤山下開鑿石門隧道。這一盛舉，正是褒斜道重要地位之標誌。
現時的隧道作為現代交通的重要設施，遍布全球各方，如英、法之間的英吉利海峽隧道，國內貫通長江、黃河的河底隧道等，其巍然巨制，足以令人嘆為觀止。而古石門隧道距今約兩千年，開現代隧道之先河，當是我國古代文明的又一光輝力證。可惜世人對此並未盡知，盼能引起社會賢達的廣泛關注。
石門水庫外景
石門石刻的肇始
石門舊照
曾有人說，石門開通後，過往的文人、學士，瀏覽褒谷山水，感發於懷，即興為文賦詩，就地勒石，遂有石門石刻。這也是誤會。公元66年鐫刻的《鄐君開通褒斜道石刻》，如實記述開道的起因和過程。而且是當時人記當時之事，隨即在原地刻石為念。記事者、書丹者、刻石者都沒有留下名字。這是最早的石門石刻，從中很難找出某某文人學士的蹤影。公元148年鐫刻的《石門頌》，記東漢順帝時司錄校尉楊孟文疏請復通褒斜道事，撰文者漢中太守王升，與楊孟文同是四川武陽人，楊是前輩。建和二年（148），王升至石門，感念往事，乃為文彰顯楊孟文之功德。書丹者未直接署名，而由款文中推知，當是書佐王戒其人。王戒職位很低，不會被視為「文人、學士」之流。公元155年的《李君表》，公元173年的《楊淮、楊弼表紀》，也未署書、刻者之名。公元509年的《石門銘》，直署王遠書丹，武阿仁鑿字，標誌了歷史的進步。但世稱王遠「並無書名」，意即不是書法家。列入「十三品」中的「袞雪」二字榜書，傳為曹操所寫，其餘諸品皆非名家手筆。可以說石門石刻的書者，都不是書壇名家。歷史上的褒斜道通塞不恆，每有大的修治，皆就地勒石而記之。浩瀚的石門石刻是褒斜道通塞的見證，這才是其肇始與流傳之主因。後世，過往石門的文人、學士，為文、賦詩，只能是其副因。
「十三品」的組合及其形制、部位
石門摩崖石刻整體區域分布示意圖
清代中晚期，隨著碑學的崛起，碑刻或摩崖備受社會關注。唯因其數量過多，良莠混雜，不便觀賞，遂有遴選精品之舉。從百餘種石門石刻中遴選的「十三品」，即為其例。眾所周知的河南洛陽的「龍門二十品」，亦屬此類。由於遴選角度不一，致有不同的組合。清代和民國所稱的「十三品」，有十一品屬共同認定，茲以時代先後為序，將其名稱述後：
漢《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漢《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漢《右扶風丞李君通閣道》摩崖、漢《楊淮、楊弼表紀》摩崖、漢隸「石門」榜書摩崖、漢隸「玉盆」榜書摩崖、漢隸「石虎」榜書摩崖、漢隸「袞雪」榜書摩崖、北魏《石門銘》摩崖、南宋《晏袤釋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南宋《山河堰落成記》摩崖。
另有兩品二者指認不一：
清時所指認者：南宋安丙《游石門題詩》、南宋趙彥吶等《游石門題名》（即《保慶題名》）；
民國時所指認者：曹魏《李苞通閣道題名》、南宋《晏袤釋潘宗伯、韓仲元、李苞通閣道》摩崖。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修建石門水庫時，即將民國時所指認的「十三品」鑿遷至漢中市博物館，經修復後已供公眾觀賞。至於清時指認的南宋安丙《游石門題詩》和南宋趙彥吶等《游石門題名》，今仍湮沒於水庫之中，令人不勝惋惜。
鑒於前後兩種「十三品」雖指認不同，但皆屬石門石刻之列，筆者乃予以歸併，裒為專輯，共十五品。由於「十三品」之稱已習以為常，因此仍延用舊習。現將這十五品的名稱和排列順序述後：
漢《鄐君開通褒斜道石刻》、漢《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漢《右扶風丞李君通閣道》、漢《楊淮、楊弼表紀》、漢隸「石門」榜書、漢隸「玉盆」榜書、漢隸「石虎」榜書、漢隸「袞雪」榜書、曹魏《李苞通閣道題名》、北魏《石門銘》、南宋《晏袤釋潘宗伯、韓仲元、李苞通閣道》、南宋《晏袤釋鄐君開通褒斜道》、南宋《山河堰落成記》、南宋趙彥吶等《游石門題名》、南宋安丙《游石門題詩》。
石門隧道兩側摩崖石刻分布情況手繪圖
上述十五品，都鐫於自然的崖面上，與山石混為一體。它們的大小、形狀皆無定例。大者如《山河堰落成記》，通高226厘米，上沿寬510厘米，下沿寬506厘米，略呈長方形，當中鼓出，兩邊後縮為圓弧狀。小者如《李苞通閣道題名》，其殘高36厘米，上下寬各24厘米。此雖系殘刻，下半段因崖壁崩塌而缺損，但由缺字估計，所缺部分與上半段大小相當，上下合起來，通高約為70厘米。鐫於公元66年的《鄐君開通褒斜道石刻》，右面狹窄，左面寬闊，略呈不規則的四邊形，上沿平直，長272厘米，下沿傾斜，右高左低，斜長280厘米。其首行僅8字，末尾幾行至11字。通高142厘米。鐫於公元148年的《石門頌》，呈豎立之長方形，正文22行，行30—31字，排列規整，通高261厘米，寬205厘米。上有題額，文2行10字。鐫於公元173年的《楊淮、楊弼表紀》，呈狹窄狀的豎立長方形，刻字的排列上疏下密，首、足前傾，腹部後縮如弓形。鐫於公元155年的《李苞通閣道題名》，呈四邊形，甚小。鐫於公元509年的《石門銘》摩崖，亦呈四邊形，唯題額「石門銘」三字在右側，與《石門頌》的題額在上者有別。「石門」「石虎」同為豎列的漢隸大字。「袞雪」系橫列的漢隸大字。「玉盆」有二，橫列的為漢人鐫刻的漢隸大字，豎列的系宋人所仿刻。南宋晏袤的《鄐君開通褒斜道釋文》及《山河堰落成記》兩方摩崖，崖面經過琢磨，四周有邊飾。在石門內外的其他宋代摩崖甚多，但皆無此裝飾。這可能因晏袤是南鄭縣令之故，不能據此判定凡宋代摩崖都有邊飾（前人曾有此說）。晏袤性嗜好古，且工書法，他作為地方官至褒谷山崖間撰文勒石，其精心製作，竟為石門摩崖之冠。這是一般遊客的題名、題記所望塵莫及的。南宋安丙《游石門題詩》和南宋趙彥吶等《游石門題名》，皆無邊飾，呈豎高形。
關於十三品的部位，亦依序述後：
《鄐君開通褒斜道石刻》，在石門南250米處褒河西岸的山崖間，在其下方50厘米處，即為南鄭縣令晏袤所撰寫的釋文。
《石門頌》位於石門西壁中部，距石門南口五米多，其南側半米許為《楊淮、楊弼表紀》摩崖。
《石門銘》在石門東壁中部偏北，約在《石門頌》的斜對面。
「石門」漢隸大字摩崖在石門北口西壁，其南側緊接漢《李苞通閣道題名》。
北魏《石門銘》在石門東壁，距北口兩米許。在《石門銘》下方，有北魏《賈三德題記》，亦稱《石門銘小記》。
「玉盆」漢隸大字，鐫於石門南側1500米處的河中巨石上，靠近褒河東岸。「袞雪」漢隸大字，鐫於石門東南河中巨石上。距石門約25米。
《李苞通閣道題名》，位於石門北口上方東側之山崖間。
《山河堰落成記》鐫於石門南的山崖上，其下距谷底3米，上距漢魏古棧道壁孔約二百二十厘米，其東北角上方兩米許，即晏袤《潘宗伯、韓仲元、李苞通閣道釋文》。
「石虎」漢隸大字，鐫於石門對面稍南褒河東岸的石虎峰下。
南宋寶慶趙彥吶等《游石門題名》，在石門東壁。
南宋安丙《游石門題詩》，在石門南的崖壁間。
楊淮、楊弼表紀摩崖原石局部，漢中博物館藏
「十三品」拓片揀選嘗試
漢中博物館外景
任何拓本的選擇，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比較齊全，前後連貫，以保全其文獻價值。精者，指字跡清楚、腴潤，以顯現其藝術造詣。「十三品」更不例外，從20世紀80年代起，筆者為選其精拓，輾轉耗去數年之歲月，終無一中意者。1979年3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石門頌》原大影印本，據稱是「明代拓本，拓工精良，雖略有填墨，無損精神面目」。而一經過目，亦不盡然。至後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門頌》的縮印本，雖字數較全，但筆畫纖細，有傷神韻。一九八二年四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門銘》原大影印本，經與原刻校對，竟有多處缺漏。這個意外的發現，引起了我對原刻的注意。原刻作為摩崖石刻，表面凹凸不平，有些字恰在凹下的部位，拓印時不易著墨。又因原刻分布於褒谷中的山野之間，山風呼嘯，空氣潮濕，這種自然環境對拓印極為不利；加之，多數拓工以拓印為業，但求謀生，而忽視質量的現象也時有發生。過去傳世拓本的缺字，就是在這多種原因的影響下造成的。好在「十三品」的原刻，迄今健在，雖經搬遷，而其面目完好。遂請漢中著名拓工張忠發先生親手拓印，不求速效，但求質量。
現將他拓印的《石門頌》《石門銘》拓片，與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石門頌》《石門銘》相互對照，以窺其各自之優劣。為了敘述方便起見，姑稱上海書畫出版社的為舊本，新拓的為新本。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拓片局部，漢中博物館提供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原石局部，漢中博物館藏
先說《石門頌》：
題額「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十字中，「司」字下半段「口」部右側的豎筆，舊本不可見，新本尚隱存。「校」字的「木」旁，舊本泐甚，新本清晰；「交」旁的右下捺，舊本也沒有新本清楚。正文：「惟」字豎心旁的垂筆上部，舊本被填墨掩蓋，新本則保持原刻真面。「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八字，舊本「澤」字僅存上半部，「注」字僅存下半部，「川澤」之後「股躬澤有所」五字均缺，而新本不僅不缺字，任何拓本的選擇，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而且每字都很豐潤。「春宣聖恩」，「恩」字舊本泐甚，竟無從得識，新本雖泐而可識。「咸曉地理」，「地」字右下部舊本全泐，新本尚存。「王府君閔穀道危難」，「危」字舊本泐甚，幾不成字，新本泐而隱存。「或解高格」，「高」字下部的「口」部，舊本無所見，新本尚健在。「守安陽長」，「長」右下捺，舊本全泐，新本隱存。
上述舊本之瑕疵，只能歸結為拓本之拙劣，非原刻毀敗之故。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碑額拓片，漢中博物提供
在舊本中另有「高祖受命」的「命」字和「世世嘆誦」的「誦」字的下垂筆都被截斷了。致使有傷筆意。「以漢詆（右旁應為「氏」）焉」和「焉可具言」兩個「焉」字，前後寫法不同，而舊本將前一「焉」字右下方向右彎轉的弧形筆畫，人為地肢解了，從而混淆了這兩個「焉」字的區別。「垓鬲尤艱」的「尤」字右下筆末尾的挑筆，舊拓本也予截斷。「謀合朝情」，「情」字的左偏旁舊本為「米」。凡此，不會是拓工之過，很可能是拓片編製過程中加工者臆斷所致。至於何以有此臆斷，則是很值得考究的。
舊本也有優點，如「履尾心寒」，「心」字下橫彎筆末尾的挑筆比新本清楚。「焉可具言」，「具言」二字，新本石花較重，不如舊本乾淨。「至建和二年」，「至」字下橫筆，新舊本皆泐，新本尤甚。「魏整字產伯」，「整」字舊本好於新本。此外，舊本的筆畫尚能充分表達原刻的意態，不失為臨摹學習之佳品。這些，皆可視為石刻在早前歲月中的真跡，當是十分可貴的。舊本之早，似無可諱言。遺憾的是，這樣一個早期的拓本，由於人為的失誤，致有上述弊病，誠可誡也。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原石局部，漢中博物館藏
再說《石門銘》：
舊本首行「此門蓋永平中所穿」的「此」字猶存，是甚為難得的「此」字本。「此」字毀於清初，至後所拓者，皆無「此」字。然亦有作偽者，以《石門銘》中「導此中國」的另一「此」字補之。今審視舊本中先後二「此」字，前後寫法有別，可知皆為真跡無疑。新本無「此」字，這是無可補救的。
正文中「廻車已南」，「南」字新本泐甚，舊本尚存。「以紀鴻塵」，「以紀」二字，舊本也比新本好。
舊本所不足者如後：
「以天險難升」舊本缺一「以」字，新本「以」字泐而尚存。「領徒一萬人」，舊本缺「萬人」二字，新本泐而可識。落款中「卅日戊申」，「戊申」二字，舊本沒有新本清楚。《賈三德題記》：「本西壁文後漢永平中開石門……」這一段文字，新本非常清晰，舊本十分模糊，且缺少「文後漢」三字，須知這三字原刻迄今健在。舊本又多出宋人題名一段：「曹彰、李稟紹定己丑熟食日識。」紹定者，南宋理宗趙昀之年號，己丑系紹定二年（1229），此段題名，本與《石門銘》無干，不知何以被收入《石門銘》拓本之內？
還有一個問題，即舊本後面的釋文，出現了幾個錯字：如「戎夷遞作」，「戎」釋作「屯」，令人費解。此字本系「戎」字。《說文》：「戎，從戈甲。」屬會意字，寫法比較怪異，但無論如何不會是「屯」字。「磵閣堙褫」，「堙」字很清楚，取其堙沒之意，而被誤釋為「煙」字。「自廻車至谷口」，「谷」字被誤釋為「洛」字。「漢德是強」，「漢」字被誤釋為「憑」字。「水眺悠皛」，「皛」字被誤釋為「晶」字。另有「領徒一萬」的「萬」字，「填磎棧壑」的「壑」字，「永懷古烈」的「古」字，舊本中皆隱隱可見，釋文中卻以□示缺。凡此，皆有損拓本的文獻價值，也給臨摹帶來了困難，因此有必要予以釐正。
通過上述比較，可知新舊拓本各有所長，舊本因拓制較早，石刻面貌自應比後來的好；但限於當時的條件及操作的粗糙，接連出現了一些人為的失誤，以致使拓本遭到不應有的損害。新本拓制較晚，若因石刻原貌受損，則是無可挽救的缺陷；若因人為的失誤，則可在精細的操作中予以彌補。事實說明，後者的潛力是很大的。新本《石門頌》和《石門銘》能夠優於舊本，當為明證。
石門銘摩崖拓片局部，漢中博物提供
石門銘摩崖原石，漢中博物館藏
石門銘摩崖手繪圖
石門銘摩崖原石局部，漢中博物館藏
「十三品」字形、字意考辨舉要
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原石局部，漢中博物館藏
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漢中博物館提供
十三品中，為時最早的《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是在許慎《說文解字》以前鐫刻的。次如《石門頌》《李君表》《楊淮、楊弼表紀》等摩崖，雖鐫於許慎《說文解字》之後，但因地域的限制，其中的一些冷僻字亦為《說文解字》所未載。因此說，十三品中有相當一部分刻字，並非約定俗成而又規範化的文字。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的特色，也反映了書者個人的習慣。對這部分刻字，歷代識者頗多，注家蜂擁。其中確有見地者，如宋代歐、趙、洪諸家，清代的王昶和馮氏二兄弟等，都做出了不朽的貢獻。這是石門石刻研究中所不能忽視的。
十三品中，最為諸家賞識的莫過於《石門頌》，現以此為例，簡要介紹一下前賢的著錄：
歐陽修《集古錄》云：
古漢司隸校尉楊厥碑，用字簡省，復多舛謬，惟以巛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詆（右旁為「氏」）字未詳。
按：「」見於《石門頌》正文首行「靈定位」之句，原字是「」而非「巛」。「余」亦見於《石門頌》首行「余谷之川」之句。余即褒斜之斜。歐陽修說「漢人皆爾」，說明這兩字在漢時已通用。《郙閣頌》摩崖有「兌之間」即可為例。趙明誠《金石錄》云：
余嘗讀《後漢書·鄧騭傳》有雲，「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章懷太子注以謂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則讀為元二……又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樑斷絕』，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
按：「元二」見於《石門頌》正文五行「中遭元二」之句，緊接此句者為「西夷虐殘」，趙氏錄文中將「夷」誤作「戎」。洪适《隸釋》云：
碑雲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晚出楊淮碑雲，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為語助……趙氏雲，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理。予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碑》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雲「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章帝記》所書，建初三年以後，靈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雲，永初元年，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詔騭將羽林軍五校士擊之，冬，征騭班師，迎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盜賊群起，四夷侵畔。騭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還侍養。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為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饑荒，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夷虐殘，橋樑斷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碑碣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平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
按：洪氏對《水經》、歐、趙關於「厥」字之誤和章懷太子李賢關於「元二」即「元元」之誤，辯之甚明。唯洪氏引王充《論衡》所云：「四年（章帝初建），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而《後漢書·章帝記》謂「是歲（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又謂五年，「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於泉陵。」其間略有小異。但《論衡》所稱「元二之間」在章帝建初元年二年，仍應肯定。至於《後漢書·鄧騭傳》所云：「元二之災」正是《石門頌》中的「中遭元二」。洪氏備述《石門頌》中由兩字重疊而成的詞，如正文十行「蒸蒸艾寧」，十二行「君德明明」，十三行「無偏蕩蕩」，十七行「世世嘆誦」，十八行「勤勤竭誠」，這五處重字，原刻均以小二代之，此小二書作「」，均書於上一字的右下側，而「元二」之「二」為大二字，與此迥然不同。洪氏對此的辨別，確有其獨到的眼力。
由於《石門頌》摩崖日漸殘損，傳世拓本又常因拓工低劣而失真，歷代識者僅以拓本為據，難免會有失誤，因而在諸家著錄中常有歧見，甚至有舛誤和疏漏。
如《石門頌》正文二行「益域為充」的「充」字，洪适釋為「沖」字。後世附和者甚多，筆者亦曾持此論。久經思慮，沖字於文意有悖。原文是「斜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意即褒斜道向南發展，使各方商旅由此道通往益州，從而使益州為之充牣殷富。這個「充」字，即充牣之充，而非要衝之沖。《石門銘》中有「充牣川內，四民富實」之句，可為佐證。充與沖，形、意各別，從無通假之處，二者無由混淆，乃重予正之。
再如正文一行「川澤股躬」，「股躬」二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釋作「股肱」；《褒谷古籍輯略》釋作「服躬」，皆非。原文是「坤靈定位，川澤股躬。」股者，肢也；躬者，體也。意即主管大地的神靈，安排山河的位置，使山川如同人的軀體和四肢。此系股躬之妙用，似不宜作他解。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原石局部，漢中博物館藏
「十三品」書法小議
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漢中博物館提供
平心而論，「十三品」作為摩崖，其主要功能在於記事述史，其文獻價值是第一位的。然而，從書法角度看，今人給以很高的評價。稱其為「書法寶庫」；日本著名書家種穀善舟先生題刻稱「石門石刻，日本之師」。「十三品」中的《石門頌》和《石門銘》，有幸被列入學界公認的書法經典。這一切，自非偶然。蓋其書者，雖不是名聲顯赫的書法家，而他們的字，本來有深厚的功力，卻長時默默無聞，這叫實至名不歸；近現代以來，他們的的字被書壇推崇備至，才得以實至名歸。他們在普通勞動中，創造了並不普通的業績。這是最令人稱道的。
近世，對「十三品」書法品評多不勝舉，其中引起共鳴者，莫過於隸草之論。而愚以為，此論或有可商榷之餘地，特就此奉懇，以侍明教。
考「隸草」之稱，肇自東漢趙壹《非草書》一文，該文云：
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
這裡的隸草，系指章草而言。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亦有「隸草」之語，其文曰：
《楊孟文碑》（指《石門頌》）勁挺有姿，與《開通褒斜道》疏密不齊，皆具深趣。碑中年（實為命，康氏誤）字升字誦字，垂筆甚長，與《李孟初碑》年字同法……隸中之草也。
其後，附和者甚多，或被視為圭臬。其實，未必然也。
試想《石門頌》全文六百餘字，何以只將「命」「升」「誦」三字的垂筆拉得很長？可能是因此三字在書者心目中有一種極為神聖的特定含義。「高祖受命」，象徵著天意。《尚書·詔告》：「惟王受命」，孔氏傳曰：「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向惟王受之」。所謂「高祖受命」，即指漢高祖劉邦受命於天，或者秉承天意，與下句「興於漢中」相銜接，言發跡於漢中而定天下。這個「命」字自然關係重大。書者預先將命字安排到石理剝裂處，書寫時將其垂筆拉長至二格許，恰填其空。這一垂筆不僅破格的長，而且筆力十分厚重，意味著強大的漢王朝久遠不息也。以此理推之，「世世嘆誦」的「誦」，其垂筆之長，預示後輩對前輩楊孟文其人（漢順帝時的司隸校尉）的功德長誦不已也。而「王升」的「升」字，其垂筆之長，既表露書者對頂頭上司漢中太守王升的崇敬，又隱寓太守官位的升遷。值得注意的是，在《石門頌》後文中，另有「趙誦字公梁」之「誦」，這一「誦」字的垂筆卻未見拉長，可證前一「誦」字的垂筆之長，並非隨意而為。總之，「命」「升」「誦」三字垂筆之長，原系書者以形寓義、隨事喻旨之情在筆下的流露，當屬書外之因。正如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所云「命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寸者，蓋指此《頌》也。然此處特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隸法也。」翁氏之言，甚為中肯。其「非可以律隸法」之說，尤有深意。
僅舉此例，意在說明書寫中的書外之因，對此不能不察。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原石，漢中博物館藏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摩崖手繪圖
就《石門頌》的整體而言，其隸草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石門頌》鐫於石門隧道西壁，其表面並不像一般石碑那樣光平，好在書者很善於因地制宜地施展技法，使其通篇疏密相間，且字形大小參差不齊，有別開生面的野逸之趣，比之流行漢碑，未免有某種草意。所以，在科舉制度盛行之時，士人並不鍾情於《石門頌》。近世，它備受書壇青睞，以其固有魅力使然。
其二，《石門頌》本屬摩崖，而又與常見的摩崖不同。一般常見的摩崖，分布於崖壁之間，書丹者上下左右尚無限制。而《石門頌》位於隧道之內，由於隧道內壁呈拱形，使其表面有弧狀，特別是「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十字之題額，恰在上方的部位，弧狀尤甚，其字徑雖比正文大了許多。而筆畫反比正文纖細。可以想見，書者在書丹時，因受隧道頂部的限制，必然身體後仰，儘力揚臂向上，毫端所及，自然非同尋常。此題額十字之纖細，雖無傷大雅，但這一反常之勢態，豈非又呈現出某種草意？
其三，《石門頌》中，有些字的運筆就有行書意味，如「途路澀難」之「路」字，「故司隸校尉」之「故」字，「魏整字伯玉」之「整」字，此三字右偏旁的「攵」，皆系今之行書；又如「綏億衙疆」之「衙」字中間上部的「五」，「政與乾通」之「乾」，皆有行書意態。可以說以行書的部分筆畫入隸，《石門頌》堪為嚆矢。
平心而論，《石門頌》的魅力，並不限於其隸草特色。在此不妨舉例如後：
例一，《石門頌》中同一字時常兩次或多次出現，而書者以其嫻熟之技法使其容貌各別。如9個「君」字、6個「道」字、8個「字」字、5個「安」字、4個「漢」字等等相同之字，在用筆和結體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差別。儘管相同之字達5字、6字、7字、8字、9字之多，也絕無例外。而且，同一部首的多字，寫法和意趣各別；8個「字」字和兩個「守」字的10個「宀」部，其兩側的下垂筆長短各異，且各具篆意，上面的點，或正、欹、直、彎、斷、連，其間總有一些細微的差別，沒有絕對相同的點。此乃功力使然，毫無半點虛假。大凡著名的漢碑，皆不乏重字異寫之先例，但比之《石門頌》卻有遜色。
例二，《石門頌》中的主橫筆最具風采，如「章」「卓」「安」「上」「其」「有」「者」「毒」「晏」「而」「平」「升」十二字（實際還很多）。不難看出其橫筆的奧妙。同是落筆的上挑，而相互有別，同為橫筆的波勢，而各呈其姿。善隸者，常稱這一橫筆為主筆，多刻意著力於此，致使其模式化，難免入俗。似《石門頌》這般意態相宜又脫塵出俗，卻實屬難得。
例三，《石門頌》中的多數字，結體寬博，點畫勻稱、豐潤，筆力遒勁，意到筆到，顯得黑白分明，天清氣朗。另有少數字，字形較小，而字勢毫不遜色。如「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褒中……」等字，此屬《石門頌》正文之後敘說承辦者職銜、姓名的一段文字，因承辦者系太守下屬人員，故比正文低二格，且字形亦略小。漢《西狹頌》摩崖正文後的《題名》，也作如上之處理，此乃時俗使然。
例四，《石門頌》中雖不乏筆畫稠密的繁體字，但就多數字而言，似有力求簡約之趨勢，如「蔭」「德」「寧」「繼」「毒」等12字。從中不難窺見漢人去繁就簡的風尚。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漢刻中，亦有類似情況出現。如《西狹頌》摩崖，也有許多簡筆字。這些簡筆字，肯定是時之流行字，書者基於達意之宗旨，不假思索，信手而書。筆畫雖簡省，但無空疏之感，仍不失中和之美。
上述諸例歸結起來，似可說明，《石門頌》這方摩崖，無論在用筆、結體、章法乃至用字等等方面，都是富於變化的，而這種變化全憑書者才情技藝的瞬間表露，就像藝術家、文學家、詩人的靈感那樣，是難能可貴的。無怪乎清人王昶《金石萃編》稱：「是刻（指《石門頌》）書體勁挺有姿……推為漢人傑作。」楊守敬《評碑記》云：「其行筆真如野鶴閑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張祖翼跋曰：「三百年來習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類似評說甚多，或有過譽之辭，而《石門頌》的魅力，卻是諸家認同的。
「十三品」的書法包羅甚寬，在有限的短文中，似難一一備述。以上所論及者，只不過是其冰山一角。僅此也有待書壇賢達審示。（作者系漢中博物館原館長）
漢中博物館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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